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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65 | 1 石贝：当钢琴遇上革命 時間：2014-01-10 05:50 我从小就跟着哥哥姐姐学习钢琴，到
文革中的一天钢琴突然没有了。没想到江青居然玩起革命钢琴来，我们凭着一台东方红
钢琴，尽情抒发心中的积怨，那是一段难忘的青春记忆。
钢琴，对於今天的中国人来讲，已是一种地位的象徵，一种奢侈生活的标志，是可以炫
耀的东西。这恐怕是最早将这种乐器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洋人，所不曾想到的。
上个世纪民国初期，钢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开始进入中国，最早是在广东福建沿海一
带，后来进入内陆，尤其以上海当年的繁华，接受这种西洋玩意，完全不成问题.特别
是二战之后，大批犹太音乐家及钢琴老师，因希特勒的残酷迫害而逃难到上海（也有逃
到哈尔滨的），成为有史以来最多的外籍音乐教师进驻中国的时期。
中国当年中上流社会有传统派和西化派之分，传统派不必多解释，西化派则是以曾留过
学，或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资本家）为主，让自己家的孩子学钢琴的
就是这些比较富裕的西化家庭。
革命突然革走了我们家的钢琴
我的父母及一些亲戚当年都是医生，他们的子女自幼几乎都学过钢琴，我姐的钢琴启蒙
老师就是一个白俄犹太人，父母更在上海购置了钢琴，钢琴的牌子名“谋得利”（
MOUTRIE），现在已不再生产.这座立式钢琴的琴身表面油漆得非常别緻，由深棕及浅棕
色绘成如猎狗卷毛似的图案，十分罕见。后来，我家五十年代初举家从上海迁居北京，
这部谋得利钢琴也随着我家搬到了北京。
我六岁开始学琴，当时学琴并非主流，只是家里的兄姐都学琴，我也就跟班学开了，启
蒙老师是父亲的一个病人，她是北京一文工团团员；很快又换了老师，是一中学音乐老
师，叫黄薏兰，我每个星期天到她家里上课.那时候也没有学费一说，学琴的人也很少
，上小学时，同学中习琴者只有两名，母亲每至节日嘱我带些礼物送给老师即可。我可
能有点小聪明，黄老师教我的曲子不费力便很快会弹了，小小年纪就沉溺在那悠扬的曲
调与和弦之中。
到了文革前的那几年，风声鹤唳，凡是西洋音乐都被视为靡靡之音，也就是“资产阶级
糟粕”。我在学校接受所谓革命教育，意气风发地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可是回到家，在
钢琴上弹起那些柔美动听的曲子，仍然令我神驰，不能自己，那种与社会不协调的心理
，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北京市所有私房都必须上交，我们住的院子是父母买下的，自然
也要上交。好了，等上交完毕，房管局就来行使权力，说我和母亲只两口人（父亲在外
劳改，兄姐上大学迁出），不能住整个院子，结果只给了我们两间房。除了床和柜子这
类实用的家具留下，其他如钢琴、沙发、八仙桌等全部要搬走处理掉。有天放学回来，
发现家里如缩了水一样，大部分家具包括钢琴都没有了，那时还没轮到正式抄我们家（
六八年抄家），家已经溃散了。
买“东方红”牌的钢琴不怕抄家
琴没有了，剩下的琴谱我却不舍得扔，那绝大部分是我的三伯父从香港陆陆续续寄来的
，我将扉页上三伯父写下的赠与字迹撕掉，生恐被人看到会说我们还跟香港有联系（当
年香港在中共眼中与敌佔区同义），至今我还保留着好几本扉页撕掉一角的琴谱呢。
几年之后，我跟小伙伴有天出去玩，听说鼓楼大殿里保存了好多抄家物资，我们骑车跑
过去看，大殿的窗台很高，我们想办法垫砖头爬上去，透过窗棱往里看，果真里面装满
了抄家破四旧的“战利品”，有明清家具、瓷器、电风扇（那时也算奢侈品）、丝绸被
褥及各种布料等，也有约莫十几架钢琴，我一下子便看到了我家那架别緻的钢琴，那感
觉就像重遇情人一般。谁敢把东方红抄走
一九七三年，房管局第一次落实政策，退还了两间房给我们，加上本来的两间，我们的
住处稍微宽松了一点.那时，母亲文革中被扣押的工资也陆续发还，我就央求母亲再买
架琴，母亲初时不同意，怕惹麻烦，我说我已经看好了，那是架国产琴，牌子就叫东方
红，谁敢把东方红抄走？於是这部东北营口出产的东方红钢琴，凭着它响遍全国的政治
品牌，走进了我家。
这部东方红琴虽是新琴，但质量极差，琴键硬得很难弹下去，声音更差，连音准都调不
上去，我唯有硬着头皮，权且将它当作练习跑步绑在腿上的沙袋，每天只练音阶，弹车
尔尼练习曲，当作练基本功。两年后，周围街坊邻居似乎没有人投诉，於是大着胆子又
换了部星海钢琴，比起东方红琴质量要好得多，冼星海乃中共认可的革命音乐家，星海
琴也应该算作革命琴了吧。
当年的我，因父亲右派被视为黑五类子女，为了躲避上山下乡，曾想办法考取了西北偏
远地区的文工团，却因出身问题被拒，用一句广东话形容最为贴切-——头头碰着黑，
我那时属於社会地位最低的那一批人，完全看不到前途（除了下乡务农），心中的苦闷
真是难以言喻。
藉钢琴发泄心中郁闷与积愤
当时有个男友，处境与我相同，他说社会排斥我们，不给我们上大学机会，但我们的时
间是自己的，二十几岁正是学习的最好年龄段，我们不能随波逐流地浪费掉。於是我以
家为课堂，钢琴和英语是我的主修，并先后找到黄媚莹（音乐学院钢琴老师）和杜鸣心
（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配乐的作曲家）作我的钢琴老师，每周上课一次，英语则另
有老师；男友则主修高等数学和高等代数及英语，我们选择的“主修”都是不必借助学
校实验室的，英语只要循序渐进坚持学习即可，钢琴只要每日勤练即可，数学则只要笔
和纸即可。
当时我已在一工厂打工，不过常泡病假以换取时间练琴和念英文，只是依然看不到前途
，但我藉着练琴却学会了如何抒发郁闷。肖邦华丽的旋律和贝多芬激情的乐段令我彷彿
置身另个时代，所有革命带来的侮辱、欺凌和不公都暂时离我远去，现在推崇的音乐治
疗，我三十多年前已早有体会。
颇受江青重视的殷承宗（文革时改名为殷诚忠），是当年的钢琴王子，他将革命样板戏
红灯记片段，改写成钢琴伴唱红灯记。我找到琴谱，里面有一段是李铁梅的唱段——打
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唱词充满仇恨，我一边弹一边将自己的感情“反向带入”：“十
七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我就想父母之恩），“今日起志高眼发亮，讨血债，要血偿
，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这词儿简直就是我心里的话）；另一唱段——仇恨入心要
发芽，更是令我代入，“提起敌寇心肺炸”（我改成提起老毛心肺炸），“强忍仇恨咬
碎牙”（正是我的写照）。
抚今追昔，苦甜参半的青春记忆
那时，北京政治空气浓厚，各种批判会无日无之，我只能做沉默羔羊，回家后便藉琴发
挥，狠命地敲击琴键，以抒发心头之郁闷，有一天用力过猛，竟然将钢琴里的琴弦弹断
，“砰”的一声闷响吓了我一跳。钢琴之於我，竟然还有如此功用，对於如今成千上万
的习琴者，恐怕难以想像有这样愤怒的青春。
后来我移居香港，一九九○年殷承宗访港演出，我去访问他，居然有机会请他在钢琴伴
唱红灯记的琴谱上签名。当然，殷承宗也是被江青利用，是文革的受害者，不过，他一
定料不到当年有我这样一名黑五类，藉钢琴、藉他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泄愤。
回顾钢琴从上个世纪被传教士带到中国的百年沧桑，初为西化家庭文明教养的一部分，
然后被共产党视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进而又被毛妻江青挖掘，变成革命宣传利器。
浩劫过后，改革开放开始，先后富起来的人们衣食足了以后，纷纷在家里购置钢琴，会
弹不会弹不是问题，家里有架钢琴便是体面富足的象徵，钢琴居然成了国人心目中矜贵
的家具，令欧美家庭自叹弗如。
以至於令子女习琴者，趋之若鹜，成为一种潮流，远远超过其他乐器在社会家庭中的普
及。此种被称为中产阶级现象的时尚，延烧至今。
令我想不到的是，移居香港后，教琴也成为我糊口手段之一，有朋友恭维我有先见之明
，其实与先见全无关系，实在是因郁闷、苦无出路而以钢琴作发泄，谁知歪打正着，不
仅可以教琴为职，更在老之将至的现在，自娱自乐之外，还可到老人院作义工献奏，娱
人娱己。不过想起我跟钢琴的这段“孽缘”，心中依然苦甜参半。
（二○一三年十一月温哥华）
石贝，《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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