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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65 | 1 九、许崇智军入闽成立东路讨贼军
许崇智在瑞金休整所部时，深感回师广东一时已不可能。时中山先生与段祺瑞尚保
持一定的合作关系，许崇智、胡汉民等遂计划率所部（许、李、黄三部合计尚约万人）
联合驻福建之段系混成旅长王永泉（号百川）进取福州，经派员（俞奋等）与长汀王旅
团长孟某联络后，即由胡汉民经长汀赴延平与王永泉面洽合作攻取福州之计划，王永泉
同意后并派人秘密护送胡汉民经福州赴沪向中山先生报告。
1922年秋在安远时，胡、许命我以广东宪兵司令兼大本营军法处长（原处长为蒋作
宾，已离职）名义，率宪兵一排（原由广州派出随大本营出发的），沿途维持军风纪，
抵瑞金后，许崇智以聘书遣其亲信万黄裳（军需处长，湖南人）等邀我担任第二军代理
参谋长（原参谋长为蒋介石，蒋以前我亦曾任该军参谋长）。我视事后，即与许计划入
闽军事部署。当时为了避免闽督李厚基的注意，我军扬言将开赴浙江与浙督卢永祥（段
系）会合。大约9月初旬，许崇智全军离瑞金入福建边区，经宁化、建宁、泰宁、邵武
、建阳，始折而南下建瓯，沿途山路崎岖，给养困难，此时军中饷项支绌，每天每人官
佐只发四角、士兵只发二角，伙食零用均在内，其艰苦可见一斑。时值深秋，天气渐冷
，官兵均御单衣，粤籍士兵几不能耐。但仍能续进。在长途跋涉中，军中有“与其行死
，不如打死”语，足见我军已有“哀兵”情态。我军行抵建阳时，段祺瑞已派徐树铮秘
密由浙江前来指挥王永泉旅并与我军商定对福州作战计划。是役由王永泉旅担任对延平
正面攻击（直皖分裂后李厚基已倾向直系，另派一师驻延平），许军以一部协助王旅侧
重击延平之敌，大部进古田，攻克古田后，即以孙本戎率三营进出白沙，切断敌闽江交
通，以李福林、黄大伟两部从间道直窥福州。王旅在延平方面屡攻不克，伤亡甚重，卒
由许加派何梓林（湖南人）旅增援后始将延平之敌消灭，惜何旅长遂于是役阵亡。李福
林、黄大伟两部间道进至洪山桥时，李厚基猝不及防，仓皇出走，李福林、黄大伟部遂
先入福州，我军俘获械弹、服装、粮秣等甚多，是为10月13日也。是役成功得自福建沿
途民众助力不小，如谍报、运输、粮秣供给等等，盖皆谓孙中山的北伐军纪律严明，应
表欢迎之故。许崇智、徐树铮、王永泉等随亦先后抵达福州。中山先生在沪闻捷，即本
闽人治闽之旨，任命林森为福建省长，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黄大
伟为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介石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是时徐树铮亦设立
“建国军制置府”于福州，并任王永泉为福建总司令。盖我军申明要回粤讨贼，不要福
建地盘也。
东路讨贼军成立之后，所属三军扩编为十二旅，其番号如下：第一军辖一、二、三
、四旅，旅长为王懋功、陈得平、丘鸿钧、龚师曾；第二军辖五、六、七、八旅，旅长
为许济、孙本戎、黄国华、张民达；第三军辖九、十、十一、十二旅，旅长为林驹、吴
近、袁德、郑咏琛。后又改编李厚基残部一旅为第十三旅，旅长为张毅，辖于第二军。
合以其他护士营等直属部队，共约二万人。不久，蒋介石、林森先后来福州分别就任总
部参谋长及福建省长职。我以总部参谋处长兼第二军参谋长名义偕中校参谋林绍祺赴厦
门与段系师长臧致平（兼厦门镇守使）洽商东路讨贼军自闽回粤路线问题。时廖仲恺奉
中山先生命偕刘纪文携款来福州劳军（汪精卫亦曾一度来视察并为林森就职之监誓）。
在福州未下时，中山先生曾派李章达、蒋光鼐、李扬敬、司徒非、韦就等五人由沪经浙
间关前来许军效力，至此亦抵达福州，分别受任为总部参谋、副官（蒋光鼐任护士营长
）。此外前来投效者尚有叶剑英等，叶初受委为总部上尉参谋，旋出任张民达旅少校参
谋长。陈策、张惠长、陈庆云、林伟成等海空军人员亦来视察，林伟成并以华侨捐献之
飞机数架运来，作为建立空军之基础。此时各方面对东路讨贼军寄予深切之希望，福州
一时俨然成为革命军政之中心，各方党政军人员前来访问者络绎不绝。
蒋介石抵福州任总部参谋长后，即对第一军军长黄大伟不满，认为黄大伟恃功骄纵
不听指挥。蒋此时对各方军政情况，亦颇有牢骚，例如许崇智任张国桢为东路讨贼军第
四军军长，使张回粤收编叛军残部，亦令蒋不快（后来张被蒋杀，亦是伏因于此）。蒋
致上海胡汉民、汪精卫函中有“十日内如无进步，则无可奈何，将去而返沪”等语。中
山先生在沪曾亲函（11月21日）对蒋责勉其不应消极。蒋得书后遂稍留以待廖仲恺来商
，因中山先生函中有“不日当命仲恺来福州面详”之语。
十、西路讨贼军克复广州
中山先生在沪，以东路讨贼军虽已成立，但以整补需时，未能立即回师广东，且
自闽回师须循陆路，远道行军，颇费时日，适在桂之滇、桂、粤各军，均有代表到沪请
示，因此遂计划组织滇、桂、粤各军为西路讨贼军，沿西江东下讨陈。其时中山先生命
邹鲁以特派员名义驻港负责策划一切，又命邓泽如协助邹鲁并负责财政以应军需。邹鲁
命范其务（后曾任广东财政厅长）等秘密赴桂与滇桂军联络，并暗中指示粤军第一师李
济深（参谋长）、邓演达（工兵营长）等在广州相机策应。
先是，云南总司令顾品珍曾调驻川已故之赵又新部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杨
池生、杨如轩等五个混成旅回滇，改编为云南北伐军，以张开儒为总司令，杨希闵为前
敌总指挥。旋以唐继尧忽回滇夺取顾品珍总司令职，顾被击毙，张等遂拟加入桂林大本
营北伐，军次贵州某地，因中山先生改道北伐，大本营由桂林转至韶关，该军又拟经柳
州、梧州入粤，行抵浔州附近，适遭6月16日之变，陈炯明加派叛军已进至梧州设防，
以堵滇军东下。当时许崇智等正反攻韶关，陈炯明仍虑滇军与许军呼应，遂通过桂军师
长刘震寰运动范石生、蒋光亮等，使勿东下，范、蒋二人随刘震寰抵穗，受陈方声色货
利之诱惑（时尚有赣军梯团司令赖世璜亦来穗投陈），遂按兵不动。惟当时在桂之滇桂
军仍多拥孙而不附陈，经邹鲁等策动后，遂于12月下旬在大湟江“白马”举行会议，参
加者有滇、桂、粤三方军队代表，决定组成西路讨贼军。12月下旬，张开儒曾以滇桂联
军总司令通电讨陈，刘震寰、范石生、蒋光亮等虽拟投陈，但回桂后见大势所趋，亦迫
得接受“白马”会议决议。时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刘玉山、陈天大等部沿西江两
岸东下以击正面之敌军主力，粤军第一师之第四团及工兵营亦加入东下共击叛军。另桂
军沈鸿英、刘达庆等部则出广宁、四会、清远以袭广州之背。叛军方面由叶举、熊略指
挥，在德庆、肇庆节节败退，陈修爵旅一团在德庆全被消灭。闻陈炯明亦曾亲至三水督
战，惟讨贼军军锋甚锐，叛军在三水芦苞方面溃退，叶举、陈炯明即狼狈放弃广州，率
残部东撤。时沈鸿英部师长李易标兼程先进广州，占据粤秀山一带形胜要地（此为后来
沈鸿英谋叛之伏线）。1923年1月15日，各路滇桂军皆陆续进至广州，市内各机关均被
占领（范石生部进驻省长公署），入城各军军纪甚差，在市内横行霸道，引起广州市人
民严重不满。粤军第一师大部及第三、第四师虽亦参加东下讨贼，惟以势力较弱，讨贼
无功，避免与滇桂军冲突，遂相率开赴江门四邑一带候命。惟第三师自江防会议后魏邦
平被虏，给滇桂军胁迫缴械。
蒋介石在福州获悉西路讨贼军已克复广州，乃于1月下旬偕我和李福林同轮离福州
赴沪谒见中山先生。蒋向中山先生提出东路讨贼军回师计划，并力陈必须撤换第一军军
长黄大伟，始能顺利完成回师讨贼任务。中山先生卒从蒋议下令撤黄职，以许崇智兼任
第一军军长职。黄于是愤而投奔陈炯明。
我与李福林向中山先生报告本军自南雄撤退后经赣入闽一路详情。中山先生对军
事形势好转，甚表欢慰，我并将闽督李厚基狼狈逃离福州时所遗芙蓉冻大图章两方呈献
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受而置诸案头，并笑谓此可作为平闽之纪念品。其时帝国主义对中
山先生革命军事取得新进展颇为注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受命对中山先生之政治活动
暗中监视。举一个例：时旅沪广东同乡会曾假永安大楼设宴欢迎李福林和我，到会者约
百余人，席间主席原定请我们讲话，但临时工部局来人加以制止，据谓“这里只许宴会
联欢，不许谈论军事政治”。帝国主义此种对革命的露骨干涉，引起与会同仁无限愤慨
。过去中山先生常给我们指出：我们革命不只要打倒军阀，更需要打倒军阀所恃以作恶
之帝国主义，于此可获得一次深刻的论证。我等留沪仅两天，李福林和我即照福州所商
定的任务，同行回粤。李除抚集其留散粤中旧部外，并迅速招补兵员，我则仍以总部参
谋处长兼第二军参谋长名义返穗与滇、桂、粤各军联络，以谋东西并进，夹击叛军而消
灭之。当我由沪抵香港时，中山先生之驻港办事处已决定派古应芬负责成立大本营江门
办事处，并派冯祝万、冯轶裴、冯宝森、刘纪文、李仙根等随古赴江门，主要任务是维
系团结粤军各部队伍。古应芬告诉我：目前港办事处经费支绌，急需筹些款携赴江门成
立办事处。是时我即以程天斗（前广东省银行行长）捐助许崇智军之港币万元先交古应
芬应急。
中山先生以西路讨贼军已克广州，广东又可作为革命根据地，遂任命胡汉民为广东
省长，促即赴省就职，我亦随回广州。此时沈鸿英又与北洋军阀勾结，欲自为广东总司
令，而以省长一职饵杨希闵，唯杨未表赞同。沈为贯彻其割据野心，遂假长堤江防司令
部（杨部驻地）召开会议，拟将胡汉民、邹鲁及粤军前军长兼广州卫戍总司令魏邦平等
当场击毙，而胁迫杨希闵、刘震寰叛变，杨、刘不与谋，此毒计幸未得逞，胡汉民、邹
鲁由刘震寰、刘玉山保护脱险。魏伏地未受击伤，由沈部李易标把魏交杨希闵，旋强迫
魏邦平下令将其旧部第三师缴械，经过十余天，始将魏释放回家。胡汉民脱险后，避往
沙面，知沈鸿英已变，随赴港电辞省长职。当事变之日，沈军驻长堤某部，见一汽车经
过，误以为胡汉民、邹鲁，用机枪扫射，谁知死者乃系沈军参谋长王鸿猷和军长刘达庆
，事后始知已误杀自己的要人。
中山先生旋改命徐绍桢为广东省长，又命孙科为广州市长，鉴于各项税收概为各军
霸占，乃任港商杨西岩为广东财政厅长，伍学熀为两广盐运使，使负筹饷之责，借以维
持现状。
十一、孙中山返粤就大元帅职及东路讨贼军之回师失利
时中山先生已开始决定采取联俄联共的革命政策，由于廖仲恺之居中努力，著名
的《孙文越飞宣言》已发表（1923年1月26日），政治局面为之一振。中山先生应广东
及西南各将领之迭电邀请，乃于2月21日自沪返抵广州，旋复任大元帅职。随同回粤者
为廖仲恺、杨庶堪、蒋介石、张继、陈树人、陈策、何成濬、路孝忱、谢良牧等。大元
帅府乃设在河南的广东士敏土厂。旋分别以廖仲恺任大本营财政部长，杨庶堪为大本营
秘书长，蒋介石为行营参谋长（大本营总参谋长先为张开儒，后为李烈钧），张继、谢
良牧为大本营参议，陈树人为省署政务厅长，陈策为海防司令，何成濬为鄂军总司令，
路孝忱为陕军司令。中山先生当时虽锐意以肃清东江叛军为急务，而对全国，尚有和平
统一、化兵为工的理想，故抵省数日，即决定成立“工兵局”，派姚雨平、罗翼群、周
之贞、朱卓文、吴铁城、黄芸苏六人为筹备委员，后以时局演变未成立。是时滇桂军在
广州跋扈嚣张，惟以搜括聚敛、扩充实力为务，对于讨贼几置脑后。中山先生非常震怒
，曾命我为大本营军法处长，责令执法以绳。但我觉当时军纪败坏已极，大本营实力有
限，对滇桂军实无法加以克制，故辞不敢就，辞呈中有“假令一一执法以相绳，将使人
人伏诛而后可”之句。中山先生对滇桂军失望之余，除命其以一部监视沈军外，而以大
部开赴东江区域之东莞石龙，推进至樟木头、龙岗及博罗方面，担任警戒叛军，而以肃
清叛军之主要责任属望于许崇智所率之东路讨贼军。
4月间，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自福建开抵潮梅附近，叛军虑前后被夹击，乃由洪兆
麟等四个师在汕头通电“独立”，陈炯明则宣称下野。李烈钧遂以大本营总参谋长名义
赴汕头收抚叛军残部四师。接着许崇智军亦开入潮汕，时中山先生在穗获悉陈炯明、洪
兆麟等所为，即判断其中恐有诈伪，遂命我赶赴汕头促许崇智勿在潮汕久留，迅速回师
广州。我到汕头向李烈钧、许崇智传达中山先生意见后，曾拟一晤洪兆麟，拟动议中山
先生及邓仲元向日对洪之厚谊和期望，冀洪输诚归附，戮力革命。但洪不在，只晤其部
下师长尹骥及赣军司令赖世璜（当时赖已投陈后又反正归李），他们对我故示热情，饮
宴之余，并约为金兰兄弟，引起我的警惕。与彼辈周旋数日，我即迅速离汕返穗复命。
不久，洪兆麟部果然乘沈鸿英公开叛变之际（约在5月间）再度叛变，李烈钧仓皇出走
，许崇智率部被腰击于揭阳附近，情形十分狼狈。同时，许军行抵兴梅之部，又为伏于
赣南之林虎所部黄任寰、黄业兴、王定华等叛军狙击，损失惨重，伤亡溃散过半。许军
几经艰苦始于6月下旬间返抵博罗附近休整。在洪军叛变之际，李福林适由穗抵汕头谒
许崇智商军事，一时退出不及，几被俘虏，赖其军部参议黄干甫引路搭轮赴港，幸获脱
险。由于东路讨贼军回师失利，各方面对许崇智失望之余，多不谅解，财政当局亦加歧
视。时我已奉中山先生命出任大本营兵站总监，力在中山先生及廖仲恺（时任广东省长
兼财政厅长）前，为许说项并力任粮秣接济，使许军在给养上能获维持。
大本营兵站总监部成立（4月26日）时，仅有由廖仲恺令财政厅先拨出十万元作为
开办费；帅府随即下令着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收本市房租捐一个月（月约一百万元
）以应第一个月之需，以后按月分别由省长公署、财政厅、盐运使、市政厅、广东官产
清理处五机关各负担若干款项之责。由于支出浩繁，各机关每未能如数拨足，一些广东
从未办过之税捐如筵席捐、旅馆捐等，亦不得已而陆续举办。当时广东人民以税捐名目
繁多颇以为苦（护法几年，广东人民之负担特别沉重，我将另有文纪之）。此时军事形
势不仅东江方面陈炯明叛军再度猖狂，沈鸿英亦于4月中旬又勾结北军公开叛变，分路
自北江、西江进犯。于是乃以广州一隅要拒东江、西江、北江三江之敌了。中山先生一
面命桂军刘震寰、刘玉山部抵御东江陈逆叛军，一面又调大部滇军及驻江门、西江等处
之粤军讨伐沈逆。以后由于谭延闿率湘军至，会合滇、桂、粤各军分路攻击叛军，局面
始稍告稳定。
中山先生以北伐必须先灭陈炯明叛军方免后顾之忧，自1923年夏军兴以来，即不
辞劳苦，设行营于石龙，并尝亲至博罗对河之梅湖炮兵阵地督战，且命兵站将虎门炮台
十五之巨炮运至梅湖，由王柏龄负责安装，向盘踞惠州城之杨坤如、熊略等叛军轰击，
相持多月。是役航空局长杨仙逸、鱼雷局长谢铁良相从，因炸药失慎死难，中山先生深
为悼惜。其间吴敬恒（稚晖）曾来谒中山先生，并进言谓：长此相持，北伐之师已老，
可否准其调人往海丰见陈炯明谈和？中山先生表示可以。吴向中山先生请示条件，中山
先生曰：“无须提什么条件，只要陈炯明一纸悔过书便可。”然吴终于徒劳往返。此可
以见中山先生之宽大，而陈炯明则始终执迷不悟，实堪痛心。
1923年11月间，陈炯明曾大举进犯，滇、桂、粤各军前线均失利，正面退出博罗
而至石龙附近，大元帅行营转进至石滩。此时溃兵有冲至石滩，不能制止，总参谋长李
烈钧请中山先生乘火车先回省城调援，而自己代中山先生驻石滩指挥作战。我那时已卸
却兵站总监职务，将后勤任务移交军政部长程潜兼管，而以大本营参议随帅驾东征。是
晚与行营秘书长古应芬亦继中山先生后由石滩回省城。中山先生抵省城后，忙于抽调生
力军增援前线，适豫军樊钟秀部赶到，中山先生即饬令以火车运赴前方，另令滇军旅长
杨廷培收容沿铁路溃兵，一面又命我星夜向各方筹借得港币二万元交大本营会计司以应
前方急需。唯此时军情紧急，传闻叛军有一部分已进至龙眼洞附近，广州市面顿呈恐慌
，军政商民，将图逃避。至此，廖仲恺托我向亲友设法借款应急，日间由省署负责筹还
。我乃归而谋诸妇及一些至亲好友凑足港币二万元，星夜送至帅府并报告中山先生。此
时形势虽甚恶劣，但中山先生态度如常，指挥若定，卒使广州转危为安。唯此款省署一
时未能筹还，仲恺乃又为我划一策谓：“现在局势尚恶，吉凶未定，万一失败，此款便
无可偿，我拟由你用一日商名义出借，我饬由财厅承借，倘不幸我们失败，再度亡命日
本，将来也可由日商代向继任财厅索回此款，帮助革命活动费。”我甚以为然，即往商
之与我们素有些贸易关系之沙面三井洋行，得该行行长堀田稔和买办冯渭访（黄埔人）
二人同意，但他们认为款额小，无须由三井出面，于是乃介绍日商土居节商定以土居洋
行名义与财厅订一短期借款合约，以六个月为期，月息二分（偿付时并酌送一些与土居
作为酬劳费）。但此款经时一年多，五易财厅，均未清还，以迄革命政府改组，仲恺遇
难，不久，我亦赴日本养病，便视同冻结了。直至1931年，范其务长财厅时，始予免息
清还。当时何以广东财政穷困至此，主要原因是各军霸占税收影响了财政的统一收入，
即至政府改组后，财政仍长是入不敷支远甚之故。
先是，东路讨贼军在博罗休整后，虽曾分担一部分东征任务，但实力不充，作用
不大，且曾有一度与桂军同时失败退出博罗。至1924年春，中山先生乃决定取消东路讨
贼军名义，改为建国粤军番号，仍以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为总部参谋长，所辖
部队，除原东路讨贼军外，在粤原来粤军除已随陈炯明叛变者外，均归许统辖。当时滇
、桂、湘各军，概亦冠以建国军称号。
十二、关于接收关余和商团事变见闻
中山先生自1923年春回广州复任大元帅之职后，即在廖仲恺的赞勷和中国共产党
的帮助下，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此时广东革命政府除积极培养革命武
力——筹设黄埔军校、建设专材——组织广东大学和继续肃清陈炯明叛军残部外，并开
始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在此期间，我一度随帅驾东征，后又出
任广东全省筹饷局总办、广东省长公署总参议，但较多的时间，是奉派赴香港秘密运动
陈炯明系的旧部。此时陈炯明为了扭转其政治上的颓势，曾派陈秋霖、陈孚木兄弟在香
港办一《新闻报》宣传联省自治，反对中山先生北伐主张。我在港时对陈秋霖辈反复传
达中山先生及廖仲恺意见，劝陈等改弦易辙，投向革命，终于取得他们的同意。1924年
7月17日，陈秋霖将《新闻报》改名为《中国新闻报》，并在报上刊出《致陈竞存先生
书》，又与黄古等报社负责人发表《我们的宣言》声明脱离陈炯明系的关系，转为中山
先生之拥护者，自承“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作战”。当时陈秋霖等此举，被社会
称之为“报变”，对瓦解陈系起了重要的政治影响。（以后陈秋霖很受廖仲恺的信任，
廖被刺时，陈适同车遇难）至于运动叛军方面，当时只收了些地方团队和几部绿林。陈
军军长熊略，原与我交谊颇善。在港答应我反正过来。熊所部八千人驻惠州，我以关系
颇大而又急迫未有返省请示，先给熊港币三万元（熊要求十万元）而卒无效。后来中山
先生笑责我“汝够眼光”，令我赧愧。由于我在1924年间居香港时间较多，对于国民党
改组方面的事情，在记忆中值得一说的是关于改组前后接收关余和商团事变的一些亲历
见闻。兹分述如下：
（一）接收关余事件发生于1923年12月间。此项关余前经海关方面同意交给以岑春
煊为首之七总裁军政府，截至1920年3月止已收过六次。后因军政府内部分裂，海关方
面又停交付。1921年中山先生回粤即屡令海关照付，惟海关总税务司秉帝国主义列强之
指示，与北京军阀政权勾结，不肯继续付给广州之革命政府，企图在财政上牵制革命政
府之发展（其诸多掣肘，此不过一例）。1923年中山先生再度回粤，以屡催无效，深知
对付帝国主义绝不能示弱，乃决心采取强硬措施。惟中山先生幕下有不少人存恐外思想
，当时军政府外长伍朝枢及广东交涉员兼粤海关监督傅秉常（伍之戚）亦以担心发生事
变为借口，不主张采取强硬态度。适有罗桂芳者（广东顺德人，在国民党中为一少壮干
部，平日喜作大言，时人目为大炮罗），闻讯即向中山先生自告奋勇说：“请给十支驳
壳（盒子炮），我便把粤海关接收过来，何况关余！”当时人多嗤之，惟中山先生断然
任命罗桂芳为粤海关监督，并使率兵十名前往就职接收海关。当罗桂芳率武装前往海关
时，海关外籍税务司果慑于兵威，不敢抵抗，罗桂芳遂顺利接收了粤海关（照章税务司
应受关监督之监督，不过过去中国人自己放弃职权）。沙面外国领事团闻讯，即声言以
外舰炮轰帅府为威胁，其时停泊珠江沙面之外舰十余艘均卸下炮衣，以炮口向正河南的
广东士敏土厂帅府。中山先生见状，即命广东交涉员传语：“如果外舰胆敢开炮，我即
命陆军占领沙面，收回主权，使逞强者无立足之地。”结果沙面领事团气馁，后由北京
公使团出面调停，即将全部关余如数交付，事始寝息。事后中山先生笑说：“谁谓罗桂
芳大炮，其实罗桂芳有胆有识，（其实当时二、三高级职员是洋人，其余中国籍员工，
多数平日厌恶洋员欺负同情革命）你们一般人怕洋鬼子怕惯了吧！”
（二）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关余事件之失败，乃妄图利用广
州商团来颠覆广州革命政府。此一事件实酝酿于1924年8月间。其时有商团由丹麦船“
哈佛”号私运军火一批，计长短枪一万支，子弹三百万发，为军政府缉获加以扣留（8
月11日）。商团之主持者为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其幕后除英帝国主义外，尚有佛山之
地主豪绅陈恭受，且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及东江陈炯明叛军有联络，其蓄谋推翻广州之革
命政权而建立其所谓“商人政府”已非一日。此次以运军火被扣留，陈廉伯即大肆叫嚣
鼓噪，嗾使商人罢市请愿，不止广州满城风雨，甚至波及省内其他县市。政府面临商团
之威胁，一部分人主张严厉弹压，另一些人则主张和平解决。时廖仲恺任省长，力主对
商团捣乱加以严惩。当时曾在省长公署召开秘密会议，参与会议者有谭平山、蒋介石、
李章达等，时我任省署总参议，亦出席该次会议，苏联顾问鲍罗廷亦被邀参加。会议决
定首先收集全市存粮，以防商人罢市，粮食供应发生问题，并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
，内定由我担任该会秘书。中山先生对此次会议决定表示同意，但却为主张和平解决之
文武人员所反对，当时胡汉民、古应芬等认为和平可得商团报效费百万元为北伐军费之
补助，许崇智、范石生、刘震寰等则企图分得没收的枪械，以补充自己的实力，他们出
面调停，结果以械四成发还商团，六成充公，罢市者即日开市为条件，与商团方面取得
协议，此事遂告一段落。廖仲恺以主张不行，商团气焰日高，遂辞去省长职务。继任者
为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胡汉民初时亦赞同和平解决，以为可以内部暂安，而有利于东
征北伐，但事态发展结果，证明当时与商团妥协，简直是养虎为患。此时商团在帝国主
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怂恿下，态度日见嚣张，日夜武装，扬威耀武，肆无忌惮。10月10
日竟又胁迫全市商民罢市示威，并开枪射杀游行之工农学生等二十余人，受伤或被捕者
达数百人，并公开提出“请孙下野”口号。此时帝国主义停泊珠江之军舰十余艘又配合
商团行动作示威表示，公开为商团作保镖，声言如中国政府当局向市区商团开火，外舰
即进行武装干涉。胡汉民至此，亦感到对商团已再无和平可言，乃急电韶关向中山先生
请示紧急处置办法。中山先生闻讯即复电指示胡汉民对肇事商团严予惩办。胡汉民即召
公安局局长李朗如到省署嘱其迅即作弹压部署，但李当时犹豫不决，理由为担心糜烂商
场。胡以李无行动决心，且违背中山先生意旨，乃一面急电召驻韶之警卫军司令吴铁城
率兵来省城复任公安局局长职（吴系前任局长），一面命省署总参议罗翼群商之滇军军
长范石生、福军司令李福林各派所部协同警察武装平乱。吴铁城率部回穗复任公安局局
长职后，经省署开会决定弹压办法。14日晚即开始向西关集结之商团进攻。由于商团表
面上虽枪械、服装颇见整齐，而实际上素质甚差，与军警作战，一触即溃，乱事越日即
告平定。关于此次事变，中山先生曾有“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发表，对事变经过叙述
甚详。在事变之初，帝国主义虽亦以炮舰政策相威胁，但当革命政府决心以武力平乱时
，又复知难而退。其干涉中国革命之阴谋，又复宣告破产。
从中山先生以上两次反帝措施，完全可以证实一切帝国主义及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的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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