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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152 | 1 刑法修改引关注 专家称药家鑫案可能不核准死刑
文章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于 2011-05-16 15:57:33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5/news-gb2312-1364576.
贪污贿赂罪 废除死刑是迟早的事
“无期徒刑”这一看上去非常严厉的刑罚实际上没有严格的刑期限制，随意性很大
2010年8月底，出租车司机蒋某与乘客赵姓女子因行驶线路等事由发生矛盾，遂用
螺丝刀戳刺、扼颈等手段将其杀害并抛尸。2011年5月4日，上海一中院法庭判处蒋某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对其限制减刑。
这是自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施行之后，首例对被判处死缓的被告人处以
限制减刑的案件。
此次修正案规定，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和
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
对其限制减刑，限制减刑后的服刑最短年限达到27年以上。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者阮齐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死缓等限制
减刑是为了控制死刑数量，减少死刑。以药家鑫案为例，最高院也有可能不核准死刑，
改为死缓限制减刑，“但绝不会便宜他，最起码要服刑27年以上。这符合刑法修正案(
八)的规定，以延长刑期为替代，达到减少死刑适用的目的。”
引人关注的是，贪污受贿罪未被纳入此次修正案限制减刑的范围。业内人士指出，
因贪腐等原因落马的官员服刑之后，往往进入信息不透明阶段，而当下的减刑制度尚存
随意性的空间，难免引发社会担忧。
免死之后“牢底坐穿”
刑法修正案(八)一次性取消了13种非暴力经济性犯罪的死刑，这是刑法实施32年来
首次废除死刑罪名。此次立法机构废除死刑的“试水”行为获学界一致赞同，被认为标
志着人权观念由生存权向生命权的转变。
近年来，慎杀、少杀渐成我国司法机关的主导理念。这几年最高法院对死刑控制得
很严格，尤其是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后，基本控制在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
罪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此次刑
法修改，并非简单减少死刑，而是注意了替代平衡，“削减死刑罪名和限制减刑是同时
并进的，这是为了缓解‘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现象，更好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两者都是此次刑法修正的重要内容。”
按照之前《刑法》的减刑规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
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减
为 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后可依照刑法规定继续获得减刑。在这种减刑模式
下，死缓罪犯最快能在12年左右出狱。其中关键在于，“无期徒刑”这一看上去非常严
厉的刑罚实际上没有严格的刑期限制，随意性很大。
生刑偏轻导致减刑假释人员在社会上重新犯罪的事例屡次出现。今年4月13日，山
东泰安开枪袭警案主犯刘建军被判处死刑，而这并非他第一次身负命案。早在1983年他
就曾开枪杀人被判无期，但不到5年就出狱了。
如今，依据刑法修正案(八)“缓期执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不能少于
25年，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不能少于20年”的规定，刘建军即使未被判死刑
，也要“牢底坐穿”，接近国外的终身监禁。
虽然限制减刑年限规定被高度评价，但具体细则尚待明确。“法院对于死缓罪犯是
否限制减刑有自由裁量权，这就给法官在权力寻租上提供了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刑事
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戴玉忠公开建议，应在“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处设定条件
，“但此次修正案里没有这样提”。
使老百姓感到不杀贪官也能体现公平
5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3318万余
元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宗衡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网民热议，对于许宗衡这样的贪官，不杀也至少应限制其减刑。但针对贪腐官员限
制减刑的呼声在此次刑法修改中未得到体现。
针对职务犯罪的减刑问题，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审议现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牟新生曾建议“司法部门要严格执行刑法关于减刑的规定，不要变通”。在他看来，
对于职务犯罪的减刑问题社会反响一直很大，“有些犯贪污贿赂罪的判了死缓，几年之
内就减为有期徒刑。”
《刑法》383条规定“对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可判处死刑”。事实上
，很多官员涉案金额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也很少被判处死刑，死缓判决成为突
出现象，原因多是考虑其认罪态度、赃款追缴等，以及严控死刑的要求。
新华社在2009年末曾经披露，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
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判死缓的占11%，无期徒刑者占8%，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占
21%，有期徒刑10年及10年以下者占15%。
一旦贪腐金额巨大的官员免于死刑立即执行，其在服刑期间的减刑、假释、保外就
医等情形一般不对公众公开，极易滋生外界对其“免死—减刑—假释”路线图的猜测。
“过几年就可以到国外安度晚年了”，即是许多人对于贪官被判死缓后的反应。
据官方报道，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
则达到70%，远远高出平均值。
此种背景下，官员腐败未被纳入死缓限制减刑的范围未免让外界有些失望。
修正案审议期间的另一热点是贪污受贿要不要取消死刑的问题。戴玉忠在一次讲座
中透露，一位长期做政法工作、很有影响的人大常委曾就“贪污受贿犯罪取消死刑”的
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但还是没有列入此次修正案。”此外，关于贪污贿赂罪死刑的法
定数额标准虽然讨论热烈，最终亦未在修正案中涉及。
对此，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该领域废除死
刑是迟早的事，但要同时落实刑期，“要有替代性的做法，使老百姓感到不杀贪官也能
体现公平。”
此次刑法修改后，与贪污受贿等非暴力犯罪领域有关联的是，规定将无期徒刑减刑
后的实际执行最低刑期由原来的10年延长为13年。“判处死缓的贪官或其他非暴力犯罪
人，比照无期徒刑的减刑限制，其刑期至少将延长3年。”赵秉志对《瞭望东方周刊》
说。
多方监督才能缓解不信任
4月14日，广东高院公布规定，内容包括罪犯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减刑、假
释案件，一般应开庭审理；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
罪分子进行减刑、假释，原则上也要进行开庭审理或组织公开听证。
“听证公开的主旨是要消除开庭与不开庭之间的灰色地带。”广东省高院新闻发言
人戴佛明曾对媒体介绍，书面审理的，应当在羁押场所公示拟减刑、假释人员名单，接
受羁押场所干警和其他在押罪犯监督。
从今年开始，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这种方式也陆续在广西、河南等省区逐步推
广。
对此，著名法学家陈光中表示支持，“目前的减刑制度是由监狱根据服刑人员表现
考核申报，法院依据呈报材料书面审批。该方式不能有效规避减刑随意性的发生，而广
东等省的做法算是一种尝试。尤其是针对职务犯罪，其示范效应会更明显”。
陈光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何使检察院的监督职能实质化，亦是迫切的问题。
“法律规定，检察院事中事后都可介入，而事实是，法院往往选择内部审查，没有
听证程序。法院核准减刑前应搞个听证，但这样效率就低了，最好有硬性规定，监狱报
到法院申请减刑假释之前，一定要先听取驻所检察官意见。”陈光中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奋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减刑程序进行诉讼化
改造会更有效，让检方、被害人或其家属、罪犯、社区代表等都参与进来，才能有效缓
解被害方乃至社会公众对减刑结果的不信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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