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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088 | 1 沉醉，国民党中将。先后担任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中将
游击司令等职。1949年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时沉醉被扣押，1960年被特赦，任全
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据传记文学作家、《民主人士》作者汪东林在书
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我经常与沉醉先生接触，也多次和他长谈。他曾向我谈了他
在“文革”中不同寻常的经历。下面是我记下的沈先生的“文革”自述。”
1991年，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与沈醉交谈
我把三个红卫兵打落水中，还记在日记本上，妻子立即抢去，把这页撕下来
谁也料不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只伤而不死。不过在这艰难的十年，却受
尽平生所没有受过的侮辱。正如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所说：“如果我们被俘后一
开始就用这种侮辱的语言和举动对待我们，肯定不会有什么特赦战犯这个名词，都会宁
死不接受改造的。”
解放后，我和国民党一批高级军政人员在一起改造时，管理我们的干部都遵循一条
不打骂、不侮辱的原则，并在生活上有很好的照顾，所以这一被全世界所认为奇迹的战
犯改造工作，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辉煌成就，一批包括溥仪、溥杰、杜聿明、宋希濂、王
陵基……“帝、王、将、相”，只在短短的十来年都得到改造而成为新中国的公民。“
文革”一开始，这些人都被指为“牛、鬼、蛇、神”，均在“横扫”之列。我一生经过
不少狂风暴雨而不死，更有幸又能遇上这一史无前例的特大浩劫，回思往事，感到十分
荒唐，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气。但如果不由我亲自记述下来，若干年后，很可能会被人
认为是无稽之谈，或者像《天方夜谭》一样，是编造出来的。然而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有根有据，没有半点夸大缩小，都是“如实招来”。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浩劫”开始时，有一天写的日记竟被我的妻子杜雪沽撕掉了
，一直没有补上，今天我可要放心大胆地记下来了。
1966年9月27日，星期二。晴。
今天天气很好，既不能上班，又不敢串门，我想到了最好和最喜爱的活动——钓鱼
。我把两根旧鱼竿整理了一下，在院内挖了几条蚯蚓，骑上自行车直奔后海，想去那里
安安静静地钓上半天。临行，留下一张字条给妻子，说我要下午才回来，不必等我吃午
饭了。当我刚到达后海我曾经钓过鱼的地方，便看到三个红卫兵正把一根折断了的鱼竿
向一位坐在小凳上的老人劈头盖脑地打过去，老人把两手捂住头，一个劲地求饶：“不
再钓鱼了！不再……”我不问三七二十一，把车停下，大吼一声：“为什么打人？”三
个小家伙一看我也是准备去钓鱼，便放过老人，直奔我而来。
我立即摆好架势，准备迎战，第一个冲上来，也是用折断的鱼竿朝我头上劈过来，
我用左手臂一挡，鱼竿倒劈了回去，打在他头上。这一下他火了，丢下鱼竿想来揪我，
我早有准备，朝他胸部飞起一脚，一下便把他踢到水里去了。第二个猛扑过来，又被我
一脚踢下水去。第三个还在犹豫时，我已跳过去，他刚一转身想跑，就被我揪住后衣领
，连推带踢丢到水里去了。这时，我灵机一动，心想他们爬上来饶不了我，我便抓起他
们停在岸边的三辆自行车，一辆接一辆用力向水中抛去，三个小家伙这一下急了，便不
约而同地先去摸自行车。我立刻建议那位老者赶快坐在我车后架子上，把他驮到北海后
门，我要他快搭电车或公共汽车离开这里。
这位忠厚老人匆忙中还没忘记问我一声：“谢谢你，你贵姓？”我真有点好笑，这
种场合，我会说出自己姓名来？不过我还是有礼貌地回答了一声：“我姓牛，你快走吧
！”我姓牛不是没有根据的。因我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时，与杜聿明同在一个缝纫小组劳
动，我们彼此爱开玩笑，我常说他是“破书烂画秃头笔”，因为“聿”字是繁体字笔画
的上半部和“笔”字的下半部，而他却常叫我“姓牛的，当心又要挨批”。因为我过去
是搞特务工作的，特字是牛字旁，他总叫我姓牛的，所以老者问我姓什么时，我便冲口
而出“姓牛”了。
我绕道回到家中，晚上记述上面这一段经过时，也许比平日显得轻松愉快，妻子便
问我：“有什么得意事？”我如实一说，她立即把日记本抢去，把这页撕下来，还先向
门外张望了几眼才低声责备我说：“你敢打红卫兵，还怕不能把祸惹到头上来？敢这样
写上，让他们来打死你！”我一听把早些的得意也抛到九霄云外，同意她把这一页撕掉
，不过后来我每遇到红卫兵打骂我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天的事，“老子总算先打过你
们”。这种阿Q精神胜利法，使我挨过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批斗。
我和他们谈话，一向是坐在凳子的一半上，一手抓着凳脚，随时防止他们人多向我
进攻时，我腹背受敌
“浩劫”开始进行批斗时，我只有两件事挨过批和斗，第一件事是在政协机关里批
过我，说我在1961年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长文中，说戴笠飞机失事撞在江苏江宁县
板桥镇的戴山，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戴家庙，竟被说成是在明目张胆地宣传“大将犯地
名”的迷信。我除了在座谈会上作了检讨承认是在宣传迷信外，还叫我写一份自我批评
的大字报贴到机关大厅中去。虽然我一再给自己扣帽子，还是不能使人满意，要我还要
深挖。我只好再挖了一丈几尺，说我是在“借写史料，企图进行反革命活动，妄想推翻
无产阶级红色江山”。写了一个戴山就是推翻红色江山，这座不过几百尺高的小土堆，
竟有这么大的力量，真是使人大吃一惊，直到今天，我还感到太荒唐可笑了。
第二件事却挨了两批红卫兵的批斗，也是由于我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写了
张蔚林、张露萍等七位烈士被军统杀害的简单情况。那是1966年8月24日下午，政协的
造反派小头头，公然以命令形式宣布解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
亲自决定成立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同时命令由周总理亲自下手令安排在文史委员会担任
专员的10多位专员，一律停止工作、学习。特别指明，这一命令限三天内执行，不准延
误，其实我们当天下午就执行，回家去等待进一步对我们的“横扫”了。
回家后并不能只吃饭睡觉不干活，还得到机关去劳动，有天负责看管我们劳动的政
协机关的红卫兵，也是过去给我们开车的司机，用一种命令式的口吻对我说：“明天你
不必来劳动，在家中等着，有人会去找你，你过去胡乱说写的东西，现在要和你清算了
！”我一听，有人找我清算过去写的东西，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过去写过上
100万字的东西，不知道他们挑什么毛病。我只好听安排。第二天，四个年龄不算小的
造反派来家找我，一开口，其中一人便厉声责问我：“你为什么要存心美化军统特务？
共产党员，借写史料继续与党为敌！”好大的帽子，我还胆敢与共产党为敌，甚至愚蠢
到把这种罪恶活动，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我因心中无鬼，毫不在乎，只轻描淡写地回问
一声：“请指出是写了什么？”这位造反派一听竟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从他皮包中取出
一本群众出版社印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指着书中第44和45页所写的中共地下党员张
蔚林、张露萍等七烈士，被军统发觉杀害的简单情况说：“明明是七个军统特务你硬说
是共产党员，这是什么思想支配你？”“这是我受了党的多年教育和周总理的指示，如
实地写历史。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乱说。”“你要是真有良心就不会杀害革命人士。”
当然，不管我怎样有理，都在他们那种无法无天的思想支配下，全盘否定了，最后
是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你写书再版时，一定要把这一段改写成：军统怀疑这九个人
不忠实而杀掉了。决不能说他们是光荣的共产党员，或者全部删掉。”临走时一再问我
听清楚了没有，我只“嗯”了一声。我不但没有在这本书再版时改写和删掉这一段，还
在我以后出版的三本书中照样写了出来，因为我相信一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1983年经
叶帅证明，七烈士平反了）。
从1966年初冬开始到1967年11月6日我被捕的一年中，几乎都是在家写全国各地来
京的外调人员要我写的证明材料。有时一天来十多批。我住在西黄城根的小院内，经常
有人排队等候和我谈问题要材料。遇到蛮不讲理的人要把我抓走时，等在外边的人不答
应，他们相互吵了起来，我才没有被无缘无故任意抓走。有次来人要我证实解放前我在
云南时与当时地下党一位负责人有往来，常借在野外钓鱼时进行联系，我矢口否认，他
们认为我不老实，有一个竟拔出一把刀来向我桌子上一插。我和他们谈话，一向是坐在
墙角边，而且是只坐在凳子的一半上，一手抓着凳脚，随时防止他们人多向我进攻时，
我会腹背受敌。我一甩手就可把凳子抓在手中，挡住刀棍之类的武器，所以当那人拔刀
时，我立即抓凳举在手上，并半开玩笑地说：“不要来这套，我在你们这样年龄时，玩
的不是刀，而是比刀厉害得多的东西。这玩意吓不倒我。如要来硬的，我愿奉陪……”
他们一看我那副架势，便软下去了，只好坐下继续和我谈。诸如此类的情形，前后发生
多次，我都抱着豁出去了的想法决不听他们摆布。真与军统有关系的人，我决不包庇，
而与军统或我个人无关的人，我决不因怕自己吃苦而按他们的意思去乱写乱说。当时一
些持单位介绍信或政协介绍信来找我的有四百多人，我现在还保存不少这样的介绍信，
相信多少年后，兴许会成为有意义的珍贵历史文物。不过当时十分厌烦，因为往往弄得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常常一边吃面包喝开水，一边和人谈问题。
我代杜聿明他们领工资，一共领出近千元。有一次两个人跟进来试探，我把衣袖撩
起，亮出手臂上隆起的肌肉每月去政协领工资时，我为摆脱这些外调的人，得早早出门
去，因为不但我自己要靠工资维持生活，还得代杜聿明、宋希濂、唐生明、郑庭笈、董
益三等几位去领工资。
那时候政协机关的什么造反派，对我们十分凶狠，每次去领工资可以任意打骂的。
虽不是拳足交加，但冷不防地猛推一下，把人摔个仰面朝天来取乐是常有的事，朝着脸
上身上吐几口唾沫，更是最轻最起码的一点阶级立场的表示，稍一不满，捅上一拳自是
理所当然。所以，一些人把去领工资视为畏途，不领无法维持生活，领则受辱骂。我便
自告奋勇代一些人去领。我懂得一些造反者的心理，也找到一个可以省去麻烦的窍门。
我知道他们有些人常利用每月四、五、六这几天，来进行一下“进步表演”，所以我不
待他们开口，一走进政协机关的大门（以后大门封了走后门），便在地上拾起一把扫帚
，在他们怒目而视之下不先去会计室，免得他们跟在后面谩骂，我总是一直向男厕所走
去，把厕所里里外外收拾个一干二净，才从厕所一直扫到会计室去领工资。我至今仍感
谢会计室那几位好心的同志，他们从不为难我，我说代谁领他们就把谁的工资袋找出来
，由我签个字就行了，我一共要领出近千元的工资。有一次两个人跟着进来用试探的口
吻问我：“你领这么多钱，不怕路上有人抢你的？”我一听就懂得这话里有话，便把衣
袖撩起，亮出手臂上隆起的肌肉，用坚定的口吻回答说：“谁要不怕事，我也就豁出去
了。我十几岁就开始学武术，到今天要是有谁来和我拼，我是决不手下留情的，反正是
坐牢杀头了事。”他们一听这话，也只好彼此看一下就走开了，不过我还是很警惕，专
走大路不走小路。我骑车很快，能在红灯刚亮便闯过去，以便甩掉跟在后面的人。
周总理听说政协扣了我们的工资，很不高兴，要他们马上停扣，扣了的还要补发去
领工资的时候，有件事使我迄今还不能忘却。那次由机关红卫兵宣布，要减少我们每月
30％的工资，周总理亲自规定我们每月100元生活费，只发给70元了。杜聿明每月200元
减成140元。只有唐生明240元没有减少，因为他不是特赦战犯。减少工资的理由很简单
，“养活这些不干活专吃饭的人，不能让他们吃得太好，所以要减去30％。”那时物价
稳定，70元一月，俭省点也可以过。
天下事有时真是出人意料，我第二个月再去领工资时，会计室的人笑嘻嘻地对我说
，从本月起，不减少你们的工资了，上月减去的是否补发，还在请示中。我连忙说，不
用补了，他们还是说要去请示。当我笑容满面地走进杜聿明家把这一喜讯告诉他时，宋
希濂、郑庭笈也走来，都猜不出是怎么一回事。杜聿明正在自言自语：“谁还会在这个
时候来照顾我们……”他的话音未落，一向以消息灵通着称的唐生明叼着香烟走了进来
，回答他说：“这个时候，谁还有力量来照顾你们？告诉你，昨天我就听说了，周总理
听到政协扣了你们的工资，很不高兴，要他们马上停扣，扣了的还要补发。”听了他这
几句话，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总理这么忙，还没有忘记照顾我们……”便再
也说不下去，个个热泪盈眶。这些把刀架在脖子上，手枪顶在腰上都不会掉泪的人，却
为这件事感动得哭了。几十元钱实在微不足道，但这种深恩厚德却扣动了每个人的心。
直到今天，我在回忆这一往事时，看着墙上挂的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的照片，都会心情
激动，感戴之情无法抑制。
民警带我刚走出大门，妻子追上来，把一件厚棉衣给我披上。没想到特赦时发的棉
衣又穿回监狱1967年11月4日，我刚把唐生明、杜聿明等人的工资送去，第二天便听说
唐生明和他夫人徐来都被抓走了。不料第三天（11月6日）晚上，我也被送进秦城监狱
“保护”起来。
那天，我少接待了几批外调要材料的人，为从宁夏回京的女儿买了点咸菜，让她带
回去。自从我得到特赦后，她由长沙来到北京上高中。她是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还是
1951年从香港回来的。她高中毕业后考得虽不错，却上不了大学，也不安排工作，自愿
去宁夏建设兵团劳动。上月宁夏很乱，因为她有我这个爸爸，在兵团也被批斗，她也不
肯低头。好不容易才回一趟北京，却亲眼看到我被人抓走，使她背上了更沉重的包袱。
这天晚饭后，我听女儿讲她在宁夏挨批斗的情况。连队批她的大字报贴了一百多张
，开始她还有点怕，但几天过后便满不在乎，照样吃饭睡觉，悠悠闲闲地去看每张大字
报。因为实在找不到她与过去的我，或与在香港的母亲有丝毫关系，连小小的收音机也
全部拆开，最后检查了她的全部日记，不但找不到什么“罪证”，还意外地从她日记中
看到，她不愧是新中国红旗下成长的青年，那位领导才无法再整她。因我女儿曾顶撞过
他一句话，他想报复。我边听边笑，说她的个性中有我一样的犟劲，是很可贵的。
我因白天太累，还有两份外调材料没有写完，实在支持不了，便上床睡了。刚闭眼
就听到大门外有汽车停车的声音，接着又听到有不少人下车直奔我住的地方而来。我估
计是来抄家的。因我每天接待不少从各地来的红卫兵，一些前来抄家的人都被正在排队
要和我谈材料的红卫兵劝走了，因怕影响到他们谈材料。有一天，一群政协机关干部的
子女（他们比许多红卫兵更熟悉战犯们的情况）走到我家门口，准备像对别的特赦战犯
一样，掀开锅丢一把沙子，在床上踏上几脚泥巴，再骂上几句。不料孩子们刚一进门，
就被同院的赵大娘喊着他们的名字撵走了。我真有点莫名其妙，这位老大娘怎会有这等
本领？后来她才告诉我，她曾在政协机关的幼儿园工作过，这些孩子她都带过，知道他
们的名字，所以我免了一场小小的灾难。
今晚上估计免不了要来破破“四旧”，抄抄有没有反动的东西。一个相当熟悉、经
常爱训我们几句的声音，叫我快开门。我哪敢怠慢，立刻披衣起床，我妻子也急忙穿衣
，女儿也跟着从里屋走出来。门刚打开，那个常训我们的副科长首先冲了进来，接着，
穿警服的几个彪形大汉也如临大敌一样，快步进来把我团团围住。我暗自好笑，他们把
我估计得太粗心大意了，这种场合，我知道只要我有反抗的表示，他们就可大显身手，
直到以“公然拒捕”而开枪射击。但我竟毫不在乎，没有半点恐慌。其中一位怕我听不
清，还一字一句宣布我已被逮捕，要我在拘捕证上签字，并要我带上日用品和换洗衣裤
立即跟他们走。我签好名字后便向那位副科长说：“我有两份外调材料没写好，还有两
份没有盖章，等我一会写好就走。”副科长以为我在耍什么花招，用一种很难说是什么
神情的眼光斜看着我，很怀疑地问一声：“你还能写东西？”我真想笑他太少见世面了
，这在我一生中算得了什么。
也许是想看看笑话，他们同意我写，并让开一条路让我到办公桌旁，我打开抽屉，
拿出纸来，一字一句地写了起来。两份材料写完，签名盖章后，还把另外两份写好没有
盖章的也拿出盖好章，交给我妻子杜雪洁，告诉她，明天什么单位的人来取材料时，问
清后交给他们。我在那种情况下还要这样做，是因为这四份材料是四个单位要我证实某
某人过去和军统有过工作关系，我得负责证实根本没有这回事，不能冤枉他们。我把这
一切办好之后，才把手表、钱包、自来水笔等都交给我妻子，她和我女儿都眼泪汪汪地
望着我，我只说：“你们放心吧，我没有做什么坏事，不会有什么问题。”民警再一次
提醒我带日用品，我表示什么都不带。我知道，如果去处决我，带东西没有用，如果坐
牢，按狱中规定应当供应犯人日用品。我已成了坐牢的老犯人了，还操这种心干什么。
临出门，我强忍住眼泪，回头看了一下女儿和妻子，心想，不知今生还有相见的可
能否？心头一阵酸痛，再也说不出话来。我不敢再看她们，怕她们看出我的痛苦表情，
使她们更难过。人生最悲惨的是生离死别，此时此刻，已到了最凄凉的境界，谁会料到
明天将怎么样呢？刚走出大门，妻子又和女儿追上来，把一件厚棉衣给我披上，这件棉
衣还是七年前特赦时发给我的，没想到今天我又把它穿回监狱去。
坐上汽车，他们防范之严，使我感到好笑。我在他们心目中，可能比江洋大盗更可
怕，一边来一个还不算，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直把脸朝着我，一副沉重的手铐把我双手
铐着，左右两手臂被用力抓住，我扭动一下身子都使他们三个人立即紧张起来。我估计
还不是去处决我，一定是去坐牢。要是处决我，我手上的镣铐便是最好的反抗武器，虽
逃不了，我也可以在汽车飞奔向前，有车迎面而来时，弄一个车毁人亡，同归于尽。这
一套办法，我想了一下，完全可以做到。由于汽车直奔德胜门，向我熟悉的去秦城监狱
的路上驶去，我才规规矩矩一动不动平平安安到达了我过去住过的监狱。
我回答说，我是湘潭人。只听他们用力在桌子上一拍：“你怎么会是湘潭人，胡说
！”
这次是住一间小小的单人房，我坐在小木床上等候提审，我想如果发现我有什么现
行罪行，抓去一定马上就会提审我，不料坐到半夜，除了看守的士兵几次催我快睡觉外
，一直没有人来问我。一连两天都这样。我感到有点奇怪了，抓进来为什么不提审呢？
第三天，铁栏杆外边一层木门打开，我立即走到门边，以为这次是提审我了。不料一位
穿军服的干部，手中拿着一支笔、一个墨水瓶和几张纸交给我，只说了声：“照提纲上
的问题，一个个如实详细写，我明天来取。”啊！原来还是写外调材料。我想问他为什
么抓我来，他把木门一关就走了。我气得把接过的东西看也不看就向床上一扔。
第二天，他打开门向我要材料时，我回答他没有写，并问他为什么抓我来。这位干
部态度还算好，他只回答，为什么抓我来，他也不知道，只知道让我写材料，不写就不
行。我一听就火了：你还能把我怎样？不是已坐牢了？再不行就杀头了事。他一听也火
了：“你不写材料会有人来治你的，你就等着瞧吧！”说完他把门一关就走了。我还是
不写，看把我怎样？一会他又来催我写，并说别人等你的材料去处理问题，你不写耽误
了案件的处理，要负一切责任。一听这话，我才想起来：又是要我诬赖好人，不能不看
看究竟他们想利用我去整什么人。我把材料提纲拿起一看，果不出所料，提纲中指出的
几个所谓叛徒，我根本不认识，从何说与我有过工作关系呢？一想到这些材料关系到一
些人的命运，我不得不写明白，他们没有叛变，更没有与我见过面，我愿负一切法律责
任证明他们是被人诬陷的，我抱定决心，在这场所谓“大革命”中，一定要是非分明，
一定不能受人利用，干陷害无辜者的事。
从我被捕进牢到释放的5年时间中，我一共写过1000多份材料，我是用洗脸盆塞子
上一片小铜片，在卫生间的墙上把材料份数刻画下来的，搬房间时，记着一个整数又继
续刻画。所以到释放我时，让我收拾行李，我以为又是搬家，便跑到卫生间看一下，才
知道一共有1540多份。被调查者中有不少是过去只听到名字没有见过面，在蒋管区公开
担任驻各地的中共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人，有的是解放后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有的完
全不知道，只能从提纲上了解是曾在蒋管区工作过，而外调人员却要我把这些人写成是
叛徒和军统特务。我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曾经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人，几乎天天
冒杀头的危险，幸而活下来，怎么硬要我来证实他们是叛徒特务呢？有时我不肯跟着他
们乱说乱写，就把我提出去拳足交加，或者用一些使人受不了的“坐飞机”、“两腿半
分弯”等刑罚来对付我。
我青年时期常锻炼，没有想到现在能派上用场。不过我懂得用刑的人的心理，是要
让对方痛苦以达到他们刑讯逼供的目的，所以决不能满不在乎，要表现得很痛苦，要惨
叫，以满足他们整人的一种优越感。如果我若无其事，他们便恼羞成怒，更加厉害的办
法都拿得出来。所以他们一对我上刑，我总是装出受不了的样子惨叫起来，甚至装成要
晕过去，尽管我完全承受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况我并非好汉，就更不愿吃眼
前亏了。不过遇到几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他们认为我不老实时，用擀面杖敲打我两腿下肢，那真是钻心的痛，我还是坚持，
打死我只死一个，怕打而乱说乱写就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是一大串。所以我抱定打
死我也不跟他们去乱签名的主意，我懂得这个名签下去固可减轻自己眼前一点痛苦，而
被诬陷的人就不是皮肉之苦了。当时最不易说清的是一些打入国民党机构工作的地下党
员，他们为共产党立过汗马功劳，为了工作能深入，加入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在许多机
关中设立了特别党部，所以发的党证字号是特字第某号。这些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真是
有口难辩。我一再说明党证字号不代表特务机关，真搞特务的反而不会有特字，正如国
民党军队的特务连，是担任警卫或其他任务，特务长是管伙食生活等工作，都不是像军
统一样专搞特务。
在这些被外调、提审过程中，也有不少苦中有乐，令人发笑的事。有次提审我的一
对“童男童女”（中学生红卫兵）问我什么地方人。我说：“湘潭。”只听到他们用力
在桌上一拍：“你怎么会是湘潭人？胡说！”真的，我怎么能说是湘潭人？那不是和领
袖攀同乡吗？我想，说是湘潭上面某县人更危险，说是湘潭左右某县人也是想和领袖平
起平坐吧，灵机一动，我便口是心非地说是湘潭下面一点点——长沙的人，总算过了关
。还有一次，几个提审人叫我当庭写一份有关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的全名称和简称，他们
一看我写的国民党前面没有加“匪”字，便大声斥责我没有放弃反动立场，不愿称国民
党为匪党。
(一青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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