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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作者: 裴毅然
12 月16 日，《芳华》终于上映。经历过国庆换档风波，让这部电影反而更加勾起来观
众去影院一探究竟的欲望。任何一部电影都必然遭遇褒贬不一的境遇，冯小刚今年的作
品尤其如此。有些人说他们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他们都曾经从那个时代中过来，怀念《
雪绒花》的美好旋律和那熟悉的军号嘹亮。也有人说冯小刚的社会批判似乎总陷入这样
不战自降的境地，看起来很硬，其实很软，批判的尝试最终都成了虚晃一枪的姿态，悲
剧甚至没有他早年间喜剧的力量足。我们相信未来这段时间，我们将被《芳华》的各种
影评和分析类文章所湮没，然后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又陷入对现实的妥协中，作鸟兽散
。正如，那些我们已经忘记了的，在延安时期的一群“芳华”少女，他们在那时被称为
“红色爱情之都”的延安里，自己的婚姻却是由组织出面介绍，而且还有着严格的规定
。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
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双方男女必须是党
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这听上去有些可笑的条件，却真实的在那个
时代发生了。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
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闹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恋方面约束过
紧。1933 年5 月18 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
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
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
“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
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
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
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 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
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
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像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
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 年1 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
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
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
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
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1937 年9 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
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
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
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
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
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
：“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
没说地批准了两次。”
红小鬼陈丕显（1916～1995）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
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
续”。项陈首长后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
”。
延安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性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绑缚
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俗称
“同志+性”。
1941 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
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
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
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
但祸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
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他们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
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
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
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
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
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
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
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
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
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
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
赵超构记述：被极力夸张的“同志爱”对于延安女性的恋爱与结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响
。既然同志爱应该高于一切爱，那么恋爱结婚也应该以同志为第一条件了。个人爱憎的
选择也只能在同志之间运用了。这正如旧式婚姻以门第为第一条件，难道不会损伤到个
人的恋爱自由么？
“保证完成任务”+“挑大的嫁”
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944年4月8:1。
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自我感觉“多么
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
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虽然她们一脑门子妇女解放、独立平等，一些青年
女性还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霁云拒绝过刘少奇，一抗大女生拒绝林彪
校长的当面求爱。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只能以“革命价值”为价值，以职级高
低为高低，以嫁给长征老干部为荣。
海伦·斯诺记载：“彭德怀的清教徒气质，这种态度很自然使妇女们对他发生了兴趣，
她们发现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战士曾设法引诱他，遭到了他的拒绝。”
真正坚持“平等”，终属少数。城镇女性的到来，中共高干层掀起一阵离婚再婚热。除
了毛泽东离贺子珍娶江青，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
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
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
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
就好。男的身分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
步。”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
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
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
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
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
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 年早早结婚。
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周六下午，延安女
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
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它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
窑洞方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
。”
一般人对性欲还得掖掖藏藏，惟毛泽东敢于直言。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
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则？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
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婚几乎不可能。丁玲〈“三八节”有感〉：“女同志的结
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会受到知识分子干部的嘲
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
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还有“组织分配”。1937 年，二十二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 岁的谢觉哉，组
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
包走上夫人岗位。邓小平与卓琳的婚恋，乃邓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这位北平大学生
，留下一句“请帮忙做做工作”，组织一出面，卓琳虽嫌其矮，还是嫁了。
组织乱点鸳鸯谱
如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更不用说结婚），可是犯了大忌。不过，未婚先孕的“先行交
易”，仍是免不了的风景。14 岁赴延的夏沙，17 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 岁怀孕，
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给了“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整风抢救
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
诚恳检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新四军画家陈亚军，与盐城中学女生谈恋爱，开大会狠批一场。组织“乱点鸳鸯谱”，
老干部窗前选美，认识24 小时之内就结婚等“革命爱情”，一路“演出”不断。一些
新四军高干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等机会，直选城市女生，陈毅、粟裕、彭雪枫…
…都是这样抱回佳偶。
八路军的聂凤智（上将）、向守志（1988 年上将），也是这一时期从女学生中得偶。
他们再转身用同样方法为部下解决“个人问题”。
“红妃”张宁（1949～，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张富华（1911～1957，追授少将），江西
兴国人，1929 年参加红军，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清晨出操，军区司
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
此女就是张宁母亲，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组织谈话，三言
两语介绍张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 岁的“大洋马”背着行军包进了
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就算礼成。“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
，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 岁的我爸爸。这种事在战争
年代不稀奇，许多当年在战争第一线拼命的指战员，他们的夫人有许多是在与我妈妈大
同小异的情况下与丈夫结合的。这叫‘革命感情’。”
延安报纸曾刊出一幅著名漫画〈新娜拉出走〉，讽刺一些青年女性为争取独立自由离家
出走，到了延安又沦为大干部附庸。在社会价值仍然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延安，延
安女性婚恋选择的价值多元化实为无本之木。1937年12月3日谢觉哉日记：“小资产阶
级的恋爱神圣观，应该打倒。因为它一妨碍工作，二自找苦吃。”
由于各级首长多娶城市女生，一些红色女生提出反对“首长路线”，襄樊女生林颖（
1920～）乃倡议人之一，一时名噪“小延安”——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四师驻地）。
但林颖收到彭雪枫（1907～1944）第一封情书二十天后，自破金身，“下嫁”给这位
1930年的老红军。新四军一旅老红军万海峰（1920～，1988年上将），1943年10月得娶
上海护校女生赵政。历经五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婚恋自由权，就那么“高尚”地交出去
了——党员结婚离婚须经组织批准。冯兰瑞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报告，
1944年才批准。三十二岁的团长高自如申请与二十九岁的鲍侃结婚，彭真不批，理由是
八路军团长不能与非党员结婚；1947年4月鲍侃入党，获得与爱人结婚的先决条件，可
高自如已于1946年春在华北前线牺牲。
许多恋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组织劝止，甚至批判，闹出一幕幕自杀悲剧。1948年冀察
热辽根据地，《群众日报》电报员韩志新，因与地主女儿恋爱，被批斥“包庇地主”、
“接受贿赂”，韩志新十分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
延安还有“临时夫人”。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阪参三，1892～1993
），分别拥有临时夫人，事先声明回国时不带走。他们向中共提出找“临时夫人”，组
织便挑选说合。两位苏联人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临时丈夫各留下一笔钱。三八
式女干部沈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
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
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
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江西时期，中共就为李德物色“临时夫人”肖月华（团中央粤
籍姑娘）。
中共对干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现象，相当宽容。1948 年太岳区薄书年有妻有子，
参加革命后又与阎姓女子结婚，家妻携子找来，组织令薄与阎离婚，薄怀怨，杀阎与同
寝室黄氏（副专员之妻），阎死黄残，仅判薄15 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战夫人”的谢
觉哉评论：“一人二妻，革命干部中颇多有，因战争关系，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
重婚罪责人。一旦相遇，只要他们自己不发生龃龉，旁人何必多管闲事。必离其一，必
有一方失所。”
浪漫指数
意谓民若不举，官何必究？浪漫指数囿于条件，延安婚恋浪漫指数很低，除了“三天一
封信，七天一访问”，情人们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会。打谷场上，油灯底下，一把
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婚礼更是革命化。1942 年9 月1 日，长征老干部舒同（
1905～1998，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女知青石澜结婚，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主婚，举
行庄重婚宴——“粗面馒头，西红柿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
这还算好的，有面有菜，办了婚席。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
礼”。1938 年11 月20 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也仅在凤凰山窑洞外摆席三桌，很普
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
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新婚青年没有房子，十几孔窑洞专门辟为“青年宿舍”，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带，不开
饭，一天五毛钱。每到周六，小俩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单位。
生活供给制、组织军事化、思想斗争日常化，延安人都有单位，无所谓家，夫妻在各自
机关工作，每周见面一次，同一机关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人多之处，爱情亦多。陈学
昭：“爱情！爱情！‘前方正酣热于炮火，后方一切还照旧继续着，人们恋爱、嫉妒、
相挤。’”
延安婚恋花絮多多，自由恋爱、组织分配、历尽坎坷、第三者插足、爱上老外，三姐妹
嫁三兄弟的“三刘嫁三王”，各有各的戏，各有各的故事。延安和平医院王抗博医生，
与张看护生下一孩，王医生不肯负责，张看护自杀于医院。“在延安，像这样的事是很
平常的。”
也有一些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很少接触异性，抵延后，一下子就倒在第一个敢于拥
抱她的男人怀里。延安屡闹爱情风波，整风前结婚率离婚率相当高。革命并未改变男尊
女卑的国色。丁玲：“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
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也还有火夫们强奸并杀死女人的刑案。
女性资源的缺乏，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根据最新资料，萧军与丁玲谈过恋爱
，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1920～，榆中县长之女）订婚后辗转赴延，大概王德芬又与萧
三谈起恋爱。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到会，萧军从
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
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萧军
才把匕首收起来。
禁欲主义毕竟是红色意识形态主旋律，“个人问题”终究与革命大目标有冲突——顾家
难顾国、顾卿难顾党，沉溺于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组织至上，个人问题再
大也是小事。也有个别反例，体现了革命时期的“自由”，胡绩伟就突破传统娶了嫡亲
堂姐，且未婚生女。
延安夫妇还有一档最麻烦的事——孩子。高干有服务员给带，或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的
孩子则很难进保育院。“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年轻夫妇李锐、范元甄
，一边是炮火连天的内战与繁忙工作，一边是麻烦日增的大肚子与哭声不断的新生儿，
两人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 7年7 月29 日，范元甄家书：“我什么也不能
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传统，婴孩随生随送老乡，且由组织一手安排。1939 年7 月
，抗大与陕公迁往前线，徐懋庸、刘蕴文夫妇随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居民。“解
放后去信探问，经当地政府复信，说已因患天花死了。”1943 年春，石澜生子，一个
月后，“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
农民”，因为石澜有“特嫌”，要接受审查。
战争年代弃婴尚可理解（贺子珍长征中弃女、张琴秋西路军时期追兵在后弃子），延安
时期再保留这一“革命传统”，便带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体现了“革命高于人权”的
价值逻辑，属于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乌云。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
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
’。”
1949 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
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 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 万件。
亲历者浩然（1932～2008）详述共干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
、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
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
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
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
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
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
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
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
：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
、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贯彻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县直机关起带头
作用，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几十年的老伴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
子还小若干岁的女青年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传为“佳话”，轰动一
时，风光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
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几乎都比赛似地抢先进、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县委书记彭宏同志指责我思想“封建落后”，不舍得跟一个没文化、梳着小纂的
农民媳妇打离婚的事儿。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进入“火红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恋幸福度达到最高峰值。
但政治第一的婚恋也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颠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与此后的痛苦度恰成
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延安女干
部郭霁云晚年还闹离婚。
舒同与石澜结婚40 年，夫妻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石澜：“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
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
工作，回到家庭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1982 年，舒同震怒石澜
对自己的揭发，坚决离婚。石澜在〈离婚通知书〉上悔批八字——“获罪于天，无所祷
也”。
李南央评母：“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范元甄自评：“我与李某有过二
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
一场阶级斗争。”1950 年的李锐，对夫妻生活退守于“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
。范元甄甚至咒骂婆婆：“死，也没什么，只解放了许多人。”陈云听说李锐跪母：“
这种母亲还要她作什么？”1959 年庐山会议后，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斗，晚上回家，老
婆的一场批斗在等着。为革命而结合、为党籍而离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
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励。1960年范元甄离婚不久，去看周恩来夫妇，吃饭时陈毅说：“老
夫老妻离什么婚呵？！”周恩来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来的理解顿
感释然。
1994 年，南京电台“今夜不设防”栏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诉的长信，一位离休女干部倾
吐自己44 年的辛酸情史：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时代有一位才貌双全的恋人——留日
清华生。参加革命后，她向组织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组织严肃告知：“资产
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调和的！”她大哭一场，只好将组织的意见信告恋人。不久，文
工团的上级领导、某部长为她作媒，一位参加长征的正团干部，大她14岁，已有一孩。
她说：“我不找对象。”部长：“不行！”再曰：“那我转业复员。”“也不行！”组
织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安排。她只得成为老红军的第三任妻子。
这位老红军农民出身，刚开始学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伤疤，忍受不了“战斗英雄”
的暴躁性格——动辄“老子枪毙你！”一次将她从楼上打到楼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
就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
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你和他离了婚，他怎么办？谁跟他呢？”长期忧郁，她
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她多次提出离婚并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 年，她鼓
起勇气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法院转给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不准离婚！要好好照顾
老同志。”她只得含泪维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开饭。每晚等老头看完《新闻
联播》与天气预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厅看自己喜欢的歌舞戏曲或电视连续剧。
年年岁岁，一出长长的哑剧。改革开放后，55 岁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机关提出离婚，
还是不准。组织上说：“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话？将就着过吧。照顾好老同志是你的任
务！”她哭诉苍天：“这是为什么？”长信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听众。此时，她还在医
院陪侍78 岁的临终丈夫，喂饭擦身、端屎端尿。老头临终前一遍遍问：“我死了以后
，你还找不找老头？”她不忍心伤害临终者，咬咬牙：“我跟孙女过，你放心走吧。”
老红军放心走了。当她看到黄宗英与80 岁冯亦代的黄昏恋，再三感叹：“我没有这样
的胆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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