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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422 | 1 屠基达回忆录：在文革中艰难前进的歼7改型
2011年02月17日 13:14
来源：航空世界
歼-7I战斗机（资料图）
一、歼7改型在“文革”中艰难前进
原型歼7飞机引进后，是先使用后仿制的，所以较早收集到部队在使用中发现而要求改
进的问题。1968年6月，三机部和空军在沧州召开的会议上，132厂得到了空一所提供的
一个歼7外场使用中400多条问题的清单，112厂接触得早，112厂设计科科长胡淡同志在
会上谈了歼7飞机一、二、三期改进的设想。这个会132厂设计科副科长沈泳沅同志参加
了，会上成立了以三机部为组长单位，国防部六院和空军为副组长单位的歼7飞机改进
改型领导小组。此后，112厂不再参与歼7工作，歼7改进改型工作全部由132厂承担。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底开完歼教5的定型会，1967年开始，我就“靠边站”了
。1967年5月6日，132厂发生震惊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开枪打死50多人的武斗时，厂内
办公室的人都跑光了，我作为不断写检查的当权派，还老老实实地坐在设计科办公室。
大约上午10点钟，好心的设计员王惠铨跑来偷偷地告诉我：“厂外已经有几万个城里来
的造反派把厂围住了，看来要出大事了，你赶快走吧”。我一听不得了了，赶快出厂。
厂门口果然双方对峙，剑拔弩张。回到家中，下放在车间劳动的爱人埋怨我怎么那么迟
钝，要死人了。果然不到一小时后，就听到厂门口枪声大作，保卫工厂的一派冲锋枪就
打开了。厂外城里来的造反派宣传车上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枪
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鼓动造反派冲进厂去。这一天开枪打死的造反派
50多人大部分是中学生，宣传车上则是北京来的大学生。造反派推翻工厂的围墙冲进了
工厂，守工厂的厂内保守派退出工厂逃往附近农村。处理这全国第一次开枪的武斗“5
．6事件”，中共中央专门发了文件。132厂的确成了“文革”中的重灾户。
1968年10月，厂里掌权的造反派成立了劳改大队，对几百个“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
派”，再加上坏头头(保守组织头头)集中起来，实施劳改，我作为全厂唯一的“反动技
术权威”，也被赶进了劳改大队。每天由武装民兵押着，齐声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
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排队前去劳动，挑石头，筑清水河堤，修机场护厂沟等等
。这些重体力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比每天在走廊上写检查，清扫厕所，在思想上还轻
松一些。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始终不理解，老老实实干工作，一直听党的话，也做
出了成绩，为什么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联想到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右派
分子的下场，想想自己，想想妻子，想想子女，想想年迈的父母，都会怎样，确实令人
不寒而栗。但一切都没有办法，只好一天挨着一天过。
装备中国空军的歼-7I战斗机（资料图）
1969年8月，科里造反派宣布我“解放”，回去当设计员。1970年4月，厂革委会调我去
生产指挥部当设计组长，代表工厂指挥两个设计连队。此前不久，厂军管会决定撤销原
有车间科室编制，全厂实行军事编制管理，工厂总部机关设立三大部，基层设定了13个
大队，77个连队，车间科室都成为连队。3月份军管会改为工厂革委会，军事编制不变
。此后，生产指挥部陆续给我调来下放在车间劳动的黄理章、薛炽寿、王致斌三名设计
员作为设计组的成员。
我当时第一件大事是组织歼7Ⅰ型的全机静力试验。通过六项改进的歼7Ⅰ型飞机陆续在
生产线上往前走，原来北京要求1970年当年研制成的歼7Ⅰ型飞机完成100架，后来眼看
完不成又改为60架，但按研制的试飞提纲飞好的飞机，已有十几架之后，一直没有人来
接收。后来才知道，空军内部不少人全盘否定歼7飞机，对6改改型的否定，更不在话下
。因此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洪波几次和厂里领导说，要恢复原型。经过据理力争，最后
总算保留了：加左机炮、改无级调锥及唇口改圆等三项，座舱盖加高、机翼整体油箱扩
大被否定，改815乙发动机被认为不成熟，最后形成歼7Ⅰ型三改三不改方案，重新试制。
1972年4月9日，我早上上厕所发现大便全是黑的。最近一段时间胃常不舒服，老毛病没
当一回事。爱人代我拿了便样去医院化验，我仍上班去了。不久爱人拿了4个“+”号强
阳性隐血化验单到我办公室——胃大出血，立即把我送去医院。第二天，生产指挥部领
导来医院看我，希望我能与革委会的孙志端副主任一起去北京向叶剑英(军委)副主席汇
报歼7工程三改三不改的问题，这时我已无可奈何了，我推荐薛炽寿代我去参加。孙副
主任原是172厂的厂长，“文革”中挨整后由部里出面把他调到132厂来的。
早在1970年11月，在北京，我和三机部李在田同志一起去空军科研部机务部汇报歼7Ⅰ
型6改方案，汇报完后机务部何培沅副部长提出Ⅱ型改型的重点是取消带离弹射，再下
步歼7改型是搞全天候型，希望能让歼7装上小型化的645雷达，因为空军已决定在歼击
机种中，必须有五分之一的全天候型。
134号歼-7II原型机（资料图）
1972年10月，三机部在北京召开考察米格-21ПΦ引进技术会议，孙副主任和我等去参
加。之前，为改成歼7全天候型，三机部张金波处长带队，132厂设计连连长张仁保和设
计员王杰两同志参加，去朝鲜考察了米格-21ПΦ全天候型飞机，进行了粗糙的外形测
绘，收集了一些外场材料，带回了火箭弹射座椅、雷达及2C型发动机等实物。这个会就
是介绍考察情况，开展歼7第三期改型为全天候型的会议。段子俊副部长出席会议并发
言，强调部队急需歼7全天候型，132厂要当大事来抓，要求1976年底前后改型成功定型
。会议开了整整十天，包括研究发动机的改型，有5个很具体的会议纪要。我在会上提
出，最好能拿到一架ПΦ飞机，否则1976年这进度很难保证。611所派出谢光和吴逢光
二人参加了此次会议。1972年9月，工厂恢复科室车间，撤销大队连队，原十大队所属
设计、特设、试验、技术情报等科室和模线车间改制为设计所，我任副所长兼设计科长
，主管设计。原来两个设计连合成为一个设计科。
10月会议以后，设计科内三期改型方案工作就展开了。三期改型的中心是放大机头，在
中锥内装上204雷达(雷达厂推荐的)。放大进气口的尺寸就按照考察时带回的ПΦ飞机
大致尺寸。此外，还研究改吹气襟翼，加机背油箱，加大起落架，装改型发动机，增加
机翼外挂点，改红外照明灯。这些工作与歼7Ⅱ型改型几乎是同时在进行的，因为重点
专业工作并不重叠。Ⅱ型重点是弹射救生，Ⅲ型重点是火控系统。
但是当时全厂的工作重点是搞好质量整顿，歼7Ⅰ型重新按三改方案试制，争取尽早定
型进入批生产。重新试制的三批一架歼7Ⅰ型飞机于1973年9月送630所作定型试飞。
1973年9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按“部院结合、厂所挂钩”的原则，国防部六院
划归三机部建制。
“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132厂原厂长马诚斋改任工厂临时党委书记。1973年9月马提出
工厂应走320厂的路，要搞一支较强的设计队伍，做一个规划开展自行设计。之后，复
出后的谢明副总工程师升任革委会副主任，除质量整顿外，还狠抓工厂的技术改造，设
计性试验的技术改造也列入其中。
138号歼-7II原型机（资料图）
二、划时代的襄樊会议
1973年11月，我率张仁保、李宗俊、包于涵、王月新、顾凡清等出席三机部在襄樊召开
的歼7、歼8弹射救生装备协调会。这是部院结合后的一次重要会议。
早在1970年初，座椅设计员包于涵就与我谈过座椅改进，取消带离弹射改为敞开式火箭
弹射，当时决定派人去参加空军主持的歼6座椅改进试制试验，学习他们的经验。1970
年12月，派出的沈泳沅、顾凡清开救生会议回来，涉及歼7二期改型，向孙副主任汇报
，建议成立救生方案的研制小组。此后，座椅及舱盖的改进方案一直在进行。我们带去
的歼7火箭弹射救生方案，首先是继承了歼7原型座椅手脚保护等机构比歼6先进，因此
取得空军主管此事的军训部同志的支持。取消带离弹射后的座椅装有专用的平台火箭包
，可实现零高度救生，有专用的人椅分离器，分离人椅放出装在椅内的救生伞。舱盖改
为固定风挡和后折返舱盖，取消原有的防弹玻璃。舱盖将有Ⅱ型和Ⅲ型的两种外形。这
个方案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会前准备比较充分，汇报和讨论比较扎实。这时六院的
救生专业所610所成立不久，他们带去了歼8头靠伞的救生方案。会上有人建议只合成一
个头靠伞方案，歼7的坐伞方案应该下马。由于我们据理力争，又得到部机关同志的支
持，最后终于取得了歼7座椅方案和歼8座椅方案可以并进的结论。
这次长达11天的会议，对歼7Ⅱ型成功改型至关重要，当然也预定用于歼7全天候型。我
们争这个改型权，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既有技术上的风险，也有工厂生产形势不好造
成的进度上的风险。更令我这当干部的人感到还有政治上的风险：万一救生失败，当时
尚在“文革”之中，随时都会有政治帽子飞来。但是歼7飞机原型救生不安全是空军最
大的担心。
据介绍当时国内歼7飞机共有七次重大事故，其中迫降成功二次(包括1972年3月我厂一
次)，五次跳伞，其中四次一等事故，飞行员都牺牲了，一次二等事故，但飞行员被压
伤颈椎导致终身残废。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们下定决心挑起歼7改型重担的思想动力
，当时我们叫做“革命加救命”。在进度上我们又必须走在歼8方案的前边，虽然歼8方
案是倾一个所的力量在做，但如果歼8方案先成功了，又会有人主张停止歼7方案的。所
以我们舱盖座椅组的设计员，在工厂生产形势不好时，自己在车间推着零件车跑工序，
急进度所急，都在情理之中。
1974年5月，三机部正式下达任务，由132厂负责歼7弹射救生改型工作。
中国海军航空兵的歼-7II战斗机
132厂从“文革”的混乱中，正在逐步恢复秩序中，但总体上讲，一部分群众派性严重
，干部又不敢管，劳动纪律太差，不少车间都是冷冷清清的。孙副主任主管全面生产工
作，也没有多少办法，其实他与中层干部一样，从“文革”中吸取教训后，始终坚持不
过“三八线”，即不管“文革”政治运动，只管生产。这时他对我们的工作安排是：歼
教5生产的优质过关，歼7Ⅰ的设计定型工作，歼7Ⅱ改型发图工作，歼7全天候改型方案
工作，齐头并进。
1974年初，我派总体、气动专业的郑维川、刘远孝、向文政、寿伯康、徐德寰等五名同
志带了歼7全天候初步方案去北京、沈阳、南昌、哈尔滨的机关、部队、厂所等20个单
位调研。其中包括引进斯贝发动机的情况，收集了不少资料。在空军作战部，李济中处
长讲：“部队急需歼7全天候，主要任务是对付敌夜间来袭的轰炸机。”他要求改型时
要注意保持原来歼7轻便的特点，不要越改越重。火控系统要机炮、导弹和火箭都能带
，雷达最低高度要在2500米以上(不截获地面的最低高度)，要求配一个简单的火控计算
机。希望能加大飞机的作战半径，即机内要加油；要改善飞机的起落性能；要装自动驾
驶仪，夜间飞行，飞行员容易出现错觉，到时候自动纠正，红光分散照明是需要的，等
等。这些调研，对我们很有用。
1974年3月，我带宋开基、黎石山、徐德寰等去大足空军基地调研。目的是与部队同志
座谈歼5甲和歼教5的使用情况，研究歼教5与机翼大梁孔产生裂纹的排故方法。由于
1972年12月部队一架歼5飞机飞行中机翼大梁折断造成一等事故后，引起对歼教5、歼5
甲机翼大梁普查，普查结果歼5甲大梁没有裂纹，歼5及歼教5都有。目的二是征求他们
飞行员对歼7全天候方案的意见。大足的部队有一个独立大队是夜航部队，用歼5甲飞夜
航。飞行员听了我们对歼7全天候方案的介绍后，寄予很大希望。特别强调雷达一定要
好，导弹必须配，炮不行了，必须能远距离截获进攻，打轰炸机必须用导弹。飞机重一
点笨一点，都不要紧。仪表希望多一些综合型的。如果有双座夜航机最好。他们说飞夜
间科目，一个人太忙，不管夏天、冬天，都出一身汗，训练时间长，雷达又不好，又要
顾舱内舱外，一个人够忙的了。飞行员们普遍感到飞机发展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我们
与苏、美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太落后了，希望工厂的同志多作贡献。
4月，我派设计员张殿杰去贵州与011基地协调为歼7全天候配加大推力的发动机，以涡
喷7乙为基础加大流量，达到全加力可有6600千克力。
4月20日，我厂歼7Ⅰ型三批一架在阎良定型试飞时，由于着陆时目测不准冲出跑道导致
右机翼损坏，我带十余人赴阎良处理飞机。
早在1975年初，三机部的年度计划要求我厂在1975年内完成歼7Ⅲ型外形设计、吹风，
完成总方案上报。4月份部在北京召开十年规划会，歼7全天候已列入规划，要求132厂
于1979年完成定型。所以在此期间抓紧讨论了歼7Ⅲ的各系统方案。1975年5月以工厂的
名义上报了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75)厂革生密字171号文。
1975年3月12日，三机部下达文件，611所与132厂结合，所的建制归132厂领导。这一决
定，后无实际行动，因而未实现。
海航的歼-7II战斗机飞行在台湾海峡上空
5月，工厂据部里精神，组织讨论十年规划。会上，我提出除歼7Ⅲ外，应搞歼教7及歼7
后继机，可暂名为超歼7，采用单台斯贝发动机，两侧进气，有拦截能力。经厂里讨论
决定歼教7不搞，后继机暂不提。
6月，三机部李际泰部长及六院徐昌裕副院长来检查工作，我向他们汇报了歼7工型定型
和歼7Ⅱ型改型进展的情况，并汇报了歼7Ⅲ型的方案。徐副院长说Ⅲ型方案要开一次方
案论证会，已定的7条改型原则很好。在此之前我们收集到的空军部队对歼7Ⅲ型改型的
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4条：
1．歼7昼间型仍需要，白天不一定开雷达。全天候主要是夜间可拦截轰炸机，轰炸机可
以以图-22为目标。
2．保持歼7简单轻便的特点，突出飞机中高空性能。但雷达一定要有低空使用性能(高
度不低于2500米)，以拦击敌轰炸机低空突防。
3．争取加大作战半径。要争取在敌方发射地空导弹前打掉敌机，故作战半径希望达到
400千米。
4．改善起落性能，如能达到滑跑距离500米～600米。
我们的歼7Ⅱ型敞开式火箭弹射救生项目改型正在积极进行，试验是首先自力更生土法
上马。8月李部长和徐副院长专程来厂，观看工厂自己动手组织的零零弹射试验和空中
人椅分离。132厂在“文革”中形势一直不好，经常受到批评，但改型工作一枝独秀，
当场受到李部长他们的赞扬，真不容易。
此前，空军受吴法宪一伙人的影响，有“歼6万岁”、“歼6可以打遍天下”的谬论，因
而有意压制歼7。当时空军内部仍有争论。为了肃清它的流毒，在国防工办的促进下，
空军于1975年3月～8月，组织进行了177架次的歼6、歼7飞机对比试飞，最后得出结论
：歼7飞机高空高速性能明显比歼6好，中低空性能两机各有优势，可视为相当，故全面
衡量，歼7飞机性能优于歼6飞机。1975年9月21日，空军在故城举行了两机性能对比飞
行表演，出席观看的有国家计委、国防工办、总参、空军及三机部的领导。从此结束了
这一场争论。
1975年11月李际泰部长在部的天津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副主席给我交代了好几次，要
赶快搞歼7，要以歼7换装歼6。”歼7Ⅲ是预定的新机之一。我厂歼7Ⅲ的设计打样工作
全面展开，吹风试验、外协计算课题、成品协调工作也全面铺开。
空军司令部(简称“空司”)接到我厂5月上报的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原则上已同意，并
据此于1975年10月14日向总参以(75)司科学第64号文报告“关于歼7全天候飞机战术技
术要求”，抄送国防工办及三机部等。该报告称：“歼7全天候飞机是空军夜间作战急
需的飞机。早在1972年三机部就正式下文，132厂进行改型研制。该厂已做了大量工作
，并于今年五月提出一个研制方案，预计1978年第一架改型飞机上天……”
1975年11月三机部接到空司报告抄件后，立即向总参上报“关于歼7全天候飞机战术设
计要求的几点意见”。这样，歼7Ⅲ型立项就等总参批了。
歼7Ⅱ型研制，各单项都进展良好，阻力伞舱上移这一项，经过二次试制，完善了“双
门后钩”方案的研制。1975年11月在张家口部队进行了鉴定试飞。由于阻力伞的着力点
自后机身腹部移到了机尾上部，因此可以提早开伞，甚至在离地尚有0．5米高度时即可
空中开伞，大大提高阻力效益。我去参加了这次试飞。由空7师任组长单位的试验鉴定
小组认为效果很好，建议批准定型。
而三改的歼7Ⅰ型飞机，经过试飞研究所鉴定试飞，于年初完成全部课目后，在1975年4
月已完成设计定型审查，6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
1975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国发(1975)120号文件批转关于常规装备科研定型生产中
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文件精神，空军和三机部着手清理整顿压缩飞机型号。空军
和六院都倾向于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而部机关倾向于作为一个型号。原因是歼7Ⅱ
型手续不完善，也没有飞机改型后的战技指标。而Ⅲ型均有报批手续，手续完备，可以
作为一个型号。
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很不利。而且没有型号就没有研制费
，如果Ⅱ型改进4个项目都作为歼7Ⅰ型的后续内容，使用生产都大成问题。所以我两次
带薛炽寿等去北京呼吁活动。一次是1975年11月，一次是1976年2月。分别向空军、六
院、三机部机关汇报，据理力争。麻烦的是工办和总参吸取歼6改型多而乱的教训，也
主张不另给型号。空军的意见，可以成熟一项改上去一项，6改7改的Ⅰ型。可是管理上
不就更乱了。于是在与空军讨论过程中，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给歼7Ⅱ型起一个乳名，
叫歼7Ⅰ改。在与工办讨论过程中，谢光局长的意见起了作用。他认为成功一项改上去
一项的想法可以理解，但作为管理和生产这不行，特别4改以后，作为一个主力机种，
没有一个型号是不行的。这时六院的同志也转过来赞成给一个型号了。尤其是发动机改
了，带离弹射取消了，与Ⅰ型大不一样。接着我们就研究如何报批。
2月份谈完Ⅱ型问题，我和薛炽寿、寿伯康、曲鸿义等五人就在空科和六院分别讨论歼7
全天候的任务要求、发动机、增加外挂等具体问题，因已经明确作为一个独立型号，谈
问题可直截了当。
我在北京时感冒咳嗽不止，坚持办完事。3月5日返回成都当天即住人医院，经诊断为大
叶肺炎，用了多种药，均吸收不下去，医生开玩笑说我在北京感染了外地特殊细菌的肺
炎。直至17日才提前出院。
1975年11月29日，我父亲在上海因胃癌去世，享年82岁。他去世前我曾在上海陪伴半个
月，后接通知参加歼7Ⅱ型阻力伞舱项目在张家口部队鉴定试飞，匆匆离沪赴张家口，
几天后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是73年去世的，至此，我已父母双亡。
（本文节选自《淡墨集——飞机设计师屠基达自述》） | s****r
发帖数: 31686 | 2 文革期间是军工大发展是国民经济大发展的伟大时期，你这篇是伤痕文学
【在 v**e 的大作中提到】
: 屠基达回忆录：在文革中艰难前进的歼7改型
: 2011年02月17日 13:14
: 来源：航空世界
: 歼-7I战斗机（资料图）
: 一、歼7改型在“文革”中艰难前进
: 原型歼7飞机引进后，是先使用后仿制的，所以较早收集到部队在使用中发现而要求改
: 进的问题。1968年6月，三机部和空军在沧州召开的会议上，132厂得到了空一所提供的
: 一个歼7外场使用中400多条问题的清单，112厂接触得早，112厂设计科科长胡淡同志在
: 会上谈了歼7飞机一、二、三期改进的设想。这个会132厂设计科副科长沈泳沅同志参加
: 了，会上成立了以三机部为组长单位，国防部六院和空军为副组长单位的歼7飞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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