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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_CHN_Hist版 - 陈丕显回忆录中的真假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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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4-04-04/59463061.html

【多维历史】2014年04月04日 06:16
专述文革经历的高干回忆录,近年极之罕见。故此,副标题为“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的《陈丕显回忆录》年初在境内外同时高调推出,各地报刊又争相转载推介,就显得
有点儿特别而不寻常。〔1〕
陈丕显文革前夕官至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中共建国以降继陈毅、柯庆施
后中国这一最大都会的一把手。文革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陈自
述写该书的目的,“是想从一个角度揭露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作者特别引
述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
性——“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
重灾难的内乱”,并称,他的这部书稿,就是“遵循这个决议所阐明的原则,以我在‘
文革’中的经历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探索和研究”。〔2〕
那末,我们还是看一看,作为典型的官式文革史观——“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
团利用”这一所谓“原则”,究竟谬误何在?而陈丕显所谓遵循此“原则”对文革的“
探索和研究”,究竟距离历史事实又有多远?
本文选自《官式文革史观的范本——对<陈丕显回忆录>的若干质疑》,作者:余汝信。
一、泼在柯庆施身上的脏水
时至今日,柯庆施仍是官方党史上面目不清、难以论定的人物。虽则柯庆施在文革前已
去世,陈丕显还是在他这部专述文革的回忆录中,对柯进行了“鞭尸”,将他的这位前
任划入了江青、张春桥一类。为清算柯的历史旧帐,陈丕显谈了两件事。其一,“1950
年,柯庆施从石家庄调南京市任市委书记。当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
荣臻、薄一波等同志,联名给华东局发过电报,发电报的时间是7月19日,电报的内容
是‘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你们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当时,华东局的领导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都看过这个电报。1954年,柯庆施从南京调
上海工作,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对我打过招呼,并要我转告曹荻秋、魏文伯等同志。
魏文伯心直口快,把7月19日中央领导给华东局电报的内容说了出去,很可能是马天水
知道了,告诉了柯庆施,这在柯庆施的心里形成了很大的阴影”。
这份出奇地多人联署的电报出处何在?陈丕显没有说明。而所谓电文对柯的批评,亦非
严重,倒是批评的轻微程度与如此多人联署不成比例,却使我们有一定的理由怀疑它的
真实性。至于上文中“很可能是”之后的内容,则不过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凭空想像和猜
测罢了。
党内资历甚老而在延安整风后却一直受压抑的柯庆施,其实早于1949年粟裕还是南京市
委书记时,已调南京任市委常委(并非如陈所说1950年才从石家庄调来)。翌年8月,
接替唐亮任市委书记。时江苏尚分为南京、苏南、苏北三大板块,比柯年轻十来岁的陈
丕显,为苏南区委书记。1952年9月,三大块合为江苏省,以柯为省委第一书记,陈丕
显调上海任第四书记(中央当时同意其代理第一书记)。时柯、陈皆为华东局委员,地
位大致相当。
自1954年后的数年间,柯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1954年10月,中央调柯任上海市委第一
书记。11月,华东局撤销,同时成立中央上海局,主要领导上海市委,并对苏浙两省委
的几项主要工作保持领导关系,柯被任命为上海局书记。1958年,柯增补为中央政治局
委员。1960年,重新成立六个中央局,柯为统领沪、鲁、苏、浙、皖、赣、闽六省一市
的华东局第一书记。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是否可以套用陈丕显的“阴影说”,反过来观察
一下陈可能的心路历程:1954年,柯调上海,将陈可能的由“代理”变为正式第一书记
的路子堵死,陈几乎到手的上海一把手美梦破灭。1958年,柯的政治局委员地位已远远
将陈抛离(陈不过是候补中委)。仅仅六年,柯、陈曾经有过的平起平坐的比肩状态早
已不复存在,陈之于柯,只有听训的份儿(据说,柯的确比较喜欢训人,不过,训得也
并非全无道理)。为此,陈的心里是否会有些酸溜溜的感觉?是否使自己“心里形成了
很大的阴影”?
陈丕显所指柯的“历史问题”,其二,远溯至1930年代:“1933年,党中央要柯庆施携
大量经费从上海去满洲,因敌情紧张,柯庆施没敢去,就留在天津,花完了经费,写出
假报告。开始的时候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说已去过满洲,就返回上海了。1935年,
满洲省委的同志到陕北找到党中央,这才揭穿了柯庆施这一段谎言。延安整风时,关于
这段历史问题,对柯庆施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据柯庆施简历,1933年柯尚在河北工作,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书记、军委书记
。1934年春,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同年冬调任中央满洲省军委书记,“赴东北
途经天津时改任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1935年2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6月起
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3〕
柯上海工作在前,留于天津在后,何来“后来又说已去过满洲就回上海了”?且中央红
军1935年10月方抵陕北尚立足未稳,满洲省委是否可能即时“到陕北找到党中央”顺便
告了柯一状?陈丕显的说法,漏洞颇多。延安整风时期,柯备受打击,陈这里不过是将
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时加诸于柯的不实之词,在半个世纪之后又重复了一遍。
在回忆录中,陈丕显引述了徐景贤文革中的一次批判发言,其中有两句是至今难以辩其
真伪的所谓柯的话:“柯老生前说过:‘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
,‘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
此外,陈丕显又说:“1965年,柯庆施在成都病故之后,贺龙元帅曾对我说过:‘柯庆
施对陈的看法是:一、不突出政治;二、尽抓油、盐、酱、醋、米’。此话和江青的话
完全一样,显然他们以前有过议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子文同志对我说:‘我们是共命运的人。有些事如果现在还不告
诉你就对不起你了。柯庆施至少三次要把你调离上海,后来都因毛主席、少奇、小平同
志,还有陈老总不同意才没有调成’”。
这类两个人之间的私房话,当事人又逝去多年,“死无对证”,如何能够证实?陈处处
声言自己受柯打击排斥,又意欲何为?
文革期间批陈丕显,将其与柯工作中的某些不同意见无限放大,称之为“反对柯庆施”
,而“反对柯庆施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当然是罗织罪名,无限
上纲。惟待文革结束多年之后,陈丕显自己又将与柯的某些不同意见加以放大,将其升
级为与柯庆施——江青——张春桥之间的斗争,时时处处要与柯“划清界线”,这是否
又是另一种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呢?
与那些不能分辨真伪、不能查证的私人谈话相反,今天,我们所能从公开渠道查阅到而
又是陈丕显不愿写进回忆录的,是当年他本人对柯庆施的冠冕堂皇的极度褒扬之辞:“
柯庆施同志在他的光辉的一生中,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把全部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坚决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义建设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柯
庆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
。他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柯庆施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的重大
损失,是华东各省和上海市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国人民和广大干部都
感到深切的悲痛”。〔4〕
我们真的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些话,才是陈丕显的由衷之言?!
其实,真实的柯庆施,也许并不如陈丕显在柯去世数日之后所吹捧的那么高大,但也肯
定不象陈丕显在柯去世近三十年后所贬损的那般低下。在柯庆施的身上,无可避免地带
有当年人们所习见的那些“左”的烙印与痕迹(这样的烙印与痕迹同样存在于陈丕显身
上),然而,决不应全然否认他为上海的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而柯的贡献,在陈丕
显的回忆录中是一丁点也看不见的。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与当年地位相当的另外几位中央局一把手如陶铸、李井泉、刘澜
涛相比较,柯庆施在“左”的路上并不见得比他们走得更远。当日,陶铸在广西南宁得
知柯去世,即写了一首《哭柯庆施同志》云:“羊城话别竟悠悠,风义相期失畏俦;世
有良材天不永,国多哀思树为秋;心存马列魂犹烈,功在东南愿已酬。处处春申凄咽雨
,我含热泪抑悲愁”。〔5〕陶铸这首诗虽算不得什么好诗,惟对柯惺惺相惜之意表露
无遗。今日,传统的中共史学界既然仍将陶铸视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却又
为何非得要将柯庆施打入另册?
二、是谁招呼了“女客人”
陈丕显说,中共建国后,江青常到上海,“根据当时的保卫制度,负责接待和警卫的同
志一般都称她为‘女客人’”。
在回忆录中,陈丕显多处强调了“女客人”与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间非一般的
关系,尤其是在“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角”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的产生过程中,“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
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也严格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庆
施病死成都以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又称
,江青曾对他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
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
然而,将支持1965年11月才公开发表的姚文的“责任”,全部往当年4月已去世的柯庆
施身上推,首先在时间上就大有疑问。
陈丕显自己在回忆录中说:“1964年初,柯庆施已经发现患有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
肺叶摘除手术。1965年初,他前往广州疗养,3月,又到成都疗养”。
柯的女儿柯六六对其父亲这一段治疗情况有更详细的描述。据柯六六回忆,柯于1964年
3月即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经医生确诊为肺癌。4月,在华东医院动手术。7月,离上海
赴北戴河疗养。9-10月间,在北京休息。1965年初,到广州疗养。原计划疗养一段后
即回上海工作,惟周恩来电示柯须安心养病,不必急于返沪。3月,转往成都继续疗养
。4月9日,因胰腺炎突发病逝于成都。〔6〕
陈丕显与柯六六两人的回忆可以相互印证的是:柯庆施早于1964年初已因重病而脱离华
东局、上海市委的日常工作,年中即到外地疗养,自此未能回沪。而“1965春节刚过”
再次到沪的江青,并无可能与柯在上海见面(目前也没有材料证实江青到上海前曾在外
地见过柯)。江青后来多次称柯对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很支持,今天看来,类似
如此这般说法,目的不过也就是打着柯庆施的旗号,以争取华东方面的更大支持。
上海老一辈学者邓伟志先生对柯与批《海瑞罢官》的关系作过一番调查。据邓称,时任
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后来说:“姚文与柯老没有关系”。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
长的杨永直也说,姚文“与柯庆施毫无关系”。另“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
,姚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
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7〕
1965年5月,柯庆施已不在人世。所谓“中共上海市委领导”,邓伟志为尊者讳,未有
点名,笔者倒认为他指的就是陈丕显等。
据陈丕显自己说,他与江青早在1950年就认识。那时,“江青情绪不好,老跟毛主席闹
别扭。陈老总就向毛主席建议:让江青到华东来,搞调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赞成。江青
问主席: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主席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
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
当时,陪江青来的就一个随员——孙勇,后来任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当时,江青为了
安全,不愿住在当地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楼整理出来的书房里。她和我们住在一起,
吃在一起,当时还是处得很正常的”。〔8〕
江青是否1950年代初即与毛“闹别扭”,难以查证。在上海的陈毅怎么知晓北京毛家的
私事,也令人深感疑惑。可确定的只是,江青到上海哪也不住,就住在陈丕显家,可见
陈当年也应很有些通天的机会。只不过柯庆施到上海后,这样的机会就是柯庆施的了(
不过江青似乎从未住过柯庆施家里)。
陈丕显又说:“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
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
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
”。上文已经说过,江青1965年初到上海时,柯早已在外地疗养,江青如何能与柯接上
线?既无接线,又何来断线?如按协助姚查史料的那位历史教师的说法,1965年5月才
动笔的姚文又如何能与江青已向其交了底的、柯在上海的继任人陈丕显没有任何干系?
实际上陈丕显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姚文的筹划:“1965年9月,中央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
记,因此中央通知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
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我带给在北京的江青。此前,张、姚七易其稿,
他们交给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没有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
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
仅仅就是“信使”这么简单?不参与其中了解内情,陈怎么知道他带至北京的是第八稿?
陈丕显介入并支持了江青在上海活动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当为毛泽东在著名的
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的一句话:“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
好”。〔9〕
魏即魏文伯,陈即陈丕显。陈口口声声说自己对江青敬而远之,避之则吉,那又何必拉
着她再“住一会儿”?
在回忆录中,陈丕显是太急于撇清与江青的关系了!其实,在文革发动阶段,陈丕显、
魏文伯等与江青之类并无根本的意见分歧。相反,在批判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学者、专家、权威”的运动前期,华东局、
上海市委亦是积极参与的(这方面的例证,我们下面还将谈到)。当革命尚未革到自己
头上,革别人的命总是痛快的。只不过到了批“资反线”及其后阶段,运动冲击到“党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事情才起了根本的变化。陈丕显的忆述,并没有客
观地、完整地反映出这一事态发展的真实过程。
三、被颠倒了的关系
“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此一“原则”为什么是谬误?最简单的回答
是:主次关系、主配角关系被完全颠倒了!不是领导者(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所
利用,而是毛泽东利用了党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付之实践。始
作俑者,利用者,皆为毛本人。
1、毛与柯:何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基础
陈丕显对柯庆施1963年12月25日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开幕式上的讲话进行了指责,称
“柯庆施这篇讲话为后来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下了基础,为‘文化大革命’全
面否定文学艺术界、戏剧界制造了舆论”。
惟陈丕显多少也算明白的是:“柯庆施之所以敢如此讲,也是有背景和来头的”。其“
来头”,就是柯讲话前不及半个月——12月12日毛泽东的那一“重要批语”:“各种艺
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
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
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
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
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0〕
是有毛泽东的批语在前,柯庆施的讲话在后。主次关系既然如此清晰明了,那么,“为
后来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下基础,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学艺术界、戏
剧界制造了舆论”的,为什么不是毛的批语反倒是柯的讲话呢?既然有毛如此严厉的批
语,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全党(包括了柯庆施以及陈丕显)岂能不有所动作?我们注意
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有意略去不提的是,他本人也是参加了此次观摩演出开幕式的众
多“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之一。12月25日当晚,陈亦与柯一道观看了开幕演
出,以示支持。〔11〕
2、毛与江:批《海瑞罢官》事先经毛同意
至于受到陈丕显极力抨击的江青到上海组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决非是
江青个人的行为。江青事后说过:“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12〕
陈丕显自己亦说,1965年9月到北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和魏文伯从毛泽东本人的
讲话中已经意会到毛“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
官》的”。而且“江青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毛泽东瞒着政治局其他常委,瞒着北京市委,“允许”自己的老婆去从事一次非组织的
地下秘密活动,这就是姚文元文章真实的产生过程。明明毛是整个事情的主导者,他利
用江青及华东局、上海市委(张、姚也是上海市委的人),怎么会变成“被反革命集团
利用”?
姚文在《文汇报》发表后,各地不谙内情,转载时间多有所延误,北京更是拒不转载,
引起毛的极度不满。陈丕显将因果关系颠倒为“江青不断跟毛主席发牢骚,激起毛主席
的不满”,“江青、张春桥之流之所以采取阴谋手段对北京、中央封锁消息,实际上是
有意借此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激怒毛主席,并借毛主席的威望来打击所谓的‘后台’
”。
到底是江青发牢骚激怒了毛,还是彭真的态度激怒了毛(想深一层,或是毛设了一个局
要彭真往里钻?),毛本人倒是说得很明白:“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
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她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
。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还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和康生看,不然刘、邓这些
人也要看。刘、邓、彭、陆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各省转载了,北京不转载
,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发行,就是北京不打印发行,彭真
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13〕
3、毛与林: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
关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陈丕显说,它是林彪
对江青“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它实际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行政治交易的
产物,也是两个阴谋集团最早共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与组织并全程参加了“座谈会”的刘志坚说过,“座谈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座
谈会纪要”先后写了八个样稿,毛泽东曾三次亲自对样稿作了重要修改。第一稿在送给
江青的同时,也给正在济南的林彪送了一份。林通过而江不同意,江认为此稿“根本不
行”,并称她已告之了毛,毛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从此林彪再未过问
此事。〔14〕
江青在没有再征求军队方面意见的情形下,将修改稿铅印直接送毛审阅,据江青说,毛
“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此番审阅,毛共修改了十一处之多,其中最重
要者为:
(1)在原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由原“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
工作座谈会纪要”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把原稿第一部份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
委托在上海召集……”。
(3)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
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
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
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
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根据毛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样稿进行了充实和修改并又送毛审
阅,毛又在十几处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及后,于1966年3月17日去信江青: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
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是要征求军委各
同志的意见”。〔15〕
3月17日的信表明,毛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江青,如何运用政治手段将林彪及整个军队一
步一步拉上文革的战车。所谓“林彪同志委托”六字,是毛泽东所加,可以说,是毛强
加于林的。“座谈会”实质是由毛自己委托,“座谈会纪要”的基调是毛所定,体现的
是毛的思想而决不是别的什么人的思想。
四、被回避的与被扭曲的
上文提及,在文革发动阶段,华东局、上海市委与全国上下大小党委一样,不得不紧跟
形势,其间,也伤及不少无辜。作为当事人,陈丕显本应对此有所检讨,惟在回忆录中
,陈显然有意回避、有意略去了从1965年9月至翌年8月这近一年间各级党委主导文革时
期的一系列有关事件。
为了说明陈丕显回避、略去了什么,我们不妨引用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1966年6
月10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万人干部大会上的一段讲话:
上海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很多。在这些阵地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直在激烈地展
开争夺战。有一部分阵地,实际上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党内外一批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手里,他们篡夺了这些阵地的领导权,时
时刻刻都在向千百万人民散播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为夺取我们政权、为实现
资本主义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前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前副部长
陈其五,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猖狂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利用窃据的领导
职位,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方针,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
汀,窃据音乐工作的领导岗位,一贯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咒骂总路线、大跃进、人
民公社,还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音乐教育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抗。上
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纠集一班人,创作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海瑞上疏》,咒
骂党中央、毛主席。市委党校的一些负责人,长期以来,不但不热心宣传、学习毛泽东
思想,反而攻击毛泽东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些负责人,长期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
院,长期抵抗党的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上海市电影局,是大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
“权威”、“名人”集中的场所。这批所谓“权威”、“名人”被捧上了天,他们肆无
忌惮地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拍了很多反动的、反革命的电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党
员总编辑李俊民,一贯对党进行恶毒攻击,放出了大量的封建主义毒草。我们一定要在
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加以揭露,彻底加以检查,把这些单位的问题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坚决夺回这些单位的领导权。
曹荻秋又说:在我们上海还有一批资产阶级所谓“学者”、“权威”,几年来,他们大
放特放毒草,其中突出的有: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抛出了反党纲领《创新独白》,周谷
城抛出了反动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李平心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只许一家、
一宗、一派专断一切”,咒骂批判吴晗的革命派是“新黑帮分子”,周予同发出了“披
逆鳞”(即刀劈皇帝喉咙,周予同的意思是刀劈革命领袖的喉咙)的极端反动的叫嚣。
这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论,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开路先锋”。这批资产阶级的所谓“学
者”、“权威”,实际上是一批反共专家。我们要发动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
识分子,把他们彻底揭露、彻底打垮。〔16〕
此外,《陈丕显回忆录》的编者称,该书经“有关领导和专家”先期看过,又经“精心
整理”,但我们还是发现该书有违史实、扭曲史实的“硬伤”颇多。因篇幅关系,仅举
数例。
(1)“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专程到上海为史沫特莱祝寿,罗瑞卿也到上海陪同毛主
席会见柬埔寨的朗诺”。(页34)
史沫特莱早于1950年在伦敦病逝,翌年在北京举行过追悼大会和隆重葬礼,何来1965年
11月周恩来还为其“祝寿”?而据公开资料,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和江青接见了美
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日是斯特朗八十寿辰,毛和江向她表示贺忱。〔17〕
可见,虽然公开资料未透露周到上海亦为祝寿,惟陈著的“史沫特莱”实为“斯特朗”
之误。毛和江一并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稿与照片,此前鲜有。这是文革
前夕毛对江的政治酬谢,是毛有意发放的重要政治信息。为陈“精心整理”回忆录的“
专家”为何如此粗心大意,将如此重要信息涉及的人名搞错?
(2)“林彪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调了空军一架飞机到苏州,让他的老婆叶群带着
海军一份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叶群后来自己告诉我们
,一共汇报了六七个小时之久。12月2日,毛主席在这份材料上做了批示:‘那些不相
信突出政治,……”。(页39)
稍对文革史有所了解的学者都应知道,毛的这一批语,是批在兰州军区党委的一个报告
之上。该报告题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林彪按正常上报
渠道报送作为军委主席的毛,并在报告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
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18〕
兰州军区党委的报告,林彪致毛的信,谈的均是部队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问题,根本
没有提及罗瑞卿一字一句,如何是诬告罗的材料?至于毛在报告上那一段“那些不相信
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
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的著名批语,人们普遍认为是对罗的不点名批评。惟此看
法,不过是一种揣测,从未得到毛的承认。而即使毛的批语是有所影射,那也是毛的问
题而决非是林的问题。
(3)“3月19日,江青将纪要送林彪,林彪为了讨好江青,作了肉麻的批示:‘江青是
我们党内女同志当中少有的杰出代表。她作过许多重要贡献,不为人们所知,这次文化
大革命,她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页47)
据刘志坚:“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
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
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3月22日晚
,林改毕定稿。〔19〕
林彪的信开头称:“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请阅”。从中可见,林在信中执意重申座谈会是江青“她召开的”,避免提及什么“委
托”关系(林内心深处肯定不承认座谈会是他“委托”的)。此外,因纪要“又经主席
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林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惟全信并无涉及对江青个人
的评价,更无以上陈丕显所引的那些“肉麻”的话。
(4)“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不点名地点我说:‘上海有一个人
,还是‘红小鬼’……可是我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如今‘红小鬼’变成‘黑
小鬼’了’。江青信口雌黄,恶毒诬陷;……”。(页204)
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是江青1967年4月12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不点
名指责陈丕显(还有曹荻秋)的,是这么一段:“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
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
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
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
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
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
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
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20〕
除此之外,讲话中再也没有其他涉及陈丕显处,更无“如今‘红小鬼’变成‘黑小鬼’
”这么一句话。那未,为什么陈丕显可以无中生有地“回忆”出这么一句江青“恶毒诬
陷”陈由“红小鬼”变“黑小鬼”的话且在书中多处反复提及?个中缘由,外人不好猜
度,可能只有陈丕显自己心知肚明了。
注释:
〔1〕《陈丕显回忆录》2005年1月同时推出两个版本,即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简体版与三
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繁体版。
〔2〕本文所引述的原文,均出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简体版。引文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再
一一注明出处。
〔3〕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
——2003)》(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页293。
〔4〕“在上海各界追悼柯庆施同志大会上陈丕显同志的悼词”,《华东通讯》1965年
第5期(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通讯编辑室,1965.4.28)。
〔5〕《人民日报》1965年4月15日,第二版。
〔6〕柯六六:“爸爸柯庆施在上海的岁月”,《江淮文史》2004年第5、6期(合肥: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4)。
〔7〕邓伟志:〈评柯庆施〉,《江淮文史》2004年第1期。华东局宣传部长1966年5月
前为夏征农,后为张春桥。
〔8〕陈丕显没有说明当时他家的小楼是在那一座城市。如果他指的是上海的话,那么
他所回忆的最早认识江青的时间应有误——陈是1952年3月才到上海就任的。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71。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36-437。
〔11〕〈华东区举行话剧观摩演出〉,《人民日报》1963年12月29日,第一版。
〔12〕〔20〕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讲话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8)。
〔13〕“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2.3)”,《学习文选》(武汉:编者佚
名,1967年11月),页807-808。
〔14〕〔19〕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刘所引用的毛
的修改稿,个别词句与“纪要”最后定稿有出入。〔15〕同〔9〕书,页23。
〔16〕《华东通讯》1966年第13期,页10。
〔17〕《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5日,第一版。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手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86-
487。
d******n
发帖数: 1713
2
阿丕应该不是啥子好东东哈呵呵。
本来哈,酒精烤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大陆沦陷俺们党之前,
大部分与流氓土匪无异哈。
大陆文革时春桥想揪出阿丕批斗。
有人给春桥递话:阿丕是红小鬼出身,放过丫哈?
春桥义正言辞的回答:你丫去丫家里看看丫的腐化程度,丫哪里有一点红小鬼的影子哈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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