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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001 | 1 大海之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真相
摘要
现在，毛泽东关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真正意思终于说清楚了。工商业改造的循
序渐进不是指等待经济发展水平等客观条件的成熟，而是指在对资本家进行说服、动员
、批评、组织的过程中要做到“水到渠成”。
在马克思当年关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设想中，有两个基本历史条件，
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那些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中同时取得胜 利;另一个，在
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即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过
渡之中，起决定因素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只有生 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
后，这种过渡才可能成功。在这个问题上，即便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往往
还不能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因此，这个过渡期可 能需要很长时间。然而，中共
建国后仅仅经过短短三年的战后经济恢复期，就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
而且是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 现代工业经济比重只占整个国民经济
不到20%的传统农业国度中进行的。而完成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仅仅用了三年
时间。眼下，在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大 陆1956年初步完成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
还没有一致的“定论”之时，笔者以为还原当年“三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真相，恐
怕是必须做的基础研究工 作。笔者不是历史学家，当然没有资格问鼎这项工作，此文
只是对“三年改造”的一些基本历史事实的感想，且当作个人的读史笔记吧，其贻笑大
方，只求抛砖引 玉，希望史学家们对这段历史解疑释惑。
中共建国以后，中国工商界的民族资本主义成为中共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主
要对象。尽管中共的领袖们口口声声称这种改造需要 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比如10
到15年，同时消灭资本主义采用的是和平方式，并给资本家以出路，但把资产阶级作为
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敌对阶级加以消灭，把 所有的资本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普通劳
动者，已是中共开宗明义的建国宗旨。在一个政治社会，由国家政权宣布其中一整个阶
级或阶层为敌对阶级，并言明要剥 夺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把他们赶到“无产阶级
”的队伍里去，这种做法在斯大林、毛泽东以前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恐怕都是极
其罕见的，它所造成的对这 个即将被消灭的阶级的巨大的心理恐惧和政治压力，恐怕
也是空前绝后的。
那么，中共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对工商界的私人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呢?这
就是先把私人资本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然后由国家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 社会主义。而
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即国家对私人工业企业实施委托
加工、统购包销、计划订货，对商业私人企业实施委托经销代销 等，这一步称为“初
级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国家对私营工商企业进行投资，实行“公私合营”，这一
步被称为“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到了这一步，国家实质 上已经掌握了合营企业的领
导权、经营权、人事权，而当资本合营的分配方式由资本家按企业利润分成转为按照固
定资产价值给予定额利息时，国家对合营企业资本 的垄断便成定局，资本家也基本脱
离了对所属资本的自主占有、自主运营和自主管理，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摆设了。就是说
，到了这一步，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只隔了一层窗户纸，一捅便破。
把全国工商界中的私人资本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过渡期在中共领袖的预想中
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在三年经济恢复结束后着 手“过渡”时，中共领袖也反复强调
要遵循规律，循序渐进，“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事出意料，只用了三年就“
完成”了这个过渡，这个戏剧性的结局的 确是中共领袖没有料想到的。
然而，这个结局的必然性出自于中共实施这种过渡本身的性质和方式。第一，无论
中共的领袖怎样张口“瓜熟蒂落”，闭口“水到渠成”，但对私人资本进行“国家资本
主义”改造的具体做法都不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的，而是运用国
家政权实施的一种行政手段。比如国家对私人企业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对私人资本投
资形成合营等等。这种带强制性的行政手段的“效率”，往往是很“高”的。
第二，用行政手段对私人资本的经济改造，是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进行的。而政治
动员必然演化成政治运动，已是 中共的看家法宝，它的“效率”往往也是“出奇制胜
“的。其实，在中共建国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共在建立政权的同时已经遵循中国传
统专制模式的法则，着手 对经济生活逐步展开全面的行政控制了。而促使工商界的私
人资本向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变，恰恰是这种行政控制必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1953年春天，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率组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写出了关于
《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总结了三年恢复 时期中共“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报告指出，当时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过了
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私营企业 的大多数都在各种不同的
方式下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和合作，不同程度的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已不
再是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而是在人民政府管理 之下的、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
并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了。私营工业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统购包销
、加工订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公 私合营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就是逐步改
造其生产关系，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一卷第451
页)
如果把国家政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就当成是社会主义，那么实现这种社会主义就太
容易了。实际上，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一些关键行业资本实施 国有化管理和
经营，早已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相当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实行少数关键
行业的国有化，如铁路、矿产、邮电、金融等等，但是，这些行 业的国有化进程都有
一个度，一个界限，即不会根本改变全社会资本的私有性质及其市场运作方式，尤其不
会做出废掉市场规律这只“无形的手”的蠢事。就是说， 某些行业的国有化仅仅是国
家调控宏观经济、并在必要时进行适当的经济政策干预的权宜之计，它和马克思旨在实
现社会大同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不相干的。李维汉这 个调查报告中所下的这个结论，错
就错在把这个权宜之计当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推广到整个工商界甚至社会的一切经济领
域中去，而一旦把“国有化”涂上“人类大 同”、“社会发展规律”、“政治理想”
的色彩和光环，那么推行“国有化”的组织行为就难免会演变成一场政治动员和政治运
动了。
当年6月，中共中央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李维汉的报告进行讨论，确定了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9月，毛泽东一锤定音： “有了三年多的
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
的方针和办法。……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 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一卷繁荣52页)1954年春天，中共中央批准《中财委(资)关
于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 报告》、《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
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并安排了1954年扩展公
私合营企业的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中共各级组织和政权随即进入具体操作阶段。方法是“单个企业公
私是先合营大户，即‘吃苹果’，一个一个地吃，也就是一个一个企业 的合营。仅
1954年一年就有805家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经合并组成793户公私合营企
业。这年合营的工厂，资金一般都在100万元到 500万元，职工人数在100人到500人以
上。中小私营企业因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
行公私合营。”(同上)一年 合营了近千家大中型企业，这个速度够快的了。而国家通
过合营对资源和市场实现的进一步全面控制，当然使那些中小私营企业的经营更加举步
维艰，他们惟一的出 路就是向国家投降，让国家也把他们“合营”了。
然而，1954年的公私合营还不是高潮，1955年公私合营戏剧性高潮的到来，是中共
及其领袖进行政治动员和精神鼓动出现的千古奇观。1955 年夏，毛泽东对党内组织农
村合作化的速度表示了强烈不满，批评是“小脚女人走路”，自然，他这种“迫不及待
”的心情也转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来。中共 七届六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在
工商界代表人物耳边敲边鼓，部署“加快改造”，敦促资本家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
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年10月27日，毛泽 东在颐年堂约见工商界代表人物黄炎培、陈叔
通等八九人谈话，尽管他一再强调“过渡”有一个10到15年的周期，一定要“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然而字里行 间却流露出“迫不及待”的心情，并以“政治通牒”方式
对工商界代表施加精神压力。
请看：“……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打紧了，戏(指公私
合营)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 中国正处在大变
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
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 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
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可见，是否参加公私合营
，已经提到能否认清社会发展趋势、掌握自己命运的政 治高度，你要掌握自己命运吗?
就请交出私有财产，拥护社会主义改造。“早点建立决心，不是立即共产，而是作思想
准备，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 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都要逐步改变，不
要突然改变，最后是要改变的……”
平心而论，此时的毛泽东的确非常矛盾，从心情来说，他巴不能一夜之间就把全国
的所有私营工商业全部“合营”，从理智上说，他也深知不可操之过急，即使是具体的
行政操作，也会食多不烂，欲速不达。 因此在10月29日继续举行的扩大了规模的工商
界座谈会上，毛泽东是这样回应李烛尘等人提出的工商界也要掀起改造高潮的提议的：
“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 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
这一点。……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
，而是讲，经过说 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
现在，毛泽东关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真正意思终于说清楚了。工商业改造
的循序渐进不是指等待经济发展水平等客观条件的成熟，而是指在对资本家进行说服、
动员、批评、组织的过程中要做到“水到渠成”。话说到这个份上，工商界的代表们还
有谁敢不识趣?既然毛泽东已经挑明改造的困难就在于对资本家的说服教育，那么，谁
愿意去给共产党的改造增加困难呢?毛泽东的椎心之语对工商界人士形成的巨大的政治
压力和心理压力，是1955年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骤起的直接导因。
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一卷第469页)》上这样一段描述：“在北京参加座谈
会议的有影响的工商界领导人物回到各地，现身说法，纷纷在会上 谈体会，在报上发
文章，讲心得，起了骨干带头作用。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李
烛尘，于1955年12月25日，在天津市工商界骨干分 子座谈会上作动员工商界朋友抛弃
顾虑积极接受改造的报告。他说：‘我们工商界应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清祖国的前
途和个人的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积极地 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是，目前还有一些
人，仍在那里惶惶不安，动荡不安，老在考虑自己的前途。……主要是因为我们工商业
者是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者，经常被 这个私有制的观念限制和支配着自己，总跳不出
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圈子去，……不能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全国六万万人民的利益结合
起来……”
李烛尘讲的这番话，当然可能是完全发自内心的，但他成为毛泽东的传声筒，其原
因恐怕还不止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以来对“开国君主”那种五体投地般 的诚惶诚恐的
传统，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共对私人工商者强行灌输的关于资本剥削的“原罪”理念已经
深入人心，面对中共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咄咄逼人的“改造”声 势，资本家们急于洗脱
罪名、急于得到“救赎”的心情基本上是出于政治生存的本能。
再看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经理荣毅仁的文章(同上，第471页)：“我
这次参加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 上，毛泽东主席教
导我们，工商界必须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指示给了我们极大的
启发和鼓舞，使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
我国不能不走的惟一的光明大道。……我们从整个国家的前途来考虑、观察个人的命运
，把这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并在争取这个前途中发 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作出有益于
人民的贡献，那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和人民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贡献，在工作
上和政治上给予我们适当的安排，而我们也一 定会心安理得，欢欣愉快……这个前途
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好比早晨的太阳一样明白，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找到平坦而广阔的道路。”
既然中共对私人工商者的前途承诺已像早上的太阳一样明白，如果还赖着不肯向前
走，那就是不识趣了。可见，面对“社会发展规 律”，面对“祖国发展前途”，面对
中共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心理攻势，资本家们任何对抗都意味着螳螂挡车，蚍蚨撼树，明
智、清醒的做法只有像李烛尘、荣毅仁那 样顺应潮流，积极拥护，歌功颂德。事实也
正是如此。为了响应毛泽东的讲话，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和积极分子首先行动起来，1955
年11月 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向
毛主席致敬电》和《告全国工商界书》。致敬电向毛主席保证，他们“要尽最大的 努
力，使自己从一个剥削者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伟大前
途结合在一起，向着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勇前进。”《告全国 工商界书
》号召，“我们爱国的工商界应该努力，把先进分子和骨干分子的队伍扩大起来，大家
一起来担当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光荣任务。我们只要靠拢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服
从工人阶级领导，认清前途，积极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以满腔的热情去帮助别人一
起前进，就能够成为先进分子、骨干分子。……”(上述引文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稿》一卷第459至460页)
全国工商联头面人物和工商界大批“积极分子”和“骨干分子”的宣传、鼓动、组
织工作对加速全国工商界的“国家资本主义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对全国私有
工商者施加的政治压力和心理压力也是巨大的，而中共则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刻意将
所谓“工商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推上高潮。如全国工商联第一届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结
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
认真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其中说 到：“……工商界已经出现了一批爱
国的、进步的分子，他们不但自己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而且能够推动其他的工商
者接受改造。他们将形成工商界在接受社 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核心力量。他们将带头
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协助改造工商界的骨干，作为人民政府和一般工商者之间的桥
梁。”
在赞扬了这些骨干和积极分子后，又进一步对工商私营者施压：在今天的中国，“
社会的前途对于所有的人都好比早晨的太阳一样明 白，而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
的方向前进，都可以找到平坦而广阔的道路。”“一切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爱国的工
商者应该认清这个前途，不但不要徘徊瞻 顾，而且要主动奔赴这个前途，这就是自己
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就不至于惶惶无主，不至于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同上，第460至461页) 从社论的调子上看，所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不是纯粹
的经济变革了，而是一场关乎社会前途和个人改造的政治运动了。
和社论遥相呼应的是中共同时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实质上是部署在全
国工商界大规模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具体组织工作。会议提出了 在全国工商界
实行全行业工私合营的6点意见，通过了由毛泽东、陈伯达、柯庆施三人讨论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于 1956年2月24日被中共中央政
治局追认为《决议》)》，《决议》(草案)提出了工商业改造的具体时间进度：即全行
业公私合营，在1956年和1957 年，争取达到90%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争取逐步地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
其实，中共既然已经完全抛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所必须遵循的经济规律和生产
力发展水平的历史背景，把它当成一个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来宣传、造 势、组织和具
体操作，那么这个运动的“进度”便很容易超过预期目标，也很容易形成“高潮”。当
然，中共领袖人物在理智上还是慎谈这个明显违反规律的“高 潮”的。如周恩来在扩
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这样说：“我们采取赎买的办法改造私营工商业，中小企业觉得
很好，会一窝蜂似的都要来。我们能不能马上接受他们 呢?不能。经济问题是复杂的。
我们的国营企业也还要一步一步地发展，大量的私营中小企业的改造更需要时间。企业
合营以后要改组，有的是大发展，有的是小发 展，有的要淘汰。对陶汰的企业也不能
不管。所有这些问题，恰当安排，求得合理的解决。”
和毛泽东声称不接纳“高潮”一样，周恩来也声称不接纳“一窝蜂”。其中当然有些区
别，毛泽东是从资本家主观上接受“改造”应有一个过程这个角度考 虑，而周恩来则
是从就经济工作本身的规律而言，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角度考虑的。但无论他们如何声称
不接纳“高潮”、“一窝蜂”，中共领袖们的实际行动恰恰和 他们的“声称”相反，
不仅紧锣密鼓地造势促进这个“高潮”的到来，而且在真的“一窝蜂”到来时，他们是
张开怀抱全方位地“接纳”。
请看，1955年上半年和8月，上海和北京相继在制笔、棉纺等七个行业以及商业零
售网点在率先打破所有权界限、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方面推出了典 型，摸出了经验，
中共领导人立即给予总结并组织推广，中共中央批准了李维汉的有关请示报告。报告说
：“……在工业方面，结合合并、淘汰的全行业公私合营既 已获得成功的经验，商业
方面也开始出现了全业统一合营的新的经验，因此，我们拟着重研究在工业和商业两方
面都采用基本上实行全行业合营方针的可能性，并且 研究能否在今后两年即第一个五
年计划最后两年基本上实现这个方针。”
其实，中共不遗余力地挖掘工商界打破产权界限、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可能性
”，实质上已经打开了资本家们为求政治生存而一窝蜂地拥进“公私合 营”这个政治
保护伞下的现实通道，同时也为全国大规模公私合营高潮的“横空出世”作了“尽善尽
美”的铺垫，这个“可能性”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演变成令人 瞠目结舌的“高潮”
，也就不奇怪了。在全国工商联会议后各地大张旗鼓的“传达”、动员、宣传、组织中
，“高潮”在几天时间内一下子“澎湃”而来：1955 年11月23日，南京的棉布、百货
两业的零售商店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1月24日，上海的棉纺、毛纺、麻纺、造纸、
卷烟、面粉、碾米等8个行业165 个工厂中，已有160个完成经济改组，并为100个工厂
，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重工业的船舶、轧钢、机器、电器等13个行业，也已经或
者正在进行整个 行业的公私合营。11月26日，北京的面粉、制药电机、造纸和机器染
布等5个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据新华社报道，12月13日，全国500人以上的的大型私营工厂基本上实行了公私合
营。到1955年12月上旬为止，仅据上海、天津、北京、武 汉、广州、和重庆等城市和
江苏、浙江、安徽等3省的不完全统计，私营工业中约有30多个行业、约2000多个工厂
，私营零售商业中约有10多个行 业，3000多家商店，已经政府批准实行了全行业的公
私合营。到12月底，在工业方面，全国公私合营工厂达3193户，其产值占合营户和非合
营户总产值的 49.7%，剩下的一半产值是12万多户的中小企业，也大多纳入了加工订货
的轨道;在商业方面，32个大中城市的国营、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销、代销 企业
已占全国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三，纯粹私营商业只占四分之一。(同上，第471至472页)
可见，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工商业就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而
政府面对大小企业“一窝蜂”地挤进公私合营行列的现象，哪像周恩来 所说的“不接
受”，而是来者不拒，全盘接受。更富有戏剧性的是连公私合营的运作形式也政治化、
运动化了。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中这样一段有趣的 描写：“在首都北京
，各地锣鼓喧天，爆竹不断，全市各大街上的私营厂店，几乎家家都挂上了红幛，到处
张灯结彩，工人店员庆祝公私合营的队伍，资本家庆祝公 私合营的队伍，还有资本家
家属庆祝公私合营的队伍，一队接一队地在街上游行。同时，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私营
工商户，被(政府)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见第472页)
如此热火朝天的场面，其形成的政治压力是何等巨大，何等彻底，恐怕当时中国的
每一位私营工商者都面临着企业和个人如何“过关”的“生死”考验， 他们除了尽快
地“顺应潮流”外，已别无选择，因而“运动”的速度和进度的“出乎意料”，也就顺
理成章了。据统计，到1956年第一季度未，除西藏等少数民 族地区外，全国基本上实
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至1956年底，私营工业户的99%、总产值的99.6%，私营商业户
的82.2%，资金的93.3，分别 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的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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