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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 | 1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检讨与反思中国改开的进步与退步
，似乎非常有必要。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最近开了一个讨论会，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颇引人
注目。引人注目的原因有几个：第一，出席者身份不同，他们均来自政学企界有影响力
和话语权的高层人士，均深度参与中国经济决策，某些学者身份的官员，以前或现在还
是政策制定者。
第二，讨论口径较为大胆。前财长现为政协外事委主任的楼继伟，直言批评当局采取给
「去产能」下指标的手段，是行政手段，形同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措施。原
中财办副主任、现在的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批评当局现在的改革是小改革、
虚改革、啃假骨头；说现在效率不高甚至下滑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
是由政府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批评国进民退，称歧视民企现象仍然
存在。
第三，习近平的最高经济智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会，虽然他早早离开。刘鹤是经济
50人论坛的创始者，他的与会被广泛认为是对改革的支持。鉴于以上几个原因，有观察
者认为，这次会议释放了中国改革要重新启动的信号。
但笔者认为，这次会议与其说是重启改革信号，不如说是发牢骚吐怨气，而绝大多数与
会者在避重就轻。不过，这个会议讨论仍然显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1）很多学者
和官员对改革现状相当不满甚至悲观；2）纪念「改开」40周年官热民冷。官方宣称要
隆重纪念，老百姓反应则很冷淡；3）「改革已死」几乎成了社会共识。邓聿文在《金
融时报》著文「如何理解改革五十人论坛传递的讯息」称，10多年前，一些自由派知识
分子喊出「改革已死」口号时，社会还不以为然，可是现在这基本成了全社会的共识。
「改革已死」这个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呢？老实说，十多年前，当我听到「改革已死
」时，觉得很过分，觉得缺少佐证。可是近五、六年来的发展与变化似乎正在证实这个
说法。现在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站得住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鉴于文革的惨痛教训和毛泽东的一言堂，邓小平主张改革国家领
导体制，废除领袖终身制，防止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但今天，中国的国家领导体制已
彻底走了回头路。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说，「党
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
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今天，当年
邓小平列举的共产党高度集权的种种制度弊端，统统回潮了。习近平大搞个人揽权、个
人崇拜和终身制，与当年的改革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这方面说，改革已死，并不夸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派在保守派的各种阻挠下，勉励推动政治改革，包括党
政分开、政企分开，但今天已荡然无存。毛泽东主张和践行的「工、农、商、学、兵、
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已经演变成习近平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为了防止党天下，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1982
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中不再提「党领导一切」。而现在，「党领导
一切」重新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当年曾实施的校长负责制
，厂长负责制，如今统统被党委负责制所取代，党的控制已经全面深入到学校、机关、
媒体、互联网、国企、私企甚至外企。因此在这个方面说，改革已死，是站得住脚的。
我们从三个角度看「改革已死」是否成为社会共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外贸体制改革
和思想解放。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私营企业成长，但
是最近五、六年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民营企业目前面临史无前例的困境，很多民营
企业家感叹日子难过。改革在这方面会不会也濒临死亡？值得关注。
进入2018年元月以来，舆论环境对民企很不利。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在中共理论阵地《
求是》网上刊登鼓吹「消灭私有制」的文章，吴小平发表宏论，称私营经济到了退场的
时候，邱小平进而言之，「党要领导工人共同管理民企、共享民企发展利润」。一位前
中国国企高管、后来成为某民企掌门人说了一句真话，十九大以后，政府一直在收权，
这是因为「执政党相信公有制」。
这种「相信公有制」的政策对民营企业很不利，导致他们难以进入只有国企才能进入的
很多行业，难以取得只有国企才能拿到的低息贷款。今年甚至出现国企接盘民企的现像
，据中国财新传媒的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已经有近20家上市公司引入了国有资本。
在已经完成的9个案例中，国有资本共出资超过62亿元，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一
些国企开始往民企派领导。虽然中国政策上强调不得对民企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
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寻找国企做庇护伞。这种国进民退是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
度改革的大倒退。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外贸体制改革。这个改革从1979年开始，
经过简政放权，缩小指令性计划，下放外贸经营权，建立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自
负盈亏，改革进出口商品经营体制，改革外汇体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大幅
降低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等等。这些改革为中国在2001年进入WTO而创造了条件，也
为中国对外贸易从巨额赤字转为巨额盈余创造了条件。
但是中国的外贸体制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依然留有一条保护主义的尾巴。为了进入
WTO，中国承诺健全市场体系，但十五年之后，一些重要承诺并没有兑现，特别是在金
融、通讯、汽车等产业方面，至今仍然被中国政府以数量巨大、范围广泛的补贴和低息
贷款等进行保护。在服务贸易、互联网和影视业中对外资企业依然实施限制政策。鉴于
此，美国、日本和欧盟都认为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时的承诺，而且认为中国政府在2025年
发展计划中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与补贴，对美欧企业很不公平。这是引发美中贸易战的
根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理论界空前活跃，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大讨论在中共内部和整个社会引发巨大反响。这场讨论对毛泽东的封建家长式统治、
「两个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进行反思，掀起一场现代启蒙运动。在
这场现代启蒙运动中，胡平的「论言论自由」、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及任畹町的
《中国人权宣言》等，虽然后来被中共打压，却成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标志性符号。
而现在特别是最近五、六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受到空前打压，执政当局意识形
态全面左转，在这方面，可以说改革已死。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社会还处于一个大抵
宽松的舆论环境。但2013年出台的「七不讲」和「8.19」讲话，严厉处置了那些当局收
买不了、与党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扣上「反动知识分子」的帽子，指责他们对
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当局的这些举动使思想界、理
论界和知识界，及党内一些主张碎步前进的开明派非常失望。杜导正说，如此公开地钳
制言论，是江泽民时代以来，二十年都没有的；这么搞下去，国家要出大事。
这些检讨与反思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在习近平治下进少退多。在政治领域，改革早已死
亡，甚至退回到改革以前。在经济领域，国进民退正在吞噬改革的成果。在思想领域，
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已严重窒息了整个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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