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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hx.cnd.org/?p=102818
罗韬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们只能上上弹章而已。“四人帮”在所谓反修防
修的大背景下，坐上了“言官”的地位，口衔天宪，言语杀人，积仇聚怨。他们的威权
大于古代的言官，其实又与古代的言官一样浅根弱植，权力根基并不牢靠，所以他们的
下场一定惨于历代的言官。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住入305医院，并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同月中旬，毛
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出现明显问题，中央为他专门成立了医疗组。毛周二人的生命都已进
入最后阶段，可以说，以这一个月为界，中共最高领导正式进入“最后过渡期”。
也正是在1974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一方面发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一方面加快
落实自己身后的人事布局。而这两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的。
所谓“三项指示”，即毛泽东在1974年8月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
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同年11月发出的“要把国民经济搞
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渐敲定的：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江
青、姚文元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掌控权；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
兴等主导行政事务。在军事系统中，则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叶剑英、邓小平、陈
锡联等主导军事工作；张春桥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导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总体来看，毛泽东设计的权力格局可称为“言事二权分立”，即“办事权”与“发
言权”两权相互牵掣，类似于军队的司令员、政委的两权制。这是1974年下半年，毛泽
东布下的“理想的过渡方案”。这一格局成为毛泽东身后权力消长的基础。
那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是给“事官系统”的权力目标，“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给“言官系统”的权力目
标，而“安定团结”，则是意在调和“事官系统”与“言官系统”，双方和衷共济，在
坚持“文革”一系列理论的前提下，搞好国民经济，携手进入自己身后的新时期。这就
是所谓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的全部内容。
一、言事两分的形成
言事两权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反复变动后形成的。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务系统权力过大。1952
年底，毛泽东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以高
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独立于政务院之外，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用以分割政务院
的权力。1954年，高岗倒台以后，政务院升格为国务院，计委归属国务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进”期间，毛泽东再次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
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
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p674）
随后在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在书记处之下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文教等小组，1958年
6月8日，毛泽东为此作出文字表述：“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这
一次整风，对国务院领导人来一次大“洗澡”。周恩来为此曾提出辞职试探，其他副总
理也至为紧张，李先念睡不着觉，要吃安眠药，毛泽东为此说：“何必那么紧张。今后
还是靠你们办事，此外没有人。”（见上引薄著）“办事”二字是金缄!国务院的定位
从此明确，就是纯粹执行机构，无涉于国家大政方针。
书记处既对国务院的“事权”有指导监督之权，又负有言权，即意识形态的掌控权
。自从与苏联产生意识形态争论之后，中共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更提到了空前高的位置
。这一态势是从“九评”以后逐渐形成的。从1962年到1966年，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文
件，包括“九评”中的多数文章，都是由康生任组长的“中央反修领导小组”起草，由
邓小平、彭真等主持审核的（见吴冷西《十年论战》，p540）。
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下达，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4个书记处成员
，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书记处渐渐萎缩并消亡，以江青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文革小
组”作用突显。但是，尽管江青要周恩来像对中央书记处一样对待“中央文革”，但其
实“中央文革”只继承了原中央书记处的“言权”，并没有继承书记处的事权。只是“
中央文革”把“言权”清晰地独立出来了。
到“九大”时，“中央文革”成员被纳入政治局，成员权力与功能未变。但由于林彪集
团在政治局内所占的比重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也是部队干部居多，在“三支两军”
过程中，各军区司令员更以兼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形式主导地方政权，以至于“九大
”前后形成了一个军政不分的局面。当时中共一度被苏联称为“军事官僚集团”，这一
格局让毛泽东内心十分不安。
到“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被清出中央机构，并通过1973年12月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
动的机会，军队干部一律不再兼任省革委主任，军政混合的局面才告结束。军官离开政
府，军人回到军营。这时国务院的事权比“八大”时期与“九大”时期都更完整了。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总结：“八大”是书记处指导国务院，但功能存在重叠，呈党
政不分的特征。“九大”有“军事官僚集团”之虞，呈军政合一的特征。“十大”以后
，由于“文革”成员只有言权，不具事权；而国务院的业务又相对独立，才逐步形成了
“言事两权分立”的局面。
二、邓小平对言权的争夺
现在回到“三项指示”发布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把国务院、军委的很大一部分“事权
”交给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时，点名要春桥、文元写文章。随后姚文
元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
两篇文章分别在1975年三月和四月发表于《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并发行了单行
本。以如此显要的方式以个人名义发表理论文章，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此二人
在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与分量。
张春桥他们通过对列宁、毛泽东的思想解释，提出观点，对当时经济工作作出系列批评
和限制。比如抓住“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纷纷发起批判，言官对于事官的纠弹
是十分严厉的。从攻防双方来看。言官系统把握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作为根本依据
，祭出批判“经验主义”的武器，打击事官系统。反之，事官系统也以“把国民经济搞
上去”作为基本依据，以批判“教条主义”为武器予以反击。
总的来说，由于意识形态解释权天然地高于行政事务执行权，所以言官系统有居高
临下之威。事官多处于守势，言官多处于攻势。
在周恩来主导行政事务时期，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周恩来从延安整风开始，甚至更
早，就以“事务主义”来批判自己，一直到1975年2月1日，在他最后一次召集国务院各
部委会议上仍自我检讨，要“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据王力回忆：“总理常说，你们
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就给你们办。他对刘少奇、小平也是如此，至于中央文革，陈
伯达无所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她定了总理就办。连对张春桥，总理都说，你们
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王力反思录》，p679）“事务主义者”的
帽子几乎是他的护身符，因此也减少了许多根本冲突。
但到了1975年邓小平主导行政事务，这种矛盾就来了。他以举重若轻著称，这位原总书
记是要掌握发言权的!1月，邓小平被委以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
。就在这个月份，他就开始考虑组建国务院政研室，起用已冷藏多年的理论家胡乔木、
吴冷西、胡绳等人，领导一个类似1960年代“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那样的组织，一是写
一些有关国际国内的战略问题的文章，二是整理《毛选》第五卷，三是创办一份《理论
战线》的杂志。也就是说，要在国务院内部自组一个“言官系统”，与江青、张春桥等
抢夺党内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0月5日，邓小平就创办《理论战线》一事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当天在这份报告上划
了一个圈。对于这个圈，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胡乔木，都理解为同意了。连后来的史书如
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也这样认为。其实，毛泽东这个圈是不能被认为是
同意的。早在1967年六七月间，王力与周恩来讨论过毛泽东划圈的涵义：凡毛主席只划
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
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见王力前引书，p572、p1029）
其实，毛泽东不愿意将意识形态解释权交给邓小平。还有两件事可以知道：一是当邓小
平知道毛泽东“评《水浒》”语录后，“曾经向毛主席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
主席说，这是文艺问题，是对古典文艺的看法问题，用不着讨论了。”（见邓力群《十
二个春秋》，p20）而姚文元提出将“评《水浒》”语录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组织或
转载评论文章，并说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
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这一次，毛批示：“同意。”显然，毛泽东愿意
也同意由姚文元来作出解释。另外，邓小平指示胡乔木所整理的毛泽东旧稿《论十大关
系》，毛泽东始终没有批准公开发表。
而最使毛泽东不可忍受的是政研室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为邓小平搞出了一个“以三项指
示为纲”的口号。毛泽东意识到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实质就是以“把国民经济搞
上去”为纲，最终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
阶级斗争嘛。
毛泽东可以容忍战术上的不同意见，但绝不容忍在纲领上出现异端。这就是邓小平
1976年初被打倒的原因。
三、毛泽东对老事官的忧虑
毛泽东对于国务院系统与军队系统官员的“思想路线”历来是有忧虑的。对周恩来
、叶剑英都有过“投降主义”（1973年）的批评，邓小平更有“刘邓路线”的“前科”
，李先念也是“二月逆流”分子。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
人，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就算对华国锋这位新事官，也批评他“你是满脑子农业，我是
满脑子路线斗争”（1971年）。
毛泽东对言、事双方的长短是洞若观火的。他在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会
议上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是晋人评价汉初人物的一句老话，可惜
随何、陆贾这样的文士不能打仗；周勃、灌婴这些武将不能文章。毛泽东引这句话，并
非只是让军官们学文化那么简单，而是表达他对“言官中人缺乏办事能力，事官中人缺
乏路线斗争觉悟”感到忧心。这是他无法解决的缺陷。
毛泽东一度希望双方能互补共生，说要“安定团结”，就是努力缓和言、事双方的
矛盾。1975年，他十分注意压抑江青过于咄咄逼人的气势，并要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她，
迫江青作检讨，终于迫她说出：“对不起小平同志”的话。毛泽东是为身后江青的安危
着想，缓解老事官对言官系统所积聚的怨望。
据吴德的记录，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有这样一
段话：“历来我对经验主义没办法，我是没办法，（只能）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
十年或三十年可能好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我说安定团结，（批）教条主义、经验
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本主义法权。谁过急就要摔下来。”（吴德《十年风雨纪事
》，p163）。“安定团结”的真实含义还包含了更深一层含义：“熬”，最后经过“十
年八年、二十年”，熬过那些“老事官”。王洪文对此是理解的，他跑到上海去跟人说
，十年后再看。这话很快传到邓小平耳里，当时就与李先念谈这事，十年后我们这些人
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看，我们斗不过他们呀。王洪文这句话对邓小平很刺激，直
到打倒“四人帮”后多年，还多次提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92、p225、p280）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加速了以新事官替代老事官的进度。毛泽东停止邓小平主
持中央工作，停止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而此时，李先念也提出请病
假。表面看来，似乎是“言官”占了上风，新“事官”也逐渐到位。其实，毛泽东心知
，“老事官”的能量依然巨大。所以他就“批邓”“打招呼”有这样一段语录：“不要
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
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这
一段话是话分两头，对言官说，“老同志还有点用”。更重点还是对老事官说的：“对
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
毛泽东到了生命的尽头，本着“熬”的思路，他对“老同志”的处分是“温柔”的
，叶剑英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保留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二职，依然参加外事
活动；李先念只是处于半休状态，但他们在1976年这个关键年份，对军队对政府仍然影
响力不减。
到1976年9月8日，叶剑英看望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他走近床前，毛忽然睁大眼睛，
仿佛想同叶说话，但叶没察觉，缓缓走向房门，毛泽东又示意召叶回来，但已不能言语
，只是握着他的手，口微微张合（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p1785）。毛
泽东不放心。他不放心什么？可以推断，自己身后最难保的是言官系统中人，他担心老
同志让造反派“滚”。他在1974年3月给江青的信中就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四、出人意表的新事官
毛泽东对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有深深自信。经过“文革”，包括“
批林批孔”等一系列从理论到组织的措施，在中央委员会内，意识形态的左倾强势已经
基本形成，而将来统率这一思想体系的，就是“言官系统”。后来，江青在毛泽东灵前
所献的花圈特意以“文官果”花束做成，似乎也是向全国宣示毛泽东内心的这重心愿。
真正得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真传的是这些掌握理论的“文官”，这些无武的“
随何、陆贾”。
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他们是寄望甚殷的。开过“十大”以后，毛泽东专门在中南海
游泳池召集吴德等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指着房子外
边菜地的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11、
p224）。
毛泽东认为身后真正能够与言官们合作的，应该是新事官。吴德没有明说与他一起
受毛泽东嘱托的还有什么人，按理不会是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这些老事官，最有可能的
是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这些“文革”中由省地干部提到中央来的新事官。此外，毛
泽东在军队中也起用了一批上将、中将、少将级的人物如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苏
振华，以替代老一辈的元帅、大将级的老军官。他们都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中
”。
但江青、张春桥与这些新事官的关系也不好，言、事矛盾一样尖锐。首先，他们没
把华国锋看在眼内，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评价是“你办事，我放心”，也只是“办事”而
已，理论水平欠奉。对其他新事官更是居高临下。据吴德回忆，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
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外交的原则已经
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极大不满，纪登奎
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
跑。（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10）可见，新老事官之间，倒更有合流的可能。
有一次，江青请张玉凤吃饭，席间忘乎所以地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
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文革”期间确受过审查）。张玉凤随后向汪东兴汇报了。
而王洪文、张春桥与军事干部之间的矛盾也不少，其中许世友最为耿直，不假辞色，在
1973年8月推选十大副主席时，许世友明确反对推举王洪文，张春桥起而指责许世友反
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斥责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祝庭勋《李德生：
动乱岁月》，p313）”文革”中起用的这批新事官，与四人帮的矛盾一点也不亚于老事
官。
到了1976年4月以后，邓小平撤职、叶剑英病假，李先念半休，在一线主持事务的
，已经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事官了。但毛泽东一定没有想到，最主动积极谋划“粉碎四
人帮”的，正是他们。王洪文他们要等老事官们死，想不到的是新事官在等待时机。
“文革”至此已经十年，它的理论已经显出了论高难行的尴尬，“文革”实践更到了天
怒人怨的地步。再加上江青乖戾专横、张春桥刻薄寡恩，王洪文根浅无知，姚文元书生
不实，都为新老事官们所厌恶，当这伙人在毛泽东羽翼之下，事官们都隐忍不发，但当
毛一去世，事官系统中人，无论是得益于“文革”的新事官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
吴德，还是受过“文革”冲击的老事官叶剑英、李先念，他们空前并且绝后地团结起来
，一举结束“言官系统”，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了。随何、陆贾又怎敌周勃、灌婴呢？
五、余论
历代都有言官，也都有言事矛盾。言官往往因自恃掌握真理，高屋建瓴，放言高论
，势如破竹，让事官们动辄得咎；而操办实事的官僚对言官的不切实际、空言误事也深
恶痛绝。李鸿章说过：“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前明之亡，实亡于言官”（《庚子西狩
丛谈》，p751）李鸿章一生受了不少言官的攻击，所以攻击言官也最力。周恩来抱怨战
略家太多（王力前引书，p679），邓小平也不喜欢理论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p375），华国锋索性就把理论家抓起来了。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们只能上上弹章而已。而“四人帮”产生于所谓
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有着空前高的霸权，坐上了“政委”的地位，等于言官
气势压住宰相，他们口衔天宪，言语杀人，积仇聚怨。他们的威权大于古代的言官，其
实又与古代的言官一样浅根弱植，权力根基并不牢靠，所以他们的下场一定惨于历代的
言官。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句原话是“常鄙”，被毛泽东改为“常恨”，换
一个“恨”字，就更觉得像一句谶语了。
来源：南方周末 | T*****y
发帖数: 18592 | 2 言官，事官，这个区分也不是特合适。不过是激进派掌管意识形态，但是在行政机器里
面没有一席之地而已。是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官员，政治运动官员，斗争官员。
主席为啥不让他们进入政权机器呢？难道说主席不想保他们？或者只是赌一把身后之事
而已？主席玩儿政治的大家，不知道这样的话，他们是等死吗？ | kx
发帖数: 16384 | 3 我觉得主席其实心里面已经认输了
【在 T*****y 的大作中提到】
: 言官，事官，这个区分也不是特合适。不过是激进派掌管意识形态，但是在行政机器里
: 面没有一席之地而已。是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官员，政治运动官员，斗争官员。
: 主席为啥不让他们进入政权机器呢？难道说主席不想保他们？或者只是赌一把身后之事
: 而已？主席玩儿政治的大家，不知道这样的话，他们是等死吗？
| W********g
发帖数: 346 | 4 春桥都副总理了
【在 T*****y 的大作中提到】
: 言官，事官，这个区分也不是特合适。不过是激进派掌管意识形态，但是在行政机器里
: 面没有一席之地而已。是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官员，政治运动官员，斗争官员。
: 主席为啥不让他们进入政权机器呢？难道说主席不想保他们？或者只是赌一把身后之事
: 而已？主席玩儿政治的大家，不知道这样的话，他们是等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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