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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
芦笛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一个从未受过西式军事教育的文人，靠自己看看《三国
演义》与《水浒传》，就真能变成诸葛亮、吴用一样的神人么？我觉得很难想象。
现代战争是西式战争，是一种系统工程。用刘伯承的话来说，它需要专业人员组织，并
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描绘的原始活动，也不是《孙子兵法》的笼统原则可以
具体指导的。军事指挥分为战略与战术的指挥。所谓战术指挥，一般是指组织和指挥战
斗。指挥大一点的战役，特别是诸兵种协同参与的战役，需要专业训练，靠看旧小说或
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不能获得这种专业技能。
尽管红军刚起事时面临的不过是民团和地方武装，从事的是小规模的原始战斗，与《三
国演义》描绘的也相去不远，但《三国演义》并没有教你怎么看地图、用指南针，更没
有晚清讲武堂里传授的“学科”与“术科”，甚至就连所谓“内线”“外线”的概念都
没有。若是对付民团，不懂起码的专业技术倒也不是太大问题，但若与职业队伍交战，
现学对方的本领，“学费”恐怕是自己的脑袋。那么，毛泽东是怎么学会打仗的？
陆定一在毛死后说了实话。记得他说，我党最初是靠军阀教会打仗的，是他们教会红军
怎么组织参谋部，怎么看地图，怎么利用地形地物，怎么部署兵力，配置火力，安排预
备队，等等。他只是没有点出具体的“军阀”的名字来。其实这也不难想见，无非是朱
德、刘伯承、彭德怀、黄公略等人罢了。尽管他们受的粗浅专业教育用西方眼光来看不
值一提，但在内战中也就够用了——李宗仁不过就是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么？那还
算是高学历了。他还很看不起黄埔将领，说黄埔军校学制也就只有半年，什么都学不到
。先总统蒋公只上了个士官预备学校，连士官生都不是，居然也就成了全军最高统帅。
学历比老蒋高得多的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做毛泽东的西席老夫子，当然绰绰有余
。在很大程度上，国共双方的将领都是自学成才。既然双方都是边学边唱的票友，当然
学习的危险就不是那么大了。
我想，毛就是这么“从游泳中学会游泳的”。他不是职业军人，在起事之初当然不可能
具备指挥战斗的能力，而且，以他粗放浪漫的气质，也没有那耐心去详细规划兵力部署
，组织后勤，因此很可能终生都不具备实际指挥战役的能力，只能作战略决策。初起事
时不过是拿民团练刀，等到朱毛会合后，自然也就有人代他去具体策划战事了。他真正
精通的还是韩信说的“将将之道”，亦即控制将领的才能。不过此人造反夺权的天赋毕
竟很高，看来看去，也就看出门道来了。因此，尽管他在后期可能仍不具备战役指挥能
力，只能给出大战役的大致设想和基本要点，但能做到这点，也就算是一个称职的战略
家了。
以常理度之，这应该是毛泽东学会打仗的过程。党的神话宣传在几方面捣了鬼：第一，
忽略了毛的学习成长过程。第二，隐瞒了毛直接指挥下红军遭受的惨败，甚至“反败为
胜”，将它们吹成是什么“得意之笔”。第三，抹杀了集体的贡献特别是职业军人如朱
德、刘伯承、彭德怀、黄公略等人的贡献，把一切胜利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
它特别符合《史记》、《三国演义》塑造的传统思维定式，于是国人也就毫无疑问地接
受了这种天生就能神机妙算的神人。
最近粗读了一点党史，觉得可以大致看出毛作为自学成才的军人的成长过程。为破除神
话，兹不揣浅陋，撮举几个他在不同时期的失误。因为党史是最难治的史，必须从大量
神话中刨出星点线索来，过来人的回忆又未必准确，我的阅读范围又严重受限，因此写
得很无把握，还请识者教正。
一、井冈山与江西苏区时期
如所周知，领导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的第一桩功劳。毛原拟在发动起义后攻占长沙城。但
起义组织得乱七八糟，指挥毫无章法，遭到惨败，从一个师5千多人损失到六七百人。
毛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撤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上去落草。
根据官方报道，秋收起义的计划是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出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制定的，
攻打长沙乃是毛的主意，并不能赖到中央头上去。后来把残部拉上井冈山也是毛自作主
张，并没有遇到来自中央的阻力。那阵子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残部都处于自生自灭状
态，中央惊魂未定，也实在顾不上管。
毛之所以把残部拉上井冈山，完全是他的陈腐知识结构使然，他不懂马列主义，却把《
三国演义》与《水浒》当成了毕生钻研的经典，走投无路时上山落草再自然不过。稍知
马列基本教义或思想略微新潮的文人都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这
道路也只可能由他来开创。
毛上井冈山后，手下大约六七百人，与早就落草的土匪袁文才、王佐的兵力大致相当。
井冈山历来是土匪盘踞之地，易守难攻，但资源贫乏，人口稀少，没有发展潜力，只适
合宋江一类没有抢天下野心、只求安身立命的土匪存身。毛初期的作为也与绿林好汉差
不多，其战略是“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亦即以井冈山为安身立命
之处，若山下风头缓了，便分兵下山抢给养（美其名曰“打土豪”）并扩展地盘；山下
风头紧了，官军来剿，便将兵力收缩回来据险抵抗。如此一涨一缩，便称为“波浪式”
。这基本还是山大王的套路，谈不上什么现代战略。其与传统土匪的区别，只在于他在
部队里建立了党组织，以此控制部下，并在控制的地盘内组织发动群众起来清算屠杀当
地的富户罢了。
正因为毛的“工农革命军”的作派与传统土匪外表太相似，因此并未引动地方政府的注
意。朱毛会师前，官军只有过一次动用营级兵力的“进剿”，战斗规模很小。此后朱德
在湘南暴动，大肆烧杀抢掠，激起成千上万的农民暴动（详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
者》），又被官军追剿，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军民
联手痛击之下，朱德立足不住，便逃往井冈山落脚，井冈山从此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朱德带来了上万人马，与毛的队伍编为3个师9个团，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这是抄袭北伐“铁军”张发奎所部第四军番号。这9个团中，朱德带去7个团，毛的秋收
起义残部有一个团，王佐、袁文才的绿林武装编为一个团。虽然都是团级编制，但兵力
并不一样，井冈山的两个团每团也就几百人，而朱德带去的部队每团有上千人。井冈山
只适合小股土匪安身，本来就已人满为患，现在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人，根本就不可能
养活。据龚楚回忆，当他们初次见面时，毛讲到经济粮食困难，“立即便愁眉苦脸”，
在第一次军政会议上的讲话中，毛就指出“今后经济问题最为严重，应请省委及中央设
法接济”（《龚楚将军回忆录》，150，152页），可见那地区完全是死地，没有什么发
展前途。
因为养不活那么多兵，部队便不能不一再缩编，先是从9个团减为6个团，后又遣散了湘
南暴动农民组成的第30团与第33团，只剩下4个团约6千余人，其中28团是朱德的老班底
，也是红四军的主力部队（林彪就是该团的），第29团由湘南农民军组成，第31团是毛
泽东的秋收起义残部，第32团则是袁文才的绿林武装。这些部队中只有朱德的28团算得
上是职业作战队伍，29团次之。毛的31团和袁的32团兵力和战斗力都不强，在后来反会
剿中都只承担守山任务。主要作战任务由朱德的两个团承担。因此，如果井冈山真是革
命摇篮，保卫那摇篮的主要还是朱德，他才是正宗的红军之父。
游击战也是朱德开创的，朱德后来在延安接受史沫特莱采访，在史氏所著《伟大的战士
》中只字未提毛泽东的贡献，却自称他将游击战引入红军，而这一手是他当年当军阀在
滇南剿匪时向土匪学来的。他的另一军阀经历更加生死攸关：当初云南军阀自相倾轧时
，他和几个军阀从云南逃回四川去，走过的路恰好是二十年后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于是
他便轻车熟路地做了红军的向导。
朱德的自称与龚楚的证词相一致。据龚楚说，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
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乃是朱德提出来的。此说有一定可信度，盖十六字诀并不
见于毛给中央的报告或其他同期著作，只在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上有“固定区域的割据
，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的政策”的相当简单粗糙的战术
思想。据官方报道，毛首次使用十六字诀，是为1930年12月25日的军民誓师大会书写口
号，有可能是掠人之美。
当然毛也不是毫无贡献，据龚楚说，毛虽是文人，对军事问题的理解却很敏锐。他的独
特贡献是发明了“乡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战略，亦即以军队配合赤卫队，控制住县
城外围的所有乡村，不准一切物资以及人民入城，并以红军一部控制交通要道，袭击国
军运输与通讯部队，断绝城内一切接济和通讯。国军只好派兵出城采购粮食，一出城便
遭到红军与赤卫队袭击。给养断绝后，国军只有撤出城市，在撤出时又会遭到红军伏击
或追击。在整个国共战争中，这是我党全面使用的战略，称为“控制面，截断线，包围
点”，亦即控制乡村，截断交通线，包围城市。如此即能充分发挥我党组织控制群众的
优势，避免我军缺乏重武器、不善于攻坚的劣势，确实是一种天才发明，其最辉煌的表
演，便是长春围城。
当然，真正要打仗，还是得靠革命军阀们，朱德来后，红军首次打下了永新城，让伟大
领袖找到了压寨夫人——当年永新城的大美人贺子珍，更打败了几次会剿，主要承担作
战任务的都是他带来的两个团特别是28团。但朱德和毛有分歧，他看出井冈山没有什么
发展前途，并不赞同毛的“波浪式推进政策”，他更无法忍受毛的专横跋扈，因此总想
向外发展。
这其实是对的，井冈山的致命缺陷是地瘠民贫，无法养活多兵，虽有天险，但缺乏回旋
余地。毛的“波浪涨缩术”再折腾也成不了大气候。而且，若敌军长围久困，红军无法
下山去白区“打草谷”，朱德的扁担用不上，迟早要给饿死。这其实也就是后来发生的
事。
不光是朱德看出这点，中央和湖南省委也看出了这点，很不以毛的偏安思想为然，屡次
要求毛离开井冈山向湘南或湘鄂赣发展。于是朱德便趁湖南省委干预时，带那两个团离
开井冈山去湘南打郴州。打下郴州来后，由湘南农民组成的29团思乡心切，便逃散了，
招致所谓“八月失败”。此事被毛当成借口，在给中央的报告（后选入毛选第一卷，题
为《井冈山的斗争》）中大肆攻击，谴责为“流寇思想”，其实他才是山大王思想。如
果井冈山道路就这么走下去，那很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央苏区了。
待到国军第三次“会剿”，井冈山道路便走到了末路。朱德眼见无法守住井冈山，便决
定“跳出外线”，让毛泽东和袁文才留守，这似乎是历来的规矩。但这次官军势大，毛
看出了凶险，便提出要随大队转移，大家也只好答应了（此据《龚楚将军回忆录》，但
他领导的29团逃散后，他本人便被派往湖南，半路遭到伏击受伤，辗转逃到香港，最后
转到广西，并没有参加第三次反会剿，可能是他听老上级朱德讲的），于是守山的任务
就交给了恰在此时来到井冈山的彭德怀率领的第五军，以及袁文才的32团。
朱毛下山后，原拟在外线配合守山部队，打破国军会剿，但在江西大余、南康等地被尾
追的国军谢文彬旅追上痛击，只好逃入闽西南，把彭德怀扔在井冈山不管了。彭德怀死
守了三天，天险被打破，只好率部突围，转战各地，最后创建了湘鄂赣边区根据地。
彭德怀在逃下山后总结了教训。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巩固的后方”
，只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前者是指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后者则是指敌军能打
进来，但我军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断反复，
人民群众始终拥护我们：对红军掩护、侦察敌情，对白军袭扰、封锁消息，对当地反革
命分子，群众自动看押，甚至镇压，这样的根据地就算是巩固的”，“如井冈山那样的
，只算军事后方，我们守了三天，被敌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进来，三十天也是会打进
来的”（《彭德怀自述》，网络版）。正因为没有巩固的后方，即使是巩固的根据地敌
军也能攻入，因此不宜像在井冈山那样，建立医院集中医治伤兵，只能把伤员寄在群众
家医治。
愚以为，这才是创建根据地的正确指导思想。毛的宋江战略的假定，是井冈山如梁山泊
一般，始终不会被攻陷，但这只能发生在章回小说中。如果红军始终以井冈山为“波浪
涨缩”的中心，把它当成攻不破的后方，那就势必给栓死于其上，既不利于寻找权力真
空，大刀阔斧开拓苏区，势必错过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天赐良机，也无从实施诱敌深
入的积极防御。无论是攻还是守，都是消极被动的战略。待到天下粗安后，红区仍然只
会是疥癣小疾。老蒋不必动用中央军，只调地方武装即可一鼓荡平。事实上，无论是红
四军还是红五军，都是离开井冈山后才创出点基业来，最后合成了所谓中央苏区。
据彭德怀说，他是对中央巡视员潘心元说这番话的，但这是重大战略主张，他在跟毛再
度会合后，肯定也会说起。不管他是否跟毛说过，毛确实也吸取了教训，放弃了从旧小
说上抄下来的呆板战略，把“建立巩固后方”改为“建立巩固根据地”，由此才发展出
了“诱敌深入”的运动战原则，不再搞宋江式死守天险了。
彭德怀还在其自述中委婉地暗示，指挥中央苏区头三次反围剿并不是毛一个人的功劳。
例如第二次反围剿确定阻击和伏击的地点其实是彭作的决定，毛还问他是否有危险，云
云。在歌颂毛的英明伟大的同时，他还是忍不住披露：“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
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披露了这些战事其实是毛向革命军阀学艺的过程。
然而中共党史却从来不提这些事，似乎天下是毛这个天生的神人一手包揽打下来的。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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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729 | 2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二）
芦笛
二、“四渡赤水出奇兵”
据党神话说，遵义会议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掌握了军权，从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红军
在他的指挥下节节胜利，士气高昂云云，再没比这更大的谎言了。实际上，伟大领袖在
那当口夺了权，充分暴露了他作为玩票军人的最大缺点，那就是没有实际指挥战役的能
力，因而闹得全军怨声载道，几乎再度酿成领导权危机。
毛此前的军事经验只限于指挥三次反围剿，但那是在自家地盘里打仗，占尽了地利与人
和，敌情动向一目了然，可以事前与将领们仔细切磋战役计划。但长征就完全不同了：
自己是客军，在陌生地域里行军作战，随时都在流动中，军情瞬息万变，根本就没有可
能事前从容规划，并与实际指挥战斗的将领们商量，其实只能由前线指挥官临机处置，
由中央去遥控反而坏事。事实证明，遵义会议后打的胜仗都是前线指挥官临机处置赢得
的，而败仗都是毛事前策划造成的。这就是林彪写信要夺权的根本原因。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强敌跟追、东逃西窜的情况下是否能立定脚跟，从头创建新的根
据地？我认为不可能。
此前苏区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全靠军阀混战。南京政府的建立非但没有结束
内战，反而使得内战以空前规模进行，而红军从来不是内战的主要目标，得以趁机勃兴
。但九一八事变后军阀们失去了分裂中国的借口，即将爆发的宁粤大战不得不紧急刹车
。国家虽未统一，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的混战毕竟停下来了，中央军有了剿匪余力。蒋
介石欲借追剿红军而削藩，派兵穷追。地方军阀又生怕红军在自家地盘内安营扎寨，予
蒋以吞并借口，是以积极参加会剿。红军只要一停下来，各派武装就要围上来，根本就
没有喘息机会，遑论从头建立根据地。
所谓“四渡赤水”的辉煌战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后，原拟去与
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湘西根据地，却遭到国军迎头痛击，在强渡湘江时减员过半。
到贵州黎平后，政治局才放弃了与二、六军团会师的打算，决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
边根据地，“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不宜深入黔西、黔西南及
云南地区。但到达遵义后，却发现当地地脊民贫，因此政治局在遵义会议上再度改变打
算，决定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于是红军放弃遵义，分三路向川黔边境开进，试图在宜宾
与泸州之间渡过长江。
刘湘怕红军入川引来中央军，派川军入黔“御敌于国门之外”。毛以为川军好打，遂命
令红三、五军团在土城附近进攻川军固守的青杠坡等阵地。不料川军火力强大，又占了
地利，不但击退红军进攻，而且发起反攻，一直打到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几乎突入
指挥部（惜乎不中！），逼得军委把干部团投了进去，并急调在北边的一军团二师回援
，才勉强守住阵地。激战终日，红军再也撑不下去，乃趁夜撤出战斗。
土城战斗乃遵义会议后毛第一次指挥的战役，却以惨败告终，伤亡高达4千多人（哈里
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75页），约为当时红军总人数1/
8。即使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也未受过如此重大损失。而
这就是毛东山再起第一功。
毛在此役中犯了一系列错误：敌情不明便轻率地下了决心，低估了川军兵力与战力；不
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却去进攻坚守阵地并占了地利的强敌。最主要的，还是他未能看出
大势，总以为打上一两个决定性的歼灭战就能立定脚跟，开辟新的根据地。这其实根本
就不可能。就算这一仗打赢了，只要一停下来，则敌军就会源源而来，越打越多，最终
难逃被围歼的命运。
战败后红军撤往赤水河西的扎西（在今云南威信县），整编遭受重创的部队，是为所谓
“一渡赤水”。此举根本就没有什么深意，无非是逃避强敌而已。眼见川军如此厉害，
渡江是别想了——其实也不可能，长江流到宜宾已是相当宽阔，而且川军防守严密，红
军绝无可能强渡，真不知道军委怎么会想出这背时主意来。周毛等人再次放弃原计划，
大概觉得还是黔军好打，又想回到遵义去，将“创造川西根据地”的战略目标改为“创
造川滇黔根据地，首先赤化黔北”，于是东渡赤水，是为第二渡。三军团从间道开至桐
梓，接到军委命令，命他们相机占领遵义，在娄山关与黔军遭遇并击败之，顺势再占遵
义城。中央军吴奇伟部旋即反攻，红军以三军团在城外西南面高地抗击，一军团从东南
攻敌侧后，两军钳形夹击，歼敌一个师，余敌逃脱。
此乃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胜仗，但这并不是伟大领袖运筹帷幄的结果。彭德怀对时任三
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抱怨说，娄山关遭遇战不但赢得侥幸，而且斩获不多：
“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是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时从
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四十五里）。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
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
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
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我处仰攻态势，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
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
，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军退路，故缴获也不多。”（《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下同）
再占遵义打败中央军也不是毛而很可能是彭德怀指挥的，只是他畏祸，把它说成是两军
团“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
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
就连这仗他都很不满意，向军委建议：“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
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遵义战斗的胜利没有扩张，由于机械和失掉时机。”（
《彭德怀年谱》，118页）。其唯一意义是为毛抬轿：“这是退出中央苏区第一次连打
了两次胜仗。打乱了敌人的追击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动。改换新的领导后，打这样一个
胜仗意义更大。”（《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战后毛泽东当上了前敌司令部政委，他为胜利冲昏头脑，以为川军虽硬，但中央军好打
，遂与前敌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准备消灭驻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决心以“消灭周
浑元来彻底粉碎敌人的追剿”，“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林彪、聂荣臻不同意这主
张，主张打驻打鼓新场的黔军，获得朱德支持（李镜：《新写长征图文档案》，388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军委开会表决通过林案，毛竟然以辞职相要挟
。不料弄假成真，大家都同意他辞职。他只好压下自尊心，连夜去游说周恩来。周被他
说服，撤销了前议，召回了已向打鼓新场运动的红一军团。次日经毛泽东提议、张闻天
赞成，组成了以周为首的“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负责全权指挥
军事。
三人团遂按毛的主张，下令打鲁班场。彭德怀反对此举，认为周部早已进驻该地，野战
工事已经构筑完毕，“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
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王焰主编
：《彭德怀年谱》，11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但毛固执己见，鲁班场战斗因此
打响。
这是毛指挥的第二个战役，也是第二次败仗。红军在“阵前遗尸七百余具”（国民党政
府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5］，第884页），光红一军团就伤亡489人（贵州人
民出版社：《红军转战贵州》第123页），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
毛此次的错误简直是犯得莫名其妙。在西南三省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差的，而且只在
打鼓新场驻了一个师，是以林彪按兵法避实击虚的原则提出去打该敌，毛却置林彪、彭
德怀的反对不顾，执意去打鲁班场的三个师中央军，而且还是攻坚战。这完全违反了他
后来在1947年年底提出来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放过分散和孤立之敌，专打集中
和强大之敌。
此后毛似乎又想再打渡过长江进入四川的主意，遂令红军西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开进
，是为三渡赤水。但敌军迅即三面合围。红军不得不在刚刚渡过赤水后又返回赤水以东
，是为第四渡。红军完全成了个小姑娘，把赤水河当成了猴皮筋，在上面跳来跳去，而
这种无头苍蝇乱撞的盲动，竟然也就被无耻文人美化为什么神机妙算！
第四次渡过赤水后，毛仍未放弃与敌军决战后立定脚跟的幻想。三人团以朱德的名义致
电各军团领导人，提出要歼灭黔军。但此时红军严重减员，疲惫不堪，彭德怀觉得难以
完成任务，建议转向西南乌江流域。这次毛总算听了他的话。红军于是南下，向贵阳虚
晃一枪，随即南渡乌江。渡江后彭德怀又向军委建议攻占滇黔边区的盘县、平彝，必要
时入滇。眼见在贵州实在折腾不出名堂来，三人团这才下定决心放弃黎平会议决议（“
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挥师进入云南。御用
文人把四渡赤水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机会主义盲动，吹成是为了进入云南的深谋远
虑，完全是伪造历史。
进入云南后，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打个大胜仗建立根据地的固执念头，以军委的名义下
令“与滇军决战”，准备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林彪于同日
回电反对，指出：
“川、滇、湘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消灭我军于昆明
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北开展局面
……因此，我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
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就是说，回贵州后路已断，云南也无法立足，有被围歼危险，唯一的出路是赶在敌人
前面占领东川，然后渡过金沙江入川。但毛泽东仍想在曲靖、沾益一带与滇军决战。可
惜滇军不出击，跟追的中央军却先机抢占了盘县、平彝一线，红军有陷入重围的危险。
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开会接纳了林彪的建议，分道西行北上，大队在禄劝县皎平渡口
渡过了金沙江，进入四川。
综上所述，所谓“四渡赤水”，乃是毛泽东的败笔而非什么“平生得意之笔”。他一以
贯之的错误，乃是始终认识不到，为中央军跟追并为地方军阀堵截的客军，根本就没有
可能立定脚跟，却始终幻想与敌决战，开创新根据地。先在黔北试，碰壁后改了主意，
试图过长江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根据地。土城战败后被迫一渡赤水，若到了
扎西后继续西进，即能轻松渡过并未设防的金沙江，实现原来的目的。他却要二渡赤水
，重占遵义，再度试图“赤化贵州”。等到鲁班场再吃败仗，又毫无必要地三渡赤水，
企图再过长江，刚渡过去又发现不妙，马上再渡回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浪费在这往返
盲动里。回到赤水以东后，毛仍然幻想在黔南创建根据地，不行只好进入云南，又想在
滇东北建立根据地，再度发现不行，最后只好听取林彪建议北上渡过金沙江。整个过程
乃是个不断的“试错”过程，一试再试，一错再错，不但原来的战略设想统统落空，将
部队“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造成大量减员，而且就连战术也乏善可陈，只有南渡乌
江前以佯动诱敌突出重围可算战术上的成功。
其实四渡赤水后红军根本不必南下，西进即能渡过金沙江。红军在南渡乌江前，在北岸
留下了红九军团作为诱敌的偏师。该军团走的就是林副统帅所说的“弓弦路”，非但没
有减员，而且还扩充了兵力，最后在东川树桔渡口轻易渡过金沙江，其命运与毛指挥下
的主力部队形成鲜明对比。就算毛爱走“弓背路”，也完全可以率偏师南渡乌江，让主
力去走弓弦路。如此也就不会给主力带来那么多非战斗减员。
如此瞎指挥，连林副那一直备受毛泽东青睐的爱将都受不了，要串连彭德怀夺取前敌指
挥权。这还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也致电中央反映了意见。据李德
说：
“部队越向西行进，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干部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坏。对毛泽东军事指
挥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了几乎要发生一次新的改组和一场新的派别斗争的地步。洛
甫和林彪在这以前和遵义会议期间，曾经是毛最热心的代言人和最可靠的支持者，现在
却以最激烈的批评者的身份出现了。他们公开指责毛及其整个领导小组‘在敌人面前逃
跑’，‘军事破产’。还有彭德怀，尤其是他的政治委员杨尚昆（我与杨在一次偶然相
遇中交谈过），也或多或少赞同他们的意见。”洛甫甚至还找李德串连，暗示准备以林
彪、彭德怀和刘伯承取代“三人团”。只是李德不赞成在危急时刻作此人事变动，博古
也担心在此危急时刻派别斗争会招致红军覆亡，下定决心避免这种悲剧发生，党和军队
领导才未分裂（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55页、157页）。
自我英勇的工农红军建立以来，还从未出过这种事，就连李德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也
不曾激起将领们如此强烈的腹诽与公开抗议，可见毛的指挥有多糟糕。要是张国焘当国
写党史，这一段写下来只怕要比“王明路线”难看得多。
无怪乎张戎要以为毛是故意找借口避免过长江与张国焘会合，不过这阴谋论并无证据支
持。我认为这一系列的盲动是“党指挥枪”、外行领导内行造成的。无论是周，是毛，
还是王稼祥，都是玩票的统帅，并不具备战役指挥能力。本节开头已经说过了，在万里
长窜的紧急情况下，只能由前敌将领临机处置，不宜由中军统帅遥制，林彪的建议其实
非常正确。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因为脱离了文人指挥，不但走得轻松愉快，而且还在
打鼓新场附近伏击了黔军，俘敌1800人，缴枪1000余支，而红军主力自渡过乌江后从未
取得过这种胜利。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毛在掌权后急于施大手笔，扭转乾坤，开创新局面，挽救革命挽救
党，却始终意识不到强敌跟追最多只能打圈子，并不可能立下足来从头“收拾金瓯一片
”。为此他不惜抛掉在中央苏区学会的一点手艺，如彭德怀指出的那样“与相等兵力敌
军决战”，“攻坚乱碰”，因而一再碰壁，弄得群疑满腹，众难塞胸。
毛毕竟是聪明人，他大概也知道四渡赤水以及入云南走弓背路乃是他的平生败笔。文革
以前，“四渡赤水”从未见于党史军史，就连肖华同志通篇歌颂伟大领袖的《长征组歌
》，原来唱词也是“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待到林副统帅倒霉，会理会
议上的旧账被翻出来作罪证，那歌词才改为“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我平生得意之笔
”之说也忽焉鹊起。这神话之所以产生，无非是伟大领袖“先发制人，反败为胜”的一
贯绝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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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vs张国焘
1）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争，在我党历史上被吹为路线斗争。所谓路线斗争，其实就是“以策
略分歧为理由的权力斗争”，所谓“路线”，无非是不同的政治军事的战略策略。我党
信奉的“革命乐观主义”其实是唯意志论，它认为革命一定会胜利，如果遭到失败，那
一定是领导人的政治军事战略策略（也就是“路线”）错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布
尔什特［bullshit］）就应该起来与错误路线作斗争。一旦路线纠正过来了，则革命也
就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是何等的布尔什特，自不必待智者而后知。它的潜在假定是，失败都一定是主观因素
造成的，绝不会是客观因素注定的，天下更无一事不可为，关键在于主观采用的路线。
这“以成败论英雄”的庸俗哲学，使得失败成为党魁难以承受之重，在遭到重大挫折后
，党魁最关心的事还是证明自己并没有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政敌
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帽子，诸如“冒险主义”、“蛮动主义”、“拼命主义”、“逃跑主
义”、“流寇主义”、“失败主义”等等，覆盖了一切可能决策，随时都可以抛出来，
方便之极。所谓“党内斗争”就是搞这些无聊名堂。
当时红军面临的现实，是客观条件已不再容许革命胜利，不管采用什么伟大战略都那样
。伟大领袖已经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名篇里解释过了，苏区的出现
并成长壮大的前提，是军阀混战。既然如此，当军阀混战暂停下来，中央政府有余力剿
匪后，红色政权自然也就无法存在了。
前文已经介绍过，国府定都南京后，内战非但没有结束，反而以更大规模进行。参战各
方都顾不上对付红军，红军由此趁乱坐大。但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这局面，中央政府和地
方军阀迫于舆论压力，不能不停止内战。宁粤在分裂后又暂时言归于好，蒋介石放弃了
国民政府主席职位，专任剿共。当时的共识是，剿共是戡乱，不算内战，后者是指军阀
交战。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剿共后，红军立即走上末路。最大的两块根据地中央苏区与
鄂豫皖苏区先后被国军攻破，红军主力只能突围逃出。此乃客观情势决定的失败，路线
再正确也没用。
同样是逃出老巢，张国焘并没有如毛泽东那样采用“试错法”，不顾部队极度疲惫，老
是想和强敌“决战”后立足下来，为此一再碰壁，一再修改战略计划，完全成了蠢动，
而是明智地决定避战，先找个安全地方休养生息再说。红四方面军进入豫西南后，与当
地民团达成协议，毫无困难便通过了该区。进入汉中后，张又审时度势，觉得敌军必然
源源而来，仍无可能立足，遂选定由多个军阀割据的川北作为新根据地。在占据了通江
县后，他派人给四周的各派土军阀送信，声称只是借地暂住，略事休息，以后还要重返
中原，与北面的军阀杨虎城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待到部队得到充分休整后，再与当地军
阀交战，先后击败了器械窳劣、战力低下的田颂尧、刘存厚等土鳖，打败了由刘湘任总
指挥的各路军阀会剿，使得根据地扩大到四个县的全部和六个县的一部，兵力达五万之
多，与毛指挥下的中央红军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能采取的明智的军事战略。在政治战略上，张国焘也作了反省。
他远比毛泽东有文化，居苏两年半，比毛更懂点马列，更熟悉苏共领导，因此具有一定
独立思考能力，敢于怀疑斯大林制定的方针。他认为苏维埃政策是错误的，因此扔掉了
百姓根本莫名其妙的“苏维埃政府”的招牌，先后代之以“人民政府”与“联邦政府”
，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代之以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保障公民人身安全等。
窃以为，这政治战略的根本改变，颇能证明张国焘才是中共内唯一有点头脑的政治家。
王明、洛甫、博古辈只会背书，毛泽东缺乏现代知识，擅长的是祖传的阴谋诡计，其时
根本没有意识到共产国际乃至斯大林都会犯错误，绝无足够视野去思考苏维埃政策是否
适合国情。他之所以拥护这套方针，我觉得是出于实际考虑，首先是解决红军的粮饷问
题——“打土豪”使得红军可以去名正言顺地去白区抢劫富户，而“分田地”的暴力土
改则起到《水浒传》教的“投名状”作用，让贫苦农民断了后路，死心塌地跟红军干到
底。
但这都是急功近利、后患无穷的办法，它虽能解决红军一时急需，但不但分裂了人民，
制造出了深仇大恨，而且也不得人心，使得良民闻共色变，不利于结成“统一战线”。
张国焘正是看到了这点，才决定改弦更张。据他说，新政策远比所谓“土地革命”更能
赢得人民支持。无独有偶，张云逸、龚楚等人在广西经营百色根据地时也做过类似尝试
，据龚楚说效果也相当好。不管怎样，我党在抗战爆发后确实采用了这套做法，从而骗
取了许多知识分子支持，根据地与军队都急剧扩大。由此看来，张国焘可谓党内的先知
先觉。
但即使作了这些重大战略调整，红色政权也难以生存下去，其原因再简单不过：没有足
够的战争资源。红四方面军虽然打破了四川各路军阀的联合会剿，却使得新创的川陕苏
区极度残破，瘟疫流行，民生凋敝，张承认：
“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易的。这种看法，有两个主要理由：
一是我军的枪支弹药，质素越来越低，兵力人数虽在五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支不
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此等货色，而且枪支在作战中损
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
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
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
恐将与民争食。”（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01页）
窃以为，此话说出了革命战争的普遍难题。所谓“革命根据地”就是个战争基地，必须
靠本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这必然是个竭泽而渔的过程。富饶
如广东，也受不了这种无情压榨，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就坦承，为支持国民革命，宋子文
曾在广东竭泽而渔。龚楚在回忆录里披露的中共对中央苏区百姓的全面压榨就更是令人
发指。连在相对发达的腹地割据都如此，何况西部边缘地区？在那些穷山恶水中安营扎
寨，就算敌人不来打，也决计无法养活多兵，必然再度挤干新 “柠檬”，衰弱后再试
图换地方，最后只能自动消亡。
这就是我英勇的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时摆在我党领袖面前的严峻局面。“试错法”
已经证明红军无可能在内地安身，只能逃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那只不过是延缓死
亡罢了。至此，革命领袖们终于意识到这简单真理：无外援不足以干革命。
毛当时还不失为现实主义者，早在云南境内他就跟李德说过，想经西康和青海去新疆，
得到苏联的援助。在即将与四方面军会合时，毛又向党魁们提出，在川康交界地区建立
一个少数民族国家，红军主力以此为根据地，经过青海或甘肃向新疆推进，与苏联建立
直接联系，使苏联对中国红军的全面援助成为现实。“毫无疑问他估计到，向新疆的推
进如果成功，一定会导致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之间一场严重的外交上的，也许甚至是军事
上的冲突，而这正是他的本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作‘一本万利’。” 只
是其他人觉得高原长征太危险，才否决了他的意见。（奥托•布劳恩：《中国纪
事》，157页、166页）
既然西进太危险，那就北上，只要能打通苏联就行。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在两河口召开
会议。据张国焘介绍，毛在会上解释，中央红军之所以战败，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
炮厉害。因此只能跑到宁夏去，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
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而且毛还强调指出，红军有被消灭的
危险，“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
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他还说这是他的冷静想法，也许被
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所提出来的计划。”（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三册，227页）。
这回忆得到了中央文件的证实，在毛儿盖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
“（西北地区）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
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
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
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
发言》，1935年8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465-4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只是这些话是在一个多月后的毛儿盖会议上说的。这也不足为奇，毛在两河口会议力主
北上，在毛儿盖会议坚持北上，自然只会反复强调“没有飞机大炮就不能打败蒋介石”
的伟大真理。
毛泽东能看到的，张国焘当然也能看到。不过他毕竟不是老毛那种未出国门一步、视界
只限于一隅的游击专家。他一直是党魁，早在大革命时代就习惯于思考全国性战略，因
此不像毛泽东那样，只从急迫的军事需要看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质疑中央的政治路线是
否正确。据李德回忆，在毛儿盖会议上，张国焘把长征视为失败，认为“争取一省到数
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已经过时。现在是革命低潮时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不是苏维
埃革命而是抗战。但红军没有力量既抗战又反对国民党，因此应该在一个闭塞的根据地
里坚持斗争，直到获得苏联援助，中共也强大到可以依靠广泛的抗日群众运动，迫使国
民党改变政策（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75-176页）。
这就是张国焘对北上心存踌躇、宁愿停留在川康地区的理论理由（这是共党的说事方式
），也是后来红一、四方面军分家的基本原因。因为其他人强烈反对，他又提出替代方
案，建议不去甘陕，取道青海去新疆（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74页，杨
奎松《西安事变新探》，17页）。这本是毛泽东本人的主张，但等张国焘提出来后，他
竟然与其他人一道激烈反对。据李德分析，毛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其他人都反
对此议，而他带头反对则能起到团结其他人、孤立张国焘的作用（奥托•布劳恩
：《中国纪事》，175页）
杨奎松教授认为张国焘不想去陕甘，乃是在鄂豫皖被中央军打怕了，怕与时驻陕南的胡
宗南部交手，因此或是不愿北上陕甘，或是想经青海去新疆（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17页）。我觉得此说并无证据。上面的引文表明，四方面军将领想找中央军打仗，以
改善他们的装备。而且他们在川北根据地时也确曾主动发兵攻入陕西，寻找胡宗南部，
只是胡部坚守不出而未获战机。后来又在松潘地区与胡部激战，虽未获胜，亦未大败，
说张国焘害怕胡宗南怕到不敢去陕甘，似难成立。
在我看来，他真正的理由，是担忧执行毛周的计划会触怒斯大林。他在苏联呆过，又相
当有洞察力，熟悉斯大林的性格，深知斯的忌讳，担心挺进到中蒙边境后会恶化苏日关
系，令斯大林龙颜震怒，因此倾向于暂时在川康一带休养生息。若定要北上不可，那也
最好绕道青海，到当时已成苏联势力范围的新疆去。那儿离“满洲国”很远，绝无可能
引起日本反弹，也比较容易得到斯大林的谅解。但他毕竟知道走那条路损伤必定惨重，
因此觉得暂在原地韬晦，静待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更为上策。
这一点张其实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而杨奎松教授自己就引用过。一方面军私逃后，红
军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司令朱德致电逃跑主义者们，警告他们“如欲从外蒙取得与苏联关
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成为罪恶行为。”（《朱张致林聂彭李徐刘程
吴并转张毛周王博等电》，1935年11月4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2页）。可见
他真正担心的不是胡宗南，而是比胡可怕万倍的斯大林。
客观来看，张国焘的蛰伏计划更符合当时的现实，我认为要比毛周的计划高明得多。当
时大家都不知道陕北有个根据地。进入中央军能轻易前往的地域流动作战，很难立足下
来。要继续挺进，穿越沙漠到中蒙边境，则艰危更大，更何况还有触怒斯大林的危险。
即使中央委员们坐上汽车逃到外蒙，也很可能悉数死在远东劳改营里。那还不如蛰伏在
深山老林里待变。这在当时确实是唯一能想出来的最佳决策。
然而毛泽东的运气实在好。以五六千人马北上陕甘，纯属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却歪打
正着，撞进了陕北苏区，得以休养生息。但即使暂时生存下来，那无非又是从一个监狱
搬到了另一个安全度更低的监狱里。然而老蒋却又昏了头调东北军去剿共，西安事变发
生，“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毛泽东语），历史由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
展道路。如果中央当时听了张国焘的话，留在川康一带，则这些好事都不会发生了。那
么，我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今日也就只能是点缀在九寨沟旅游路线两旁
的白骨。
人算不如天算，是岂非天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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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上与南下方案优劣之再比较
前文自觉说清了这问题，不料有网友说：
“我认为毛泽东坚持去陕北是对，恰恰反响出毛的天才，或是学的快。可不可以这么分
析：根据芦博指明的事实，也就是红军的一路惨败和毛本人的几次失误的指挥，反而让
毛认识到只有去陕北靠近苏联,中共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而毛的果断反而衬出了张国
焘的犹豫。张国焘的蛰伏计划和对斯大林的惧怕，恰恰反应出张不如毛。毛已经看出了
留在川康地区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至于触怒斯大林和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等等
理由我想根本会被毛泽东丢到一边，毛会认为只有庸才才会在这个时候担心这种事。毛
甚至可能会认为日本真的进攻苏联才好呐，因为只有乱，毛才会成功。而且越乱越好。
从心理上讲张国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棋子，而毛泽东不是。”
这问题涉及到的历史事实，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是以未在前文细说。读者既有此
疑问，看来还是必须再吹轱辘笛。
A、北上并非正确决策，中共革命也不是因为北上起死回生的
前文已经说过，当时谁都不知道陕北有个刘志丹。张国焘离开鄂豫皖时，留下徐海东部
在当地坚持。张开创了川北根据地后，从敌军电讯中获知徐也突围出来了，估计是在寻
找大队，于是派兵攻入汉中，试图接应，但未打听到徐的下落，又要南下策应一方面军
，因此没有继续找寻。徐海东部倒知道老首长张主席在川北搞得轰轰烈烈，想去投奔，
窜到陕西后却因重兵封锁，无法南下，不得已只好前往陕北落草，盖陕北历来是土匪盘
踞之地。到了那儿才发现刘志丹搞了个根据地，于是与刘部合编为红15军团。
红一、四方面军更不知道陕北有个根据地。一、三军团抗命北上后，走到甘南的哈达铺
才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根据地，遂决定前去投奔。因此，当时中央讨论下一步
行动计划的前提，是无根据地依托的流动作战。
在此前提下，张的考虑当然更合理：红四方面军已经占领了川西北的广大地域，虽是藏
族牧民区，毫无发展前途，但总算有了个落脚点，可以苟延残喘一时。那地方本来就没
有军阀统治，又不对国民党构成严重威胁，不大可能引来大规模围剿。而且地势险恶，
敌军行军进攻均不易，打不过也完全可以跑掉。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柠檬没有汁水——连
军阀都不去占领的真空地带能是什么好地方？蛰伏在那儿只会自毙，起码是无法扩展实
力。
因此，留在原地的计划的最大缺陷乃是经济上而不是军事上的。可笑的是毛泽东连这点
都看不出来，反驳张国焘的理由是停在该地会被敌人瓮中捉鳖。其实敌人并无捉鳖雅兴
，谁都知道困在那种烂地方只能自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老张最后撤出该区
南下，不是因为敌人前来捉鳖，而是“柠檬”很快又给挤干了，饿得眼睛发蓝，只好号
召三军“打到天全吃大米”，最后南下到西康与刘文辉和达赖作邻。直到红二方面军到
来后，才与他们一道北上。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的人马是四、五万，北上陕甘与红
一方面军会合时大概也是此数，基本没有什么增减。可见张的建议虽然没有什么发展前
途，但至少可以生存于一时，就算是自杀，也是慢性的。
但若是全体转移北上陕甘，则很可能是快速自杀。黄土高原虽是高原，但地形绝无川西
北的险恶。中央政府运兵也没有蜀道难的问题。1927年11月陇海线即已修至灵宝，1934
年12月修到西安。即使前锋受挫，蒋介石只要真有决心，完全有充分条件源源不绝地增
援。红军很难立足，势必又要重演长征那一幕。张国焘看出了这点，在会上指出“我能
往，寇亦能往”，算是具有人类常识的正常同志。
网友的假定，是以为北上即能打通苏联，这已被事实证伪。漫说是抗命私逃的红一、三
两兵团，即使是合整个红军之力也没能打通。红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北上后，敬爱的党
中央发起了“宁夏战役”，投入了红军全力，以四方面军作先锋，企图攻占中蒙边境的
定海营（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白音浩特），接应苏联提供的大量军火。但胡宗南部很快
就突入红军防区，夺取了黄河渡口，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两岸，渡过河去的两万多人被隔
在河西（即后来全军覆没的西路军），未能渡河的四万多人则在河东陷入重围，被压缩
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堡以东，曲子镇以南的狭小地段，延颈待毙。
这是红军起事以来第一次面临全军覆没的生死关头。政治局充分意识到这危险，在11月
13日召开会议，决定放弃陕北再度突围长征，于当日电告共产国际，因宁夏战役被蒋军
破坏，“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
占领平凉、泾川、长武、分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
，视情况再定”。（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59页）
然而事态很快就恶化到连这一设想都无法实施了。7天后，张闻天本人向国际报警：“
红军主力在现地区不利作战时将被迫恐怕得准备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
争”（《洛甫致国际书记处电》，1935年11月20日，中心档案，495/74/282，同上，
264页）。
由此可见，情势已经恶化到了红军只能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去打小股游击战争的严重
地步。幸亏20多天后西安事变就爆发了，我党这才幸免灭顶。
因此，历史事实证明了周毛的北上方案乃是快速自杀，远不如国焘同志的慢性自杀。不
是北上方案换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是张学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这完全是偶然事件
——如果老蒋不派他去剿共，则红军就被彻底歼灭了。北上本是个快速自杀的馊主意，
然而却因机缘凑巧撞上了个张学良，因此歪打正着，“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
救了出来”（毛泽东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我这迟钝的人看来，这当然是撞上
了大运：明明是臭着，却引出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好结果，难道不是运气好，点子高，
而是天才使然？
当然“历史规律”的信奉者们可以强辩说：蒋介石派张学良去剿共是必然的，而张学良
勾结红军劫持蒋介石也是必然的。这或许也有点道理。如果中央听了张主席的话，龟缩
在川西北，则未必会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前文已经说过了，那并不对谁构成什么威胁
，也无滋长后患，听其自生自灭可也。所以他未必会派张学良去剿匪，派了张也未必会
去，去了也未必能劫持蒋介石。但到了陕北就不一样了，政府运兵方便，张也没有什么
理由拒绝。所以，若中央不流窜到陕北去，则西安事变是不可能发生的。
然而这还是帮不上“唯意志论（约等于“唯天才论”）”信奉者的什么忙，盖诸位总不
能硬说，周毛当初在两河口、毛儿盖那些不毛之地就掐指算定这些后事，决定北上去引
起西安事变发生吧？
B、毛泽东并不想挑起日苏战争
后人看历史，总是难免“倒放电影”，用后来的事去推想政治家们当时的决策考虑，却
常常忘记，无论是张国焘，是洛甫，是周恩来，都长期在消息闭塞的地区为生存而战，
终日考虑的是最急迫的生存问题，消息极不灵通，视界极度受限，毛泽东尤其如此，他
长期当山大王，考虑的只是作战问题，连中央过去的权力斗争都两眼一抹黑，哪会去想
什么全国甚至国际战略？
这个问题我还想在后面详谈，这里只想提醒诸位：作为一个困在最边远最闭塞最落后地
带的武装割据集团，中共不可能具有全局眼光，遑论世界眼光，其全国战略只有一个来
源地——莫斯科。当中共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系断绝后，便失去了战略军师。“抗日”对
于那伙疲于奔命、急于求存的流寇来说，乃是远方发生的一种朦胧的事，跟上帝的存在
一般遥远而难以感知，哪会去想那些事？张国焘和李德都在回忆录里坦承了这点。
周毛与张国焘的区别，只在于周毛犹如快溺死的人，只想抓救命稻草，觉得实在是走投
无路了，唯一的路子是去苏联搬救兵，实在不行就外逃苏联，却全然想不到这么做很可
能会触怒斯大林。而张国焘毕竟当了两年半的中共驻国际代表，比他们更知道斯大林的
性格与心思，觉得问题不是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首先是能否挺进到中蒙边境去，会不
会半路被歼灭，其次是即使挺进到了外蒙，会不会反而触怒斯大林。双方的区别，只在
于阅历决定的视野的阔狭，以及由此决定的考虑问题是否全面周密。硬要说这反映了毛
善于学习的天才，我觉得实难接受，只能视为宗教热忱。
当然，毛泽东到了陕北后不久也就知道斯大林的心思了，那是因为张浩（林育南，林彪
的堂叔）从苏联潜入陕北，于1935年11月到了瓦窑堡，传达了斯大林的号令。此后毛便
唯谨奉行。1936年4月底至5月中旬，国共双方在南京密谈。国府提出了四项条件，作为
两党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其中第一条就是:
“停战自属于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
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同上，
208页）。
而毛泽东却立即看透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予以坚决拒绝：
“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收到，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
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
6月28日，《毛泽东年谱》（上），554页）
把中苏冲突变为日苏冲突，让中国逃过战祸确实是蒋介石的打算，而挑起中日冲突，让
苏联逃过战祸则是斯大林的打算。蒋介石斗不过斯大林，战事终于按斯大林的意愿发展
了。
所以，网友恰好说反了，毛的“天才”不在于挑起日苏冲突，而是他是我党仅有的两位
战略家（另一位是张闻天），看到中日冲突必将有利于中共打败国民党。对此我已经介
绍得够多了，可能还会在后文重复介绍，因为此文讨论的是毛的军事才能，因害怕重复
吹轱辘笛就忽略他真正的“平生得意之笔三隐私”，未免有失公平与客观。
C、张国焘不想北上的其他考虑
限于篇幅，前文未能细谈这问题，但网友的反应，让我觉得还是必须详谈一下我的想法
。我不敢如某些专业或业余的国产史学家那样，铁嘴钢牙认定这就是事实。只能说这是
我根据已知事实作的推测，符合真情的概率比较高。但张是否真是这么想，只有起死人
而问之。
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张国焘觉得周毛的北上计划乃是货真价实的逃跑主义，真正
的目的是想以四方面军作肉盾，掩护中央委员们安全逃往苏联。据他在回忆录中说，毛
在两河口会议上发言时披露了这一打算：
“他说到宁夏去必须由四方面军担负掩护的责任，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
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
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27页）。
尽管杨奎松教授质疑了张介绍的两河口会议的某些细节（例如将党内军事总负责周恩来
误记为毛泽东），但我认为张转述的毛此话的主要精神是可信的，可质疑的无非是技术
细节而已，例如此话可能不是在两河口会议上而是其他会议上说的，但这无关宏旨，盖
杨教授自己引用的材料就间接证实了它的主旨。
在与四方面军破裂后，毛在俄界会议上强调了保存“革命种子”的重要意义：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
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
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
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更新装备，再以‘更
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只要能够‘保持（存）数百干部，若干千的战士……就是很
大的胜利’，‘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
，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
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转
引自《西安事变新探》，23页）。
此后陈昌浩与徐向前致电林彪、彭德怀和聂荣臻，谴责中央在毛周张会议包办之下，企
图用数千名战士来掩护各个中央委员跑到蒙古苏联去找出路，预言不出两三个月，红一
、三军团必然会在冰天雪地中不保（《徐陈给林聂彭电》，1935年10月11日，《西安事
变新探》，22页）。
从以上正反两方面证据来看，周毛的计划中确有“如不行就让军队护送中央委员逃往苏
联”的内容，而这精神已为陈昌浩、徐向前等高干得知。其实此乃中央红军长征的一贯
作法。据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说，红一、三军团就是“轿夫”，一在左，一在右，
抬着中间的“中央纵队”（亦即中央机关人员和家属）缓慢蠕动，用血肉之躯保护那些
老爷们。在强渡湘江时最惨，使用了刘伯承所谓“甬道战术”，亦即以野战军在左右两
侧拼死抵抗，保护中间的老爷太太们平安渡河。现在这抬轿子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张国
焘肩上，他是何等样人，乃是建党元老，历届党魁，并非彭德怀、林彪一类后进军人，
岂肯让子弟兵为中央作轿夫？
另一个原因是，国焘同志可不是毛式土鳖，人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主席
团候补委员，三次访问苏联，最后一次在苏联居住了两年半，见过列宁、斯大林等要人
，是我党唯一一个获得列宁勋章的，相当熟悉苏共内部和共产国际的明争暗斗，对斯大
林的性格和心态相当了解。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流露对斯大林的不满，说：
“我知道罗明那滋和鲁易门在中国的一些胡作非为的事实，因而对斯大林也有不满之感
。我觉得这两个宝贝居然是拥护斯大林的健将，足见斯大林手下也没有什么出色的人物
，我讨厌斯大林的玩弄权力，为所欲为。我惋惜权力主义将毁灭一切，尤其是共产主义
的理想，共产主义的道德，以及党内民主的原则均遭受蹂躏。”（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二册，419页）
最有趣的是，斯大林曾接见了他三小时，却只问了两个问题，似乎那两个问题都与中国
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第一个是，像宋庆龄那样的人，若在中国大城市街上见到一个共产
党员，会不会叫警察逮捕他？第二个则是，陈独秀能否找到必需的钱和其他条件办一张
报纸？
国焘同志马上就明白了这些问题是什么意思。宋庆龄离开武汉后去了苏联，适逢莫斯科
中山大学开展反国民党运动，她参加过几次学生大会，有的学生在会上批判孙中山，她
曾公开抗议。因此斯大林怕她反共，是以问国焘那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陈独秀被六
大排出中共中央后，斯大林担心他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度，另行办报或组党。
以国焘一个辍学的北大学生，居然据此便窥见了斯大林的心态失常：
“我们经过三小时的谈话之后，我觉得斯大林倒是一位颇具风趣的现实主义者，并不如
外间想象的那样狰狞可怕。可是，他的演绎逻辑是够冷酷的，任何人对共产党一有不满
的表示，就会被目为反共，在街上见着可能就要抓人，即对多年共过患难的同志，如有
不满，也被认为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是心理变态，也许是过于自卑。”（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二册，427页）
如此洞察力实在惊人。当然，不能排除这是国焘跑到西方后得知斯大林的暴行后追加的
认识，连他自己也未必意识到这个追加过程，倒不一定是有意编造。但如下文所要说到
的，他对毛泽东的观察也极有洞察力。即使他当时对斯大林的性格心态的了解还不如后
来，他在苏联经受的折腾也足可让他对苏联幻灭了。他在苏期间，见识了共产国际内部
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之争，历经了29年底的清党运动，参观了暴力批斗活动，深感大革
命时代武汉痞子运动的过火行为与之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更知道每个外国共产党人
，包括他那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在内，一举一动都在特务机关的严密监控下，所以
根本就不愿再度回到那樊笼中去。他在回忆录中将这点说得清清楚楚：
“我决定不放弃回国的机会，至于共产国际是否信任以及我回国能有什么作为等问题，
我认为是次要的事情。莫斯科的政治气氛使我痛苦，我要脱离这樊笼，到浩瀚的祖国去
有所施展，不管将会遇着什么困难，甚至丧失生命，我也是不顾虑的。如果必要的话，
我愿为此付出代价。（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443页）
“我追思三次访问莫斯科的一切，失望的因素是大大的增加了。简略的说我前两次短期
观光赤都，（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我的心情除了有类唐僧取经外，还将苏联当成
无产阶级的祖国，似乎觉得自己身属其中。那时我虽然有过若干不满，总以为过失和偏
差不能避免，而且可以改善。第三次（一九二八年）重履斯土的时候，大概不满心情积
累得太多，数量变质量，我的观感便因而改变了。我再也不将苏联当成我的祖国，日甚
一日的觉得自己身处异邦。我心目中的共产国际，再也不是什么世界革命大本营，而是
斯大林鞭笞各国共产党人的指挥所。”（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444-445页）
正因为他的阅历比周毛张等人丰富，对苏联的阴暗面有更深入了解，又是那种桀骜不驯
，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领袖欲极强的人，因此他对集体逃往苏联的主张兴趣缺缺，只
想在国内自己折腾，当然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我认为，只有在这背景上还原人物，才能
获得对历史事件更深入全面的认识。
D、老蒋的难处
这问题与张毛之争无关，是某网友提出的，他认为老蒋应该全力对付红军，不该调张学
良去。
老蒋当然有祸国私心，我原来准备从头痛数他的失误的，但老蒋派张学良剿共倒难深责
，盖他也有难处。
九一八事变前，宁粤分裂，大战一触即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方迫于舆论压力握手
言和，但那只是表面的，短暂的和平只有三、四年光景。老蒋抓住了这黄金窗口在中国
腹地根除了赤祸，值得充分肯定。即使是在此期间，仍有“福建事变”爆发，可见老蒋
剿共之不易，堪称鲁迅说的“侧站着战斗”，一面剿赤匪，一面防军阀暗算。
可惜老蒋的仇敌实在太多，最主要的还是胡汉民。哪怕是在黄金窗口中，胡也在串连组
织各地军阀倒蒋，而日本人更是大力资助两广军阀，怂恿他们与中央对抗。1936年6月
至9月，“两广事变”爆发，双方出动几十万大军，调集飞机大炮，准备大打出手。与
之相比，穷途末路的红军不过是疥癣小疾而已。老蒋哪还敢调中央军去痛剿赤匪？待到
他的银弹打垮了陈济棠，广西军阀不得不与中央政府妥协，他才能再度专注于剿共，为
督战飞到西安去，接下来的就是那千古烂事。
所以，换任何人去坐老蒋那位置，恐怕都不会干得比他好。红军当时不过是实力最弱的
一支军事武装，并不构成对蒋政权的致命威胁。当红军被驱逐出腹地后，要蒋去含情脉
脉地持续追求之而不移情别恋，似乎不是很可能。
【未完待续】 |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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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3）草地分裂之谜
A、鉴定各方证词的原则
中央何以会与张国焘决裂，这大概是党史上最难查清的疑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张国
焘后来投了国府，比投苏联的林副还更无希望翻案。林副还有老部下、女儿以及前未婚
儿媳（NND，这算是什么职称，或是什么亲戚关系？）为之喊冤叫屈，国焘则连当年的
死党都不敢为他说好话。因此，到底当初发生了什么，中央为何分裂，除了铺天盖地的
妖魔化宣传外，便只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以及李德在《中国纪事》里的记述。
但哪怕是从我国内的一边倒的宣传中也能看出门道来。它和文革大批判一样，特点是“
嗓门大，质量差”。例如张国焘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从毛泽东以下就说不出个道道
来，除了“另立中央”、“篡党篡军”、“企图武力解决中央” 外，就是“土匪主义
”、“军阀主义”、“逃跑主义”毫无实质内容的辱骂。就连那三条实质性指控中，也
只有“另立中央”这条能成立，张本人也从未否认过，其他两条不是捏造，便纯属搞笑
。
例如“篡党篡军”这条，张国焘确实提出改选中央（后文还要详论），但那是在政治局
会议上光明正大地提出的。他也确实取代周恩来作了红军总政委与军委总负责者，由陈
昌浩和徐向前分任前敌部队总政委和司令员，但那是张闻天提议并经中央批准的（杨奎
松：《西安事变新探》，15页），难道党中央会批准张国焘篡自己？要说这是篡党篡军
，那遵义会议又是怎么回事？
其他人的指控更可笑，诸如彭德怀和聂荣臻都指责张国焘拉拢红一、三军团的将领，想
控制这两支军队。张本人乃是中央军委总负责，根据我党“党指挥枪”的神圣原则，他
想控制这两支军队岂不是天经地义？彭聂等人反对控制，才是试图搞“枪指挥党”的军
阀主义。
事实上，这种愚笨宣传，反倒证明了在背后搞阴谋的不是张国焘，而是当时控制中央的
毛泽东与留苏派，证实了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的基本是事实。
例如张抱怨说，他满怀热情地迎接中央的到来，然而头一次见面时，“要人们不谈长征
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只是由毛泽
东发挥他的“吃辣椒者最革命”论，博古配合着扯了一阵淡。张觉得中央好不容易才聚
在一起却不谈正事，忽忽若有所失。过后他与张闻天谈话时，“我（张国焘）如实告诉
他一些四方面军中党的工作的实情，他却不愿多谈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迁到瑞金以后
的演变，仅向我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
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我的回忆》，240页
）。
这是张的一面之词，然而却得到我党的证实。若干高干为了显示自己的路线觉悟，在回
忆录里竟然说张向他们打听遵义会议的情况，而他们又是如何如何富于警惕性，把张碰
了回去。此类炫耀我在不止一个高干回忆录里看到过，当时就觉得好笑：张国焘叛变是
后来的事，那阵子乃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向他传达遵义会议的内容乃是中央的职责，但
他居然也就落魄到一无所知，必须到处去刺探，这到底是谁在搞阴谋？这恰好证明张国
焘说的一点也不假：中央就是在向他非法封锁消息。而且还可以推出，中央早在和他见
面前便商定了这么做，还对有关知情人士打过招呼，并不是后来关系恶化才采用的应急
措施。
又如我党指控张想吞掉红一、三军团，却泄露了想非法夺权的不是张而是毛。官方媒体
《新华网》上最近刊出一篇文章《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 澄清始末》（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10/24/content_3675981_1.htm）
，其中说：
“在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张国焘仍有个人的打算。１９３６年６月６日，张
国焘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１９３６年７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
张国焘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
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二
、六军团快要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迅即下令让他们成立二方面军，就是为了防止贺
部被张并吞了去’。”
上文已经指出，张国焘是中央任命的红军总政委与军委总负责，他和朱德指挥军队的权
力是中央正式授予的。即使后来中央分裂了，陕北中央也从未正式下文宣布解除他这一
职务，褫夺其军权，又有什么“并吞”问题？贺龙部到达西康与张国焘会合时，只有五
千人马，而且疲惫不堪，张手下有几万人枪，真要并吞他，效法军阀将其包围缴械不就
完了？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后镇压红20军时也使用过这一手，他先以谈判为名，诱捕了20
军兵变领导人，将其全体处决，又将20军调入红一、三军团埋伏圈，将其包围缴械，杀
害了军长、政委以下700多名副排长以上干部，取消了20军番号，将士兵编入红7军。红
二方面军人生地不熟，在哪儿驻扎完全由张安排，要如法炮制有何难哉？岂能是中央一
纸命令可以预防的？这种命令，似乎只表明了毛急于控制二方面军的焦灼心情。
同一篇文章进一步泄露了毛效刘邦夺韩信军故事，通过阴谋权术而不是组织手续去夺取
四方面军军权：
“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统一指挥时，让彭德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的
指挥权拿过来。１０月２９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全战役须掌握在你
一个人手里’。但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只能向毛泽东
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
’”
这种实话怎么能说出来涅？为何作者就蠢到看不出来，这只能抹黑毛泽东而不是张国焘
？
这还算好的了，国内网上某些文章说的就更不像话了，例如《书•刊•报》
所载《长征路上，任弼时和张国焘的斗争》中竟然说，在与红二、六军团（后来命名为
红二方面军）会师庆祝大会上，“张国焘刚要起身讲话，坐在旁边的贺龙就半认真半开
玩笑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结果，张
国焘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贺龙说：‘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
所以，党内团结竟然需要用土匪的黑枪来保证！一个军团长竟然敢对军委总负责、红军
总政委作这种赤裸裸的人身威胁！编造这种神话的人，怎么就想不到这是对无耻阶级革
命家的丑化？
其实张国焘在回忆录里早说了，他们吸取了与一方面军会合后闹纠纷的教训，待二方面
军来时，让两军驻扎在相距很远的地方，避免摩擦发生，哪来什么庆祝会师大会？而且
，两军实力相比太悬殊，若贺龙真是作过这种威胁，而张也感受到了这种威胁的话，那
只会给贺龙本人带来灾难。当年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搞肃反，几乎杀光了所有干部，贺
龙还不是大气不敢出，任夏曦爱怎么杀就怎么杀，几曾有过“打黑枪”的豪情胜慨？
又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晚年回忆往事，如祥林嫂般历数“十次路线斗争”，数到张国焘时
总要说“自恃人多枪多”，这话他老人家一辈子大概说过几十次吧。这到底算是什么罪
名？似乎只证明了伟大领袖的嫉妒心理，以及成功以后“某业所就，孰与仲多”的沾沾
自喜。就连鬼子都看出这点来了。
哈里森•索尔兹伯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http://club.bandao.cn/showthread.asp?boardid=133&id=666636&page=3 ）一段记述，说那流露了毛对张的嫉妒心理。书中描写毛和张首次在懋功附近会面的场景。陈说，那天，中央要人全体出动迎接张国焘。张还未到，他的警卫部队便骑马先至，一色高头大马，器械精良，此后张才骑着马如飞而来，摆足了排场，令欢迎的大员们相形见绌。更别说一方面军将士个个形同乞丐，面有菜色，猿形鹄立，囚首垢面，便有马也早就给吃掉了，几曾见过如许兵强马壮、盔甲鲜明的队伍？张还没露面时，有个红军战士呆呆地望着张的警卫骑来的大马，充满了艳羡。毛看见此情此景，顿时打翻了醋坛子，对那个没见过世面的刘姥姥厉声喝道：“不要羡慕那些马！”。
所以，这些宣传反倒从反面证实了张国焘的无辜。
此外，作出证词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李德。该同志对毛和张都无好感，毫无必要
说张的好话，何况张还是个无论苏共还是中共乃至德共都不能容忍的叛徒，因此李德可
算个相对中立的第三方证人。用他的证词与张的互校，似比杨奎松教授用中央档案来校
对张的回忆更可靠。
例如张说，中央的第一次会议上毛作了报告，提出北上方针，张则提出了三个进军方向
，毛感到不快，但并未正式讨论与表决，便说了句“从长研究”不了了之，事后中央却
把毛的北进主张当成决议实施，过去中央从未这么干过。不同意见都要提到会上经过争
论和表决，云云（张国焘：《我的回忆》，232页）。杨教授根据时间地点，判定张说
的是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懋功附近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又根据中央档案指出张的回忆
错误，诸如作报告的应该是三人团首领周恩来，不会是毛泽东，而会议也作了决议，并
不是张说的议而不决（《西安事变新探》，10页、14页）。
但李德却如是说：
“1935年6月28日，政治局召开了正式会议，我也被邀请去了，据我所知的‘局外人’
都不在场。会议开得出奇的平静，显然最重要的决定已经在预备会议中作出了。”（《
中国纪事》，169页）
这与张的指控相符。据张说，在毛儿盖召开的二次会议上，事前不通知他议程是什么，
会场警备森严。他到会后，毛泽东即将事先拟好决议发给他，“我读完这个文件，递交
给其他到会者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我
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当主席张闻天
请大家讨论时，竟无一人发言。当晚会场外警戒的森严和会场上同志们的紧张表情，使
我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我的回忆》，257页）。
虽然两人的回忆必然与事实有出入（例如可能把双河口会议与毛儿盖会议混起来，弄错
要员们当时的职务等等），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以据此判定，中央当时确实是在背
后先商量好，拟好决议，再请张出席，迫他接受既成事实。若是表决，张只是一个人，
当然只能少数服从多数。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但中央档案中绝
对不会记下这些幕后阴谋策划与会上的气氛。而两河口会议上毛以“从长研究”搪塞张
国焘，过后再追补一份决议的可能也无法排除。因此，中央档案当然是确定时间、地点
、人物、官职等细节的过硬证据，但若想还原比较全面真实的历史图景，恐怕还须依靠
过来人的证词互校。
基于证词互校，我觉得张国焘的证词基本可信。令人瞩目的是，张的态度相当心平气和
，并无什么怨毒。他不光对朱德印象极好，还充分肯定过周恩来，就连对毛也没有什么
怨恨，其评价相当客观准确，与毛对他的单向嫉恨形成鲜明对比。纵观全书，他最讨厌
的还是王明、博古等国际派，但那更多的是鄙视而不是怨毒。即使与李德那相对的第三
方相比，他叙说往事时也似乎更少些主观情绪，与我党出于政治需要的宣传相比就更不
用说了。因此，我觉得可以参照他和其他人的证词，把笼罩在九寨沟黄龙洞（反正大致
是那个地方吧）上空几十年的浓云迷雾理出个头绪来。
(未完待续) |
B*Q
发帖数: 25729 | 6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六）
芦笛
B、谁是红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
要知道中央为何会在与张国焘会合前就商定怎么对付他，必须知道他的来历。国焘同志
是我党有觉悟的老党员（此话抄袭《列宁在十月》台词），借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
说，他不但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也是红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自然不为执行 “王明
路线”的中央所容。他和张闻天代表的中央的斗争才是路线斗争，和毛泽东的斗争只是
权力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完全是“忍着巨大的痛苦”（这是毛后来对他在苏区时强压
下对洛甫的鄙视去接近洛甫时的心情描述），和错误路线头子们抱成团，斗倒了正确路
线代表国焘同志。
我知道这话听上去太离奇，同志们大概难以接受，不过且听我从头道来。
官方宣传中的所谓路线斗争，在那段时间指的是党内土著实干派与共产国际的斗争，而
国焘从来都是反国际的，当然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之所以如此，是他和毛泽东的成
长过程相当不同。毛直到到了延安后，才开始从“政客”成长为“政治家”，而国焘从
一开始就是政治家。
所谓“政治家”，就是对该怎么干革命或治国有一套自己的系统的想法（用时髦的话来
说就是“理念”）的从政者，用我党的行话（jargon）来说就是有自己的“路线”；而
所谓“政客”，就是毫无这种想法，但精通权术，只知道追求个人权欲的从政者。张毛
的不同阅历与眼界，决定了两人成长速度的不同。
两人都是建党元老，但毛历来是边缘人物，而张历来是中枢人物。张受过比毛泽东更完
备的教育，拜新文化运动之赐，思想比较新潮，有点西方文明常识，有一定的独立思考
能力与批判精神，从建党那天开始就有一套自己的主张。在大革命中，他处于漩涡中心
，算得上是决策圈里的风云人物，与各派领袖诸如孙大炮、太上皇鲍罗廷、汪精卫、蒋
介石、胡汉民、谭延闿等人都有过过从或是打过交道。重大的历史事件他都曾参与幕后
策划，诸如武汉政府收回英租界，国共破裂后的南昌起义等等。所以，如果说我党早期
的精神领袖是陈独秀，那实际领袖就是张国焘。
此后他又到苏联去，除了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外，还去列宁学院旁听，啃《资本论》，其
理论素养绝非毛氏可比（毛终生未读那本共产党人的圣经，这点连中央文革的王力那知
青都看不上）。而且，他一直在和共产国际形形色色的代表打交道，对那些人乃至苏共
到底有点什么水平，早就心头雪亮了，绝不会如土鳖们一样，对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和斯
大林怀有宗教式敬畏，断不敢怀疑上帝也会错。
正因为此，早在党的三大时，他就强烈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反
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预言那必然是共产党人为国民党抬轿打工当牛马，
最后还要引起国民党猜疑，什么好处都捞不到，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为此触怒
了马林而被踢出了中央。
此后马林失势，张国焘回到中央。但他仍然不满于共产国际路线，认为鲍罗廷是个只知
道玩手腕的“策略家”，曾向鲍罗廷指出，中共没有武装，不可能如斯大林指望的那样
掌握国民革命领导权，要求鲍罗廷用俄国军火武装中共控制下的工农。事实证明了他的
预言。
国共破裂后，他反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认为那是革命低潮，我党只能隐蔽下
来，保存并秘密发展实力，不宜搞自杀式的“儿戏暴动”，为此跟瞿秋白吵成仇人。作
为反对派代表，他被召到莫斯科去，在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面前慷慨陈词，历数了国际
的错误，颇受布赏识，影响了布为中共六大制定的政治路线。
以后斯大林拱垮了布哈林，米夫在共产国际中得势，中山大学的“二十八宿”等知青跟
着鸡犬升天。国焘曾作为中共领袖，参与解决中山大学事件，因主调和态度而与米夫及
其亲信博古等人有过冲突，而就是这伙人后来把持了中共中央。
以上历次“路线斗争”都是写在官方党史上的，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官方党史上的“
路线斗争”，第一次据说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第三次是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第四次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据说伟大领袖毛主席
是正确路线代表，可惜党却忘记告诉大家，毛在当时有些什么针锋相对的主张，又是与
错误路线头子怎么斗争的。其实若要说有正确路线代表，则非国焘莫属：除了立三路线
那阵子他在苏联未能躬逢其盛，其余三次错误路线他都坚决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
之所以有这些“路线斗争”，其根源是我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绝对服从莫斯
科的领导与指挥，而莫斯科对中国极度无知，并不具备充当中共导师资格，“外行领导
内行”，就必然引出灾难，国焘同志把这点说得明明白白：
“中共同志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个共产主义乃
至社会主义圈子内，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
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它从世界革命的观点出发，总想在中
国拼凑一个大革命，打击帝国主义，声援苏联，自然不易恰如其分的了解中国，甚至忽
略了中国革命需要的是什么，所能做到的又是什么。因此‘盲人瞎马’、‘闭门造车’
、‘削足适履’和‘揠苗助长’等等毛病就都发生了。 ”（《我的回忆》，第二册，
275页）
所以，我党早期所谓“路线斗争”，说穿了就是中国土著内行与莫斯科毛子外行的争吵
。俄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与文明优越感更加重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灾难，鲍罗廷曾对
国焘流露过这种傲慢心态：
“鲍罗廷描述在广州的俄国人的地位之时，也颇有洋洋自得之态。他直率的说：‘中国
是一个无人地带。’并说历来外国人到中国活动，虽受到折磨，但凭他们的冒险精神和
应付能力，收获颇为可观，为什么俄国人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呢？这些话触犯了我的民族
自尊心，曾斥责鲍罗廷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瞧不起中国人，颇有殖民主义者的气味。他
只是笑笑，不加答辩，言外之意似乎是他为了保全俄国的利益，顾不得中国国民革命的
前途了。”（同上，118页）
这种将中国视如无人之境的傲慢态度，大概是从斯大林那儿来的。斯大林当国前，莫斯
科派来的钦差大臣，无论级别还是水平都还差强人意，加拉罕、越飞都是苏联当时的副
外长；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是列宁的朋友；鲍罗廷的政治手腕据说相当高超，一度成了
广州国民政府的实际领袖；加伦将军（布柳赫尔）则是苏军最早的五大元帅之一。但斯
大林斗倒托洛茨基后，便彻底把中国当成无人之境，以为“在瞎子的国家，独眼龙就能
当皇帝”，派来的特使都是他在“路线斗争”中提拔起来的蠢青。那些人自命正确路线
代表，唯一精通的就是路线斗争，别的什么都不会。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描写的罗明那滋就是一例。时值国共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党人
悲愤交加，准备复仇，罗明那滋正在这当口上被莫斯科派来指导中国革命。此人其时才
有29岁左右，下车伊始便哇喇哇喇，气势汹汹地大骂张国焘与瞿秋白，说陈独秀犯了错
误，必须撤职甚至开除党籍，而瞿张两人必须戴罪立功。国焘大怒，因请教他：现在南
昌暴动在即，请问钦差，暴动的领导机构应叫什么名义，宣布什么政纲，如何组织，采
用何种策略，如何动员各地工农起来策应？此外，暴动需要大量的钱与苏俄军事顾问，
起义队伍到达东江后必须从苏联获得军火与物质，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
钦差一下就傻了眼，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答曰待他向莫斯科请示。国焘再三告诉他事
情十万火急，不能坐待请示，必须马上决定也没用。国焘因忖道：
“在我看来，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气质似是十月革命后的纨绔子弟，态度有类于沙
皇的钦差大臣。他太轻视中共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并非完全经不起革命的考验，更
不能看成是沙皇治下的农奴。”
“谈话结束后，瞿秋白也颇感失望。他曾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什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
事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我也向他表示，看来
中共的厄运未已，在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摧残之后，现在又要受到罗明那滋的摧残。我
的这句话，后来证明不幸而言中；罗明那滋的盲动作风，几乎把我们艰难缔造的中共，
整个断送了。”（同上，280-282页）
可惜斯大林意犹未尽，还要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特化（bullshitised）而斗争”，把
中山大学那些“站对了队”的蠢青源源不绝地派到中国来，塞入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岗
位。这伙人因为有斯大林代理人米夫的支持，便排众而前，变成了中央领导人。他们和
罗明那滋一样，只懂“反机会主义”，唯一的本事就是在中国逼真复制在中山大学学会
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用的手段还相当毒辣。
在米夫的操控下，中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由周恩来出面，违反党章，把区委干部王
明同志塞入政治局，还把并非中央委员的张闻天提为中央宣传部长。这种做法引起了老
同志们的强烈反弹。何孟雄等人向共产国际要求，把张国焘和蔡和森派回国领导中央，
并与罗章龙等三十余名中共中央委员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发布《告全党同
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宣称拒绝承认四中全会合法性。但何孟雄等17人在旅馆秘
密开会时，却被国民党一网打尽，不久就被杀害了。于是四中全会没有表决就散会了，
而王明也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政治局委员。
何孟雄等多名中央委员何以被捕，至今是个疑案。据张国焘说，罗章龙认为那是王明借
刀杀人，向国民党告密的结果。此说要比“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可信得多。据张国焘说
，他回国时，米夫和王明已经重返苏联。代理米夫的是一位波兰青年，“他竟主张用暗
杀手段对付罗章龙。他对何孟雄的被捕，不特毫无同情，反说那些反党分子是自投罗网
。他认为罗章龙是何孟雄等的智囊，现在又发表反党言论，因而要立即予以制裁，用极
机密的手段消灭这可恶的反对者” （同上， 461页）。如果这段证词可靠，则米夫和
王明确有重大的嫌疑。
王明当上政治局委员后，向忠发被捕叛变。向是政治局主席，掌握所有的秘密。他与此
前的顾顺章的叛变，使得上海中央再也无法立足，只能作鸟兽散。王明随着米夫返回苏
联，周恩来决定去苏区。王和周分手时，两人与远东局秘密商定，由顾顺章等人不认识
的留苏海龟组成临时中央维持工作，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再把权力交出来。
于是并非中央委员的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便成了临时中央委员。这个临时
中央只是个应急的临时机构，但它迁入苏区后，其教父周恩来却隐瞒了内幕，于是就成
了正式机构，24岁的知青博古还莫名其妙地成了总书记（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
恩恩怨怨》，35-36页）。所以，四中全会与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都是“塑胶胸脯
朦胧胎”（附注，此乃著名网络诗人易明先生的名句），来历不明。
张国焘回国时，王明已经走了，周恩来还在上海，但不久后也去了苏区。据张自称，若
何孟雄等人还在，他可以团结老同志们，要求召开五中全会，揭发米夫派的罪恶，把王
明等人撵出中央。但现在老同志被一网打尽，此举并无胜算，可能会造成党的毁灭。为
顾全大局，他不能不投鼠忌器，接受既成事实（《我的回忆》，第二册，463页）。
明白了这些背景，则立即就能洞见张闻天、博古等人把持的中央为何要对国焘封锁遵义
会议作出的决议和人事变动。据李德说，在两军会合前，博古就对他表达过担忧：
“博古对这些消息显出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欢迎即将到来的红军主力会师；另一方
面，他又担心毛泽东会把张国焘的、在很大程度上与毛以前的思路相吻合的政策变成他
自己的政策，强迫政治局接受下来。然而，以后的发展表明，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68页）
博古的确有理由担忧。从表面上看，毛与张确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建党元老，都有很
强的野心和出众的才干，都在党内军内有很高威望，都是“老右倾”，一言以蔽之，都
是土著内行，都鄙视他们那些米夫教出来只会搞路线斗争的蠢青。两人若是联手，以他
们对军队的控制与在群众里的号召力，要把蠢青们撵出中央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两人的相似也就止于此。博古没有看到两人的区别：张国焘早就是视界相当开阔的
政治家了，对怎么干革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而其时毛泽东还只是个政客，并无什么路
线可言。他当然鄙视“洋房子先生们”，但自己毫无理论素养，对马列的认识就只限于
苏区油印的几本二手货，连马列的基本概念都要误会到八万竿子打不着的地方去。连博
古那种知青都能看出毛心目中的“阶级斗争”就是农民战争，跟马列说的完全是两回事
。在那种宗教运动中，谁对圣经更熟悉，谁就能抢占道义资源，获得话语霸权，《红与
黑》上的于连同志不就是靠背拉丁文《圣经》出人头地么？
更重要的是，与张不同，毛始终游离在革命运动和权力中枢之外。大革命中他是汪精卫
的秘书，一度被党人讥为“汪精卫的跟班”，与张国焘扮演的角色完全是两回事。国共
破裂后他一直在荒山僻野当山大王，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权力中心，从未去过苏联
，也未如张那样与形形色色的国际领导和钦差们打够了交道，对国际共运没有起码的感
性理性认识。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都是远方的上帝，他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来怀疑他们
的绝对正确，更提不出自己的一套政治路线来。此时的他对政治完全是白纸一张，在党
内也只以“军事专家”知名，周恩来就曾介绍过“泽东同志对军事问题感兴趣”。的确
如此，毛与“洋房子先生”们的冲突，也就是只限于局部的具体军事问题，并不曾如张
国焘那样，认为留苏派乃至国际推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博古说毛是“狭隘经验
论”，这话也没说错。毛终生也不具备理论能力，乃是他批的“经验主义者”。即使是
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批判“王明路线”，他也顶多只能拿战略战术失误说事，从未能在政
治路线上作理论批判。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区别是，作为政治家，张更习惯于列宁党那套，亦即如托洛茨基一
样，在党内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展开辩论，解决分歧。即使要夺权，也得按党章规定的
程序进行。就连斯大林早期都做到了这点：他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布哈林等人都是靠表决，非常手段是后来才使用的。据张自称，他强烈反对使用敌我斗
争的方式来解决党内斗争，对暗杀行为非常愤慨，还坚决拒绝了凯丰要在四方面军建立
保卫局，以特务监控红军指挥员的提议。当然，如所周知，洪洞县里无好人。张国焘治
下的苏区肃反是有名的。但从他与中央斗争的表现来看，他的手段要比中央光明正大得
多。
张和毛的最后一个重要区别是，两人的名声都很大，但毛只是沾了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光
，与朱德一样在红军战士中拥有极高知名度，但并不受将领们爱戴。跟他共过事的人都
无法忍受他的专横跋扈，唯一可称死党的只有后进军人林彪。然而就连林彪同志也在会
理会议前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密谋倒毛，据聂荣臻揭发，在两军会师后，他还接受张
的拉拢，有跳槽模样（《聂荣臻回忆录》，懒得去查书给出页数来了，以后出书再说吧
）。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红四方面军中。
从张的自述看来，他的私生活似乎颇干净（否则早被揭发出来了，好像也就只有一个夫
人），而且似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从鄂豫皖突围而出时，他们不得不扔下两千伤兵，引
起士卒普遍不满。待到危急关头度过后，他便下令抬着伤兵走，关心救治伤病员，在野
营时把旷野上仅有的茅房让给伤病员睡，自己去和大军在野地露宿。伤员们非常感动，
一致要求张主席进屋跟他们睡。盛情难却，他只好去和伤兵们睡在屋里。伤兵们为了怕
妨碍他休息，竟然忍住不呻吟。自此之后，战士们才意识到当初抛掉伤兵实属不得已，
云云。
这当然很可能是自吹，不过仍可得到旁证。抛弃甚至杀害伤兵乃是中央红军的优良传统
。据龚楚说，红军内部的保卫局特务不但负责监控指挥员，防止他们叛变，必要时加以
杀害（李明瑞就是这么死的），而且负责枪毙掉队的伤兵，以防他们被敌军抓获后，泄
露大军去向或其他机密。红一、三军团秘密逃走后，竟然扔下几百名伤病员（《西安事
变新探》，20页），这做法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极大愤慨。如果四方面军也有类似优良
传统，恐怕不会引出这种情绪反应来。
而且，四方面军对张主席的赤诚拥戴是有名的。后来老张挨整，许世友等人甚至想造反
。与林彪、彭德怀等人在四渡赤水后密谋倒毛形成鲜明对比。而且，红四方面军也不曾
如红一方面军那样，长官由士兵抬着走了两万五千里。老张在回忆录里曾对这种做法表
示不满。他对将领似乎也比毛爱护得多。他的一个师长因触犯刘伯承被关了禁闭，想不
通跳崖自杀了。他也不曾把他打成“以自杀叛党”的高岗式反革命。一、三军团逃走后
，扔下了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军团与红12军。这些队伍似乎既未被改编，将领也不曾受
到清洗或批斗，至少我党从未作过此类指控。红五军团一直由原国民党军人董振堂率领
，直到北上，在宁夏战役中被胡宗南部隔断在黄河以西，董本人战死在甘肃高台。红四
方面军将领可就没享受过这种信任，大家都纷纷“脱裤子割Ｘ巴”，与张国焘划清界限
，这才逼得许世友等高级将领几乎暴动越狱。
李德的证词也为以上论述作了旁证：
“张的整个品格以及他在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也使人不得不依从。张的野心和
权欲都不亚于毛，像毛一样他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与毛不同的是，张多年来一直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也参加了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深受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赏识和器重。毛本人曾多次、特别是在瑞金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
以颂扬的口吻特别强调指出，张作为中央在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和第四军团的总政治
委员，作出了很大的功绩。张国焘在四军团（芦注：即四方面军）的指挥员、政治委员
和红军战士中享有绝对的权威，同中央红军中的情况相类似，作为总政治委员，一切战
略决策都由他制订；相形之下，司令员徐向前在他面前也就黯然失色了（芦按，李德记
错了，政委是陈昌浩。张是中央特派员、中央局书记和苏区主席）。
不难预料，在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围绕着争夺党内和会师后军队中的领导权问题必将出
现一场斗争。但是就毛这方面而言，因为四军团上下团结紧密，而且时间也很紧迫，要
像‘中央三人小组’在江西进行的那样，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争论必然在对政治
局势的判断上和未来军事战略方面尖锐起来。”（《中国纪事》，168-169页）
这意思是说，四方面上下团结紧密，毛没有可能分化瓦解，夺取军权，因此只能在战略
上和张吵闹。连李德都看出毛张之争只是权力斗争，若论实际的军事战略，他俩的共同
语言要比与洋房子先生们多得多。真正的路线斗争是在国焘与闻天、博古等人之间展开
的，毛不过是为了争权夺利和那些人结成权益婚姻罢了（marriage of convenience）
。
套毛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势是“毛张洋，三国志”——毛泽东、张国焘和洋房子先生们
形成了三股政治势力。如果毛和张联手搞掉洋房子先生们，则张无论论声望、资历、理
论素养、实力都要远远压倒毛，论实际才干也不逊于毛。毛不但没希望做一把手，还要
担心张把他搞掉。这就是毛为何要说和张会合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时刻”——好容易挤
入决策圈，成了中央书记（相当于常委），离一把手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了，却又冒出
来个张主席。他当然别无选择，只能“忍着巨大的痛苦”，和洋房子先生们站在一起反
对张。他知道，和张比起来，洋房子们不过是纸糊的，如列宁同志教导的那样，“一推
就会倒的”，真正的敌人还是张国焘。
两害相权取其轻，洋房子们当然也只能选择毛。毛和他们并无深仇大恨，更不知道他们
的底细，是怎么上台的；毛又不过是个山沟沟里的土鳖，丝毫不懂马列，不过是懂点《
孙子兵法》罢了，从未有过什么政治主张，若争论起来，让人家劈头盖脸甩上几句《圣
经》便只能哑然，顶多也就只能为他们打下手，断不至于把他们统统撵出中央去。而张
得势后就可没这保证了。
这就是过草地前的“蜀吴联盟，共抗曹贼”，区别只在于国焘并非曹贼，而毛虽然实力
不足，心计可胜曹操多多。
（未完待续） |
B*Q
发帖数: 25729 | 7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七）
芦笛
C、摩擦
关于中央和红军分裂，有关三方之中，党史从未介绍过诱因与恶化过程，只提供了大量
无实质内容的谩骂以及各种明显荒诞不经的传说和流言，无法用为严肃证词，张国焘与
李德则介绍了破裂的大致过程，基本精神一致，是以只能基本按他们的证词还原真实过
程，并尽可能校之以其他来源的零星信息。
李德与张国焘都说，两军会师时气氛是良好的，第一次召开的中央会议（两河口会议）
气氛也很平静，并未发生剧烈的意见冲突。杨奎松教授查阅中央档案记载的张在会上的
发言后也说：“由于张国焘此时的目的在于取得常委和军委的领导地位，表现得十分随
和圆通。”（《西安事变新探》，14页）略去对张罪恶动机的追究，这也证实了张的自
白。
李德还证实了张国焘自称的对红一方面军的善意援助：红四方面军负责向五军团和九军
团提供给养，拨给三军团一千五百人作为补充，并向三军团以及一方面军的其他部队给
了物质上主要是粮食上的援助（《中国纪事》，171页）
李德同时指出，两军会师时，张的军队牢牢控制了那一带的绝大部分资源，兵力至少是
中央红军的两倍多。张显得很自负，似乎充分意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
这一切“使毛泽东和政治局不得不仰仗于张”（同上，168页）。
不难想象，这种寄人篱下、仰给于人的尴尬处境，会给毛与政治局带来什么感觉。尤其
当中央红军处在那种狼狈不堪的状态下，与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相比更显得落魄，连
李德都承认了这一点：
“一般来说，我亲眼见到的四方面军的一些部队，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比起我
们筋疲力尽的战士来，显得精神更好些，穿着更整洁些，并且有着更为严格的纪律。我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后来流传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说他们有军阀习气
，甚至有盗匪作风。”（同上，172页）
这与张国焘转述的朱德对红四方面军军容的称赞相一致。据张说，朱德对他说，他们与
张会面前，适逢四方面军30军开赴前线阻击敌军，从中央要人面前通过，但见军容严整
，装备精良，战士精神饱满，身体矫健，人人满面笑容，高呼“欢迎中央红军”、“拥
护中央”、“拥护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口号，“他和其他中央同志们都异常兴奋，喜
出望外，认为四方面军确是一支中共所领导的基干红军。”（《我的回忆》，第三册，
224页）
从前引毛的警卫员陈昌奉说的毛不许他羡慕张国焘警卫队那些马的轶事中，不难窥见毛
泽东和“其他中央同志们”的真实感情如何，也不难断定张国焘所说属实：中央既不想
跟他讲长征的事，也不想听他介绍红四方面军的情况。这犹如老同学聚会，穷棒子既无
兴趣介绍自己的破产经历，也无兴趣听取大款同学的发迹史。张国焘打听对方、介绍自
己，不管他实际动机如何，很容易被毛和其他人理解为炫耀自己、寒碜他人。
更严重的是两军的成败对比的“路线”涵义。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会师
时的两万多人（此为聂荣臻提供的数据。李德则说：“根据总参谋部粗略的统计，这时
部队，包括非战斗人员，还有一万五千人，最多二万人。”）而张国焘的部队据他自己
说是四万五千人左右，据聂荣臻说是十万人左右。前文已经介绍过我党唯意志论必然导
致的“以成败判路线对错”的标准，按此标准，则毛和中央显然是犯了路线错误，而张
国焘则代表了正确路线。
据聂荣臻说，林副统帅就是这么理解的。当时张国焘准备将聂荣臻调到31军当政委，将
林彪调到另一个军任军长，命令尚未发出。聂警告林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
掉。林反驳说，你这是宗派主义。聂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说，既然是路线问题，
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左权、朱瑞都在场
，均未表态。两人争得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都拍翻了（《聂荣臻回忆录》，283-
2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所以，洋房子先生们本来就因历史原因对张怀有深刻敌意，现在双方强弱对比、成败对
比以及主客之势，必然要加重他们的不安全感（insecurity）甚至受威胁感。毛泽东与
国焘虽无旧怨，但他本性多疑是出了名的，这点连老一辈无耻阶级革命家诸如杨尚昆辈
现在都承认了。在我看来，中央这种“疑心生暗鬼”就是冲突产生的初始原因，并为冲
突进一步激化，成了恶性循环与恶性互动，终至中央把自己吓得落荒而逃。
官方的证词证实了这一论断，连张对兄弟部队的援助，都要被视为不怀好意。据聂荣臻
自己说：
“在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件事，引起我的警惕。张国焘忽然请我和彭
德怀同志两人去吃饭。席上，开始他东拉西扯，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
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而实际上不过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
，一千人左右。我们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
彭老总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再没说下去，因为我那时
脑子里正在打转转。”（《聂荣臻回忆录》，2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张国焘是军委总负责、红军总政委，请部下吃饭联络感情又有什么错？毛主席请得，张
主席请不得？补充兵力并非削减兵力，竟然也成了阴谋，此中奥秘，实非心态正常者能
参悟。
上引聂荣臻与林彪吵架的轶事也是莫名其妙，其时因为一、三军团大量减员，张任总政
委后便实事求是地把番号改为军，林聂都成了军级干部。据聂说，张想平级调动两人，
此乃总政委的正常职权，怎么能理解为“想把我们吃掉”涅？难道一军团是军阀的私人
武装，可以不服从上级的调动？
彭德怀的反应也类似：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于
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
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
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
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
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
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
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
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
，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彭德怀自述》，
网络版）
当时我党实行供给制，送给彭德怀的大洋乃是军费，体现首长对转战四方、远道而来的
部队的关心，这也会引起“很高警惕”？真是好人难做哦。
这种“很高的警惕”简直成了病态。据聂荣臻自己说，前敌政委陈昌浩留他谈话，徐向
前也在场。晚十点离开后，聂竟不敢骑骡子，让一个警卫员牵着骡子走在前面，另一个
殿后，他走在中间。过去他不作战时手枪从不上膛，此时他不但把手枪顶上子弹，还让
警卫员也这么干，据他说是怕被陈暗算（《聂荣臻回忆录》，283页）。
在我这迟钝之人看来，这种揭发似乎只证明了揭发者的心理变态，盖所有的揭发者从未
给出过任何线索，证明他们的“很高的警惕”确有依据，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并非自惊自吓。恰恰相反，它似乎不是对方的善意表示（诸如请客、补充给养兵力），
就是正当行使职权（如聂揭发的人事调动腹案）引发的。
这些证词反倒证实了张国焘的回忆。据张说，当他离开抚边到达卓克基东北中央驻地时
，他的住处竟被安置在离其他中央委员宿营地好几里路的村庄，没有什么中央的人去见
他，似乎已他成了被贬斥人员。在毛儿盖会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时，会场在一个山沟中。
张闻天在谷口迎接张国焘，陈昌浩不得入内，只能在山口外等候。二张以及国焘的一个
警卫员步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全村周围警卫密布，
如临大敌。国焘乃笑着对闻天说，中央机关自行警戒得如此严密，那就用不着总司令部
担心它的安全了。闻天闻言显得有些尴尬。会场外戒备森严，与会者神情紧张，令国焘
想起了鸿门宴（《我的回忆》，第三册，248，256-257页）。
虽然国焘自称“保持冷静”，还向想不通的四方面军将士作了许多解释工作，但被同志
当成敌人一般防备，谁能心平气和？据张说，四方面军将士对此非常不满，说中央歧视
四方面军，不把它当成嫡系部队。这我相信也是实话，并非国焘捏造出来的，几个方面
军的纠葛一直闹到文革，看一眼《吴法宪回忆录》便能洞见这点。文革中走红的军人多
是一方面军的。直到毛死后，其他两个方面军才算是翻起身来。
更何况如上引李德证词提示，当时就有许多攻击四方面军的流言，先说四方面军军阀习
气严重，后来直接就把该军骂成是土匪，是军阀部队，连徐向前都想不通：他从百来号
人起家，出生入死拉起了十万大军，最后却成了土匪，军阀。
期待值的跌落更加助长了四方面军的不满。会师前，四方面军的政工人员大吹中央红军
怎么怎么伟大，结果老大哥部队来了，原来是一群衣破褴褛的丐帮，军纪也一塌糊涂，
令他们大失所望，甚至难免产生鄙夷心理。
张国焘说他与朱德曾目击一方面军的几十名战士围攻十几头，准备用来作晚餐，花了十
多发子弹才将那牛射倒，其他牛因受惊狂奔，引得许多藏人在那儿怒目而视（同上，
236页）。
多方面的信息提示，当时红一方面军的军纪确实很差。上引李德证词已承认一方面军当
时的军纪不如四方面军。他还在回忆录里记载了毛儿盖会议决议，据说该决议“对一方
面军的巨大损失，红军战士筋疲力尽，许多干部情绪恶劣，政治工作不深入和纪律涣散
，进行了批评。决议建议一方面军向四方面军学习，接受四方面军的积极经验。”（《
中国纪事》，180页）
李德还说，在懋功以北，部队全靠抢劫藏民过日子：“在懋功北面就根本不见人迹了。
村落和院宅被遗弃了，贮存的粮食被收藏和搬走了，牲口也被赶走了，周围根本没有可
以买到或者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的东西。不论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
一切，甚至最后一粒粮食，并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逐猎散游的牲畜。
”（同上，172页）
这与吴法宪的生动回忆完全一致（《吴法宪回忆录》，78-80页）。就连毛本人都向斯
诺承认了这种普遍的抢劫行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斯诺：《红星照耀着中
国》，转引自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00页）
老大哥部队军纪如此之差，中央反倒责备兄弟部队是军阀部队，甚至是土匪，像防备敌
人一般提防猜忌他们，这还能有什么好事？当然要引起四方面军将士反弹，恶化两军关
系，反过去又更加刺激中央的病态心理，成了恶性互动与恶性循环。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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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729 | 8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八）
芦笛
C、内斗
心理学研究表明，paranoia是患者的自卑心理造成的，因为缺乏自信，患者常为不安全
感、受威胁感与受迫害感所苦，因此便作出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反应，换言之，因为自己
觉得受到他人威胁，便先发制人，以攻为守，藉此掩盖自己的虚怯。
这似乎就是中央在会师后的战略：先发制人，以攻击对方迫使对方陷入自辩的被动地位
，顾不上再去追究中央的“路线错误”，免去解释中央苏区为何失败的尴尬。上文已介
绍，在见到张国焘前，中央要人们曾目睹四方面军30军的军容，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张
国焘说，部下曾向他报告：
“当中央要人们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也曾一时兴奋，但四方面军所表现出来的气
象，旋即引起他们的不安。因而中央一到抚边（芦注，今四川小金县抚边乡），便举行
政治局会议，大致决定下列各点：一、为了不使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中央和第一方面
军的所有同志，不应向四方面军干部说起一方面军的不幸遭遇、和中央内部的纠纷等等
，只应说中央和第一方面军过去有过的好现象。二、四方面军远离中央，由机会主义者
张某领导，那里会合乎理想，因而决定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联邦政府，一
面派人考察四方面军的内情，以坐实他们的军阀习气。三、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
，不谈政治问题，改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
立即实行北进。”（《我的回忆》，246页）。
此话看来属实。在与张会面前，中央便已决定了上述三条方针。第一条前文已经作过论
证，多名高干诸如彭德怀、聂荣臻等人都在回忆录里指责张国焘打听遵义会议与会理会
议的情况，企图刺探中央内部纠纷，被他们顶了回去。由此可见，中央确实打过招呼，
对张严格保密，将毛泽东与洋房子先生们的勾心斗角、张闻天和若干红军将领对毛的瞎
指挥不满、一度试图罢免毛的烂事瞒得严严实实，以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第二条看来也是事实。两军会师后，中央先后开过四次会议，按官方命名，分别称为两
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以及毛儿盖会议。据张说，两河口会议是张国焘与中央
要人见面后次日召开的。当时两军还未发生摩擦，他参加时自然也不知道上述三项方针
。前文已经考证过，会议气氛相当平和，谈的只是下一步的打算，并未涉及政治路线，
张也“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但散会后张回到住处，即看见凯丰在中共中央出版的《
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列宁论联邦》，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
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
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我
的回忆》，第三册233-234页）。
这就是说，是洋房子先生们打响了“路线斗争”第一枪，未经在政治局内与张国焘辩论
并作出决议，便发动突然袭击，在党报上批判一位政治局委员。
要明白这吵的究竟是什么事，得再补充介绍点背景知识。
前文已经介绍过，张国焘是“老右倾”，一向怀疑共产国际为中国规定的“苏维埃革命
”是否行得通。他更倾向于比较温和的政策，亦即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为革命的主要任务，实行大多数民众能接受的社会改革，诸如废除苛捐杂税、减
租减息，但不进行土地革命，在政治上团结尽可能团结各阶层人士，与小资产阶级分享
政权，在红区内实行民主选举，在经济上鼓励商品流通，藉此增加政府税收。
他这套主张，其实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里
系统阐发的政纲。借用中共术语来说，国焘同志乃是党内最先看出中国不能走苏维埃道
路，而是应该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只是他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也没有个秀才班
子来为他从容阐发罢了。
早在鄂豫皖苏区他便作了点尝试性改革，停止靠“打土豪”（绑票勒赎）筹饷，靠去白
区抢粮解决军粮问题，以及靠抬高物价增加政府收入等做法，代之以增产节约、提高单
产来解决粮荒，以平抑物价吸引白区商品流入，以正规的政府征税制度来代替毛委员发
明的制度化抢劫。
转移到川北后，他便弄了个《入川纲领》出来，干脆扔掉了“苏维埃政府”的招牌，建
立了个“人民政府”，在根据地内搞民主选举（但连他自己都说很不成功，盖那地方实
在没文化），经济上不搞土地革命，只搞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严禁吸鸦片，但不
禁止鸦片外卖，藉没收大烟和征收出口烟税来筹饷（因此，南泥湾道路并不是毛泽东开
创的，毛的独特贡献只在于主动种植并外销鸦片，而川北原来就是罂粟王国，国焘只是
利用原有的“特货”罢了，并未种植也未由政府垄断对外倾销）。这一套政策深获百姓
拥护，繁荣了经济。但中央来电严厉批评，最后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若不改弦易辙便要
撤销他的职务，改派他人作中央特派员。于是他只好放弃“人民政府”招牌，再走苏维
埃道路，发动土地革命，清算斗争，短期内就使百业萧条，再加上战争破坏，川陕根据
地很快就成了“挤干汁水的柠檬”。
放弃川陕根据地后，他又故态复萌，疯狂走资，成立了个“西北联邦政府”，那是因为
他觉得川西北多是少数民族，苏维埃运动连汉族都不理解，对少数民族玩这套岂不是对
牛弹琴？因此有必要对少数民族采取比较liberal的政策，团结其上层人士。不过这也
只是个空洞设想，并未兑现，盖那个“联邦国家”不过是新占领的无人区，资源紧缺，
人口稀少，跟在月球上建立的国家也差不多。
这就是凯丰在党报上攻击他的口实。凯丰的论据是列宁反对欧洲联邦，可见洋房子先生
们是何等地没文化，连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科书都没能记住，以致把牛逼扯到了马胯上
（excuse my French）。列宁主义标榜的一条就是民族自治，苏联本身据说就是个实现
了少数民族自治的联邦国家，起码有不少人坚信这一天方夜谭。若要翻着书干革命，则
张国焘的“西北联邦政府”也可以说是写在了那本书上。
所以，据说是洋房子先生率先打响了内斗第一枪，这当然只是张国焘的一面之词，不过
也有旁证。据李德同志说：
“关于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以及同少数民族的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激烈的争执
。……关于少数民族问题，决议一方面强调四方面军动员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和
地方剥削者的功绩，赞同在未来的‘中华苏维埃联邦’中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方
面，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已经着手建立的苏维埃联邦政府，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
为时过早。”（《中国纪事》，180页）
他这儿说的“决议”是沙窝会议决议，只是他称为“毛儿盖会议决议”罢了。他是说，
早在沙窝会议前，关于联邦政府的问题就已经争执了很长时间了，沙窝会议对此作了裁
决，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张国焘的反击，同意民族自治乃是列宁主义的教义之一，另一方
面仍然认为“西北联邦政府”是错误的，起码为时过早。
官方《人民网》介绍的沙窝会议决议隐瞒了谴责西北联邦政府的一条，只保留了第五条
决议中向张国焘投降的那部分内容，宣告了洋房子先生们不如国焘同志精通马列，并间
接证实西北联邦政府确实是双方争执中心问题之一，以致政治局不能不特地作出决议：
“五、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主要是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
与解放运动。”（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09.html）
第二条对张方针“一面派人考察四方面军的内情，以坐实他们的军阀习气”也是真的，
徐向前同志已经作了旁证：
“从这以后，我们耳闻目睹的一些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就日渐增多起来。有些话很
难听。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
’、‘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
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
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
，‘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
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
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
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
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
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
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
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
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
是落后，又是逃跑的？！”（《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电子版）
向前同志这儿说的“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
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也是真的。不过据国焘同志说，那是凯丰的挑
衅引出来的反击。他看到凯丰的文章后很生气，适逢闻天同志来访，他便质问闻天，那
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何不等他来参加讨论后再发表，为什么他
到了抚边20小时还不给他看？难道可以在中央机关报上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
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错误见解，才能这么做，但
他已公开提到联邦政府的问题，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无不同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
批判，这么做是为什么？问得张闻天张口结舌，只好承认这么做不太妥当（《我的回忆
》，第三册，234页）。
接着博古又来见他，抓住个别现象，指责四方面军的“军阀主义”。接连遭到这些突然
袭击，国焘可能火了，待张闻天再度来见他时，便发动反击，记记打在对方的要害上。
此前在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把中央红军的失败完全归结于中央军的飞机大炮厉害，他
当时只觉得同情，并没有讥笑的意思。但会后可能因为凯丰文章和博古吹毛求疵的刺激
，他便向闻天指出，苏维埃和红军遭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而
是要从政治上去寻找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根据他的经验，苏维埃和
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
轰动一时。“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
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去”，政治观
念的僵化导致军事观念的僵化，中央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上执行的却是
军事上极右的退却路线（同上，232-223页）。
这就是说，中央过去的政治路线整个错了，失败便是这政治路线错误的结果。这等于从
根本上否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领导，然而却与同期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决定的策略
改变暗合，连李德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屡次听到毛泽东和张国焘说，他们当时就已经看到组织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远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但也不能否认，张国焘对政治形势的判断
，当然绝不是他的军事结论，比毛泽东和支持毛的政治局委员的立场更接近现实，更符
合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后者的立场是一种左倾宗派主义态度的表现。
我后来看到有关文件，回忆这段历史，不得不确认这一点。（《中国纪事》，176页）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后，毛泽东跟洋房子先生们算账，同样指责四中全会以来的中
央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虽然他没敢怀疑苏维埃运动，但使用的语言基本是从国
焘那儿偷去的。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学《毛选》，伟大领袖就曾指责“王明路线”的代表
先是实行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则变为右倾逃跑主义。但从来也没能如国焘那样，敢说穿
苏维埃运动不符国情，不得人心，因此只能停留在罗列军事失误上，从未能说出政治路
线错误究竟有些什么内容。
更令洋房子先生们恐惧的是，国焘居然要“讲政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在中央
展开政治路线斗争：
“我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
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军事上
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
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
算太晚。”（同上，241-242页）
这也是真的，上引向前同志的证词就说“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
”。最有趣的还是，向前同志还证明了上述中央第三条对张方针“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
事问题，不谈政治问题”也是真的。他在介绍沙窝会议决议时，披露了被《人民网》隐
瞒的重要内容，揭发了毛为了权力斗争，放弃正确的政治立场，包庇机会主义头子们的
政治错误，和他们抱成团，硬要替错误路线涂脂抹粉，压倒了代表正确路线的国焘同志
：
“（沙窝会议）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进一步申明了遵义会议
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后来我听说，不论在遵义
会议或沙窝会议期间，毛主席都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那时军事问题具有最
紧迫的意义。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所以，决议上才那样写。毛泽
东同志的这种考虑和处理，是正确的。”（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中央离开懋功后，张国焘即召开了四方面军干部会议。据他说，他在会上首次听到了手
下报告的上述“三项方针”，这才知道毛泽东和洋房子先生们结成联盟对付他。据说那
是“第一方面军也有些人不满中共中央的领导，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面军的熟识同志透露
他们的意见。他们描述此次长征，中央领导着第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
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那里去？他们大致认为，‘我能往、寇亦能往’
，不能老是乱跑，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我的回忆》，第三册，245-246页）。
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聂荣臻的证实：
“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
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
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聂荣臻回忆录》，278页）
《人民网》上的介绍也证实了这次会议：
“1935年7月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
、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在四方面军中纵恿一些人向一方面军挑衅，以致发
生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现象，并策动‘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领
导人，以向中央建议加强军委领导为名，直接指名要由张国焘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党中
央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和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军委于7
月18日仍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这样，张国焘才开始调动部队北进。”（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10.html）
关于“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现象”，李德也听说了，不过他说他
自己从未亲眼见到，就是在后来分裂时也未见到过（《中国纪事》，176页），很可能
是洋房子先生们为丑化四方面军散布的流言蜚语，却backfire，反倒吓得中央让了步，
据《人民网》介绍：
“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曾认真讨论对张国焘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才合适
的问题。张闻天主张把自己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但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泽
东认为，宁可让出红军的指挥权，不能让出中央的领导权。他分析认为，张国焘要抓大
权，把总书记一职让给他，他可能不会满意，但如果真让他当总书记，会留下很大的祸
患。毛泽东的意思是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又不能让他独揽军权，因此在同周恩来
商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所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79/40482/4945164.html）
据杨奎松教授介绍，张在担任总政委的同时，还成了“军委的总负责者”（《西安事变
新探》，15页），而徐向前同志的证词是：
“七月十八日，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规定‘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十九
日，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二十日，对军队组织系统作了如下的调整。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副参
谋长李特。”
这就是说，伟大领袖根本无权指挥红军，因为军委没他什么事。张系人马不但控制了中
央军委，而且还牢牢控制了具体指挥部队的前委。按中共规矩，整个军队都落到了张国
焘手中。毛这一决定是个关键失误，它加剧了中央原有的恐惧心理，最后变成恐慌，以
致丧失理智落荒而走，闹出天大的笑话来。
（未完待续） |
B*Q
发帖数: 25729 | 9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九）
芦笛
据张国焘说，他当上总政委后，双方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毛旋即再度发动突然袭击
，突然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与军委的联席会议。会前他对议程一无所知，到会后，毛即请
徐向前报告四方面军的军事情况。徐报告完后，毛乃指责四方面军犯了两大错误：一是
放弃了原有的川北苏区，没有留置足够的兵力和强化游击部队；二是没有使用足够兵力
控制战略要地松潘，致令北进计划受阻。张答辩说，当时他们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
军，兵力有限，不能分散使用。即使在苏区留下较多兵力也守不住。若他们全力北向攻
打松潘，岂不又成了隔岸观火，见死不救？双方争执了许久，最后未作出决议会议便结
束了（《我的回忆》，第三册，253-255页）。
从张的介绍来看，他说的是官方所谓“芦花会议”，但据官方的介绍，会议可是作了决
议的，重要内容拷贝如下：
“与此同时，与会者也严肃指出了四方面军存在的主要错误与不足：1．退出鄂豫皖根
据地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大家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是在预先缺乏准备的情况下退出的，
既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又有些轻视敌人，而且战略战术的配合不够，仗又打得不好。因
此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鄂豫皖的反四次“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2
．在胜利的情况下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是个严重错误。大家认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退出
的，而通南巴是在打了胜仗的顺利条件下退出的。这违背了中央提出不应退出通南巴的
正确主张。3．对根据地建设重视不够。大家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具备很多条件
，由于张国焘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到通南巴以后，没有坚决迅速地
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地方
武装。4．退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大家认为，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未能
抓紧向川陕甘发展。同时，退出通南巴把所有的干部、游击队都带出根据地，这是战略
上的失误。”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10.html）
这决议是不是后来塞入档案的，只有天晓得。但无论是否作了决议，会议只能有一个效
果——激怒我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的忠勇将士：鄂豫皖既然能守住，那你们为何又丢了更
大的中央苏区？咱们丢了根据地，却立即又从头创造了新的川北根据地，并没如你们一
般无地自容，只好当流寇。为了救援你们过长江，咱们扔掉现成的根据地倾巢而出，你
们倒反过来指责咱们犯了战略失误！咱们西渡嘉陵江后，你们在贵州打圈圈跳猴皮筋玩
出瘾来，却就是不过江，后来又跑到云南去走弓背路。咱们无法肯定你们到底还来不来
，不知是否还需要再度接应，当然只敢在川西北混，免得需要救应时来不及，你们倒指
责咱们没有北上，“抓紧向川陕甘发展”！
据国焘说，当时在会上附和他的只有陈昌浩，那就是说，敬爱的徐向前元帅在会上一言
不发，但此公却在50多年后披露了中央和军委1935年1月22日给他们的命令：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
，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
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
，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
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
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力。”（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这里说得明明白白，中央要他们“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只留下群众武装与独立
师团在东线钳制敌人。军情如火，徐为此“从前线匆忙赶回旺苍坝，出席总部举行的紧
急会议，讨论这一牵动全局的作战方针问题。……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
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
，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大家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
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同
上）
如今毛泽东却倒打一耙，反过来责备四方面军不该倾巢出动，轻易放弃川北根据地！这
能是人说的话么？
国焘和昌浩的心情可想而知，散会后他们便把消息扩散下去。据他说，“那次会议的经
过更激起了四方面军的愤怒”，同志们纷纷谴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公平、偏私，甚
至扬言要检讨中央领导是否正确，指控中央以打击四方面军来掩饰它的领导失败，担忧
被失败主义笼罩了的中央除了制造党内纠纷外，不会有什么新生之路（《我的回忆》，
第三册，255页）。
这些情报反馈到中央那边去，当然更要吓得他们灵魂出窍。尤其现在军权又统统交给国
焘了，中央军委命令“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若是国焘变了脸，使出伟大领袖在富田事变中解决红20军那
一招来，则无论是润之也好，洋房子先生们也好，还不是一个个只有延颈受刀？
这结果便是上文提到过的“鸿门宴”那一幕，只是国焘和李德把它称为“毛儿盖会议”
，而官方称为“沙窝会议”。
前文已经介绍过了。国焘和昌浩去开会，到了山沟口，来迎接的闻天告诉国焘只许政治
局委员参加，国焘只好让昌浩在外面等着，带着一个警卫员单刀赴会，经过重重关卡，
进入警戒森严的会场后，毛泽东即将事先拟好决议交给他过目，“要点是，中央政治路
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经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的
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里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将它纠正过
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
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他看完后即传给其他人看，但别人都冷淡地说已经看过，
看来他们都在事前看过甚至还讨论过，无非是等他来表决罢了。
国焘于是反击，他批评了预拟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
确的或错误的。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
遭受了重大损失，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事实无法否定。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
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只当作军事失败，他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
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
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接下来他便使出杀手锏：
“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我指出在座的政治
局委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朱德均非六次大会
选举出来的中委），非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我们从一、四两方
面军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
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第四方面军的代言人，我们为何不让四
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 （《我的回忆》，第三册，256-259页
）
李德的证词与此一致：
“在争论过程中，张国焘还直接攻击了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政治局。他认为五中全会，
尤其是在遵义召开的所谓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无效的，理由是这些决议不是由选举
的、而是由委任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遵义甚至是由非中央委员和非政治局委员
作出的。只有两个在场的政治局委员，即他自己和周恩来，是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按
照章程选举出来的。毛泽东补选进政治局和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是违反章程的。除此
之外，中央委员会本身在遵义已经宣布了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破产，因此为了加强
党的领导并矫正政治总路线，必须把第四方面军合适的干部吸收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中国纪事》，176-177页）。
这一下正中政治局的命门。按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须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而政
治局由中央委员会选出。若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要增加名额，只能从候补委员中选拔。
所以，当下召开的所谓政治局会议，只有他和周恩来是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润之虽
然是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却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并非六大选举的中央委员或候
补中央委员，而洋房子先生们开六大那阵子还只是旁听生，连代表都不是，遑论中央委
员。这些人凭什么坐在政治局里，裁判他们的上级国焘同志？
国焘还比较客气，没有指出所谓四中全会根本就是不合法的，那会议开到半截，何孟雄
等多名中央委员便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等于是被事故打断。所以，王明混进政治局，成
了中央领导，根本就未经中央表决。他还不知道，所谓“临时中央”只是王明和恩来与
远东局的秘密商定，乃是临时应急机构，博古、闻天等人参加进去只是因为他们是海龟
，叛徒顾顺章不认识。他们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就必须把权力交出来。然而洋
房子先生们到了苏区后却没这么做，而周恩来竟然也就闷声大发财（杨奎松：《毛泽东
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5-36页）。
此事直到延安整风才被王明为了立功赎罪揭发出来。他说，博古和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
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1931年秋他与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闻天组织上海临
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
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把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等人到了苏区后却不提此事
，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这秘密极大地震动了被蒙在鼓里的部分政治局
领导人，强烈地刺激了毛泽东本人，整风运动因此改变了原定计划，开始了触及灵魂的
党史大讨论（同上，127-128页）。
这秘密的披露提出了一个问题：四中全会是否合法？彭德怀就曾有过疑问：
“从粉碎四次‘围剿’到五次‘围剿’开始，苏区毫无扩大。派去湘鄂赣边区和鄂东南
区的钦差大臣，把当地党政军大批领导干部打成改组派，加以杀害，放上他们派出去的
钦差大臣，或调换气味相投的一些人。这些事实使我慢慢认识到，四中全会是小资产阶
级宗派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此事到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
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的批准。我的
怀疑也就消除了。”
毛泽东需要它合法，因为他是在五中全会上被选进政治局的，而五中全会乃是临时中央
召集的。四中全会既不合法，那五中全会当然也就不合法，而毛泽东那政治局委员也就
是由一个非法机构选出来的。接下来的当然就是遵义会议决议无效，他被塞进常委也是
非法的。
国焘知道四中全会半途流产，但不知道临时中央那档子烂事。勿过，他是建党元老，最
初的党章就是他拟定的，深通我党的“组织原则”，说出来的话字字占在理上，根本就
无从辩驳。的确，无论是临时中央还是五中全会选举的许多中央委员，都不是六大选出
来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而这两届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有许多连六大代表都不是，遑论
中央委员。不符合党章当然就是不合法（党法），共产国际的批准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只能说国际的批准是错误的，因为它践踏了列宁同志制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蹂
躏了自己批准的中共的党章，抛弃了中共六大选出的领导机构，批准了不是经过基层选
举而是由个别人私相授受成立的非法机构。
这个炸弹扔出去，我想洋房子先生们可能都被“雷倒了”。但富贵所在，岂能不争？据
国焘说，到会者一致支持预拟决议，以毛发言最多，他表示“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
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错误。他强词夺理的硬认苏维
埃运动是胜利，不是失败。……今后无论到什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
。毛泽东更拒绝了我的全部建议。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
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的党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两方面军
来检讨。他反对任何性质的一、四两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拒绝任何同志参加工作。
他认为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我的回忆》，260页）
这完全是诡辩：既然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两个方面军的，那当然就更不仅是一方面军
的，那遵义会议又是怎么回事？为何有许多一方面军高干参加进来？那是不是也在军事
行动中么？为何又能谈党内民主，而不一切按中央的命令办事涅？国焘同志已经质疑了
中央的合法性，莫非还得一切以这个合法性大成问题的中央的命令办事？
据国焘说，会后他请王稼祥作和事老，弥合双方的分歧，但毫无结果。此后由于军情紧
急，他遂提议暂时搁置双方的歧见，先迅速北上。毛泽东等人很高兴，赞成他的计划，
于是会议暂告一段落，他和红军总司令部随即西行，那意思是这次会议又没有通过什么
决议就散了。
国焘此说显然不实，根据政府介绍，出席沙窝会议并不光是政治局委员，还有陈昌浩、
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因此其实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且还通过了决议，共
有七条，其中重要者有：
◇ 形势分析：苏维埃运动在南部中国虽遭受到部分损失，但广大的游击战争继续坚持
着，“尤其是1、4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
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
,而是继续发展着。”
◇ 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
革命运动。”
◇ 肯定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完成了党中央
预定的战略方针”。
◇ 关于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战线的斗争。提出要开展反对“左”右错误的两
条战线斗争，特别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如“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
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革
命前途悲观失望”，等等。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取
得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 人事变动：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09.html）
李德记录的沙窝会议（和张国焘一样，他也称为“毛儿盖会议”）决议与此基本一致：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坚持进行反对‘反动的国民党当局’的苏维埃革命
……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依然存在，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在对中国政
治形势，特别是对革命前途的判断上，毛泽东在政治局多数委员的支持下胜过了张国焘
。……决议逐字逐句地写道：‘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
，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
展的有利条件。’” （《中国纪事》，179页）
“会议最后既反对那些‘对革命高潮表现怀疑’和‘认为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是错误
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反对那些因轻敌而可能走到军事冒险主义的极左情绪的代表
。决议对这个问题讲得很笼统，没有点出姓名，但是实际上却明显地包含着对张国焘意
见的批评。张国焘经过努力，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同意让四方面军的干部参与负责的
政治工作，并接受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进入中央委员会。
总而言之，毛儿盖政治局会议的倾向表明，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分歧缓和了，后
者得到了政治局多数委员的支持，双方都作了让步，但基本上还是贯彻了五中全会上确
定了的中国共产党原来的总路线。决议根本没有谈到建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
问题，就这一点来讲，甚至比五中全会更后退了。张国焘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微弱的努力
，也没有成功。”（同上，181页）
因此，看来李德和官方介绍的基本精神一致：中央靠多数击败了张国焘对形势的基本分
析，否认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拒绝考虑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
五中全会确定的错误路线，甚至比它更左。
张国焘的回忆与事实的出入，有可能是日期不同造成的。张只描述了头天的会议情形，
好像那会议就只开了一天。但据官方介绍：“沙窝会议开了3天，8月4日至6日。”看来
头天开的确实是政治局会议，陈昌浩给挡在了外面。但老张忍无可忍扔出重磅炸弹来后
，政治局可能作了妥协，同意四方面军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毛张等人为了平衡他
俩的票权，便干脆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凯丰、邓发等人引入，换来老张同意肯
定中央的反动路线，由此达成了妥协。
但这妥协是脆弱的。据杨奎松教授介绍，8月6日，中央再度召开政治局会议，此时张国
焘应该回到总司令部去了，但有张派的陈昌浩、傅钟等人参加。这个会议应该既非沙窝
会议，又非此后的毛儿盖会议（芦按，当时在毛儿盖附近开过几次会，以致命名混乱，
不但李德和国焘将沙窝会议称为毛儿盖会议，而且《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也这么说，但
《人民网》和其他官方媒体又把张国焘并未参加的8月20日的会议称为毛儿盖会议），
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个会议。据杨教授介绍，陈昌浩与傅钟在会上委婉反对毛的外逃
主张，强调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
生。”（芦注，这是毛几十年后的语录，并非陈、傅的原话，不过两人说的意思也差不
多，可见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一点不错，毛的“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的思想是从张国焘死党那儿学去的，而且晚了几十年）
这对毛和洋房子先生们肯定是个很大的刺激：当初毛决定不放党权放军权，图的就是“
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但万没想到国焘同志居然扔出个重磅炸弹来，直接就质疑中央
的合法性，逼得中央不得不在放了军权后又放党权，让国焘同志把沙子掺进了政治局。
此例一开，以后不是没完没了了么？国焘若再继续往里塞人，又有什么理由去阻拦他？
目前中央制约他的，无非就是政治局的多数，一旦国焘在政治局里取得多数，那润之和
洋房子们岂不是枪杆党杆两落空？
何况洋房子与润之的权宜婚姻完全是同床异梦，随时有土崩瓦解的危险。前已述及，四
渡赤水之后，在遵义会议期间支持毛泽东最积极的闻天和林彪都反水了，公开指责新三
人团“在敌人面前逃跑”，“军事破产”，彭德怀和杨尚昆都或多或少赞同他们的意见
。闻天甚至还找李德谈话，暗示准备以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取代“三人团”，只是因
为博古和李德都不同意，新的政变才未发生（《中国纪事》，155页、157页）。
两军会师后，一方面军将领暗中向张国焘输诚的也大有人在。前文已经提及，张国焘和
聂荣臻都这么说。据荣臻同志揭发，林彪很可能就是一个，而且荣臻和他为此吵起来后
，左权和朱瑞都耐人寻味地保持沉默。后文还要讲到，在一、三军团私逃后，一方面军
还有将领在张国焘召开的大会上带头控诉中央。
因此，当时中央能控制的部队，大概也就只有彭德怀的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是洋房子
出来的，而彭德怀与张国焘的关系一直不好（可能是因张国焘觉得他有政治野心而不喜
欢他），更何况他过去一直是前敌指挥，如今却不得不让位给徐向前，与许和尚那种老
粗同为军级干部（会师后原来的军团都改为军），羞与绛、灌为伍。如果国焘翻了脸，
区区几千人的一个军只不过是体积比较小的一堆肉。
这就是毛为何要说那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时刻”。如果张国焘具有他那种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伟大魄力，那他也就不会活着出草地了。
（未完待续） |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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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D、出逃
如前所述，两河口会议确定全军北上，国焘也没有反对。此后红四军攻打松潘不下。军
委遂召集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兵分两路，左路军由
五军（原一方面军五军团）、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三十
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
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红四军、三十军、一军（原一方面军一军团），自毛儿盖北出
班佑、巴西地区，由彭德怀率三军（即原三军团）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
央机关前进，若右路军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
根据这一计划，张国焘遂与朱德在沙窝会议结束后，率左路军离开毛儿盖，西进阿坝。
他们走后，毛泽东等人却又召集了毛儿盖会议，推翻原来的决议，决定右路军改当主力
，向东北方向推进，左路军则由西进改为东进，向右路军靠近。但朱德、张国焘回电说
，阿坝地区人粮较丰，占领阿坝既可解决财源给养问题，又可作为战略后方，还是想坚
持原来的方案。陈昌浩与徐向前均同意毛的主张，电促张国焘令左路军离开阿坝，改向
东北方向前进，向右路军方向靠拢。但张国焘迟迟不动。
右路军经千辛万苦，通过草地，到达了若尔盖县的班佑乡、巴西乡一带。陈、徐指挥4
军和30军（均为原四方面军部队），在包座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打开了北进通道。此
时左右两路军相距甚远，难以互相策应。中央与陈、徐反复电催张国焘，左路军终于离
开阿坝，向班佑方向推进，拟与右路军会合，但进入草地后即遇到暴雨，葛曲河涨水，
大军为河水所阻，沿河哨探七十里均无法架桥或徒涉。因为部队缺粮，张、朱遂决定返
回阿坝。
以上情况是综合各方证词、特别是参考徐向前回忆录写出来的。至此，各方证词基本一
致，但此后发生了什么事便各说不一了。
据张国焘说，他们为暴涨的河水所阻，河水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无计可施，干粮又
吃了大半，只好返回阿坝。他们将此情况电告毛等人，并电令各军暂缓前进，等到总司
令返回阿坝刷金寺（又作刷经寺）后，再定下一步骤。盖部队极度疲劳，疾病增加，非
得休息一两天不可。但回到刷金寺的当天下午，陈徐即电告，中央和一、三军头天晚上
秘密私逃了（《我的回忆》，第三册，267页）。
因此，按张的说词，他们并未下令右路军南下，只是以总司令部的名义电令各军暂缓前
进，等他们回到阿坝后再定行止，更没有发密电给陈徐，要他们武力解决中央。
徐向前的证词是，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师后，他和陈昌浩命令林彪率领的一军（原一军团
）作为先头部队，推进到了俄界（在甘肃迭部县附近）。中央机关和前指则驻在包座。
当时前方敌军防守空虚，正是进攻良机，左路军却迟迟不至，他俩都很着急。陈昌浩天
天往中央驻地跑。根据陈昌浩回来讲的情况，九月八日，他们致电朱、张请示：
“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
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
，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
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当天，张国焘来电，命令他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陈昌浩持此电去向闻天、博古等人
报告。当晚，陈徐到周恩来住处开会。毛已拟好了一份电报稿，要陈昌浩和他表态。陈
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
南下。他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
接着，中央即以他们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原电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
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
，老林，隘路。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如毛儿盖者，
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
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
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
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
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
向前、昌浩、泽东
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九日，张国焘电复陈徐并转中央。电文如下：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
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
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
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
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
、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
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
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
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
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
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
示遵。”
陈见到电报后表示同意，徐也只好同意。陈去中央驻地汇报，挨了批评。当天，中央致
电张国焘：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
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
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
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晚上，毛主席到徐的住处，问他的意见怎么样，徐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
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便没再说别的告辞了。十日夜间，中央单独率一
、三军开拔。次日凌晨，部下来报告，叶剑英（时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不见了，指挥
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他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
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
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怎么办？徐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
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完全同意徐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
态的进一步恶化。陈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徐很难
阻止。徐为此特地指出：“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徐向
前回忆录，电子版）。
由上可知：
1、9月8日，毛、张尚认为南下若有利可以讨论，而周则认为北进有出路，陈、徐则赞
成北上。
2、从中央回电的称呼判断，9月8日张致陈、徐的电报，应是与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
伯承联衔发给前敌指挥部的军令。中央回电中力陈北上之利，但从电文中看不出总司令
部曾命令前敌指挥部率右路军南下，更无“弟等认为，兄等令右路军返回之命不妥”之
类话语，主要还是担忧左路军南下，鼓励他们北上，还说起准备令右路军一部策应左路
军入甘。如果总司令部真下令右路军南下，电文中就不会有这些话，要说也得先驳回南
下军令。根据我党一贯规矩，总司令部不通报中央，径自下令让右路军南下的可能性几
乎不存在，何况中央机关还在右路军中。因此，那军令可能真是总司令部令右路军暂缓
前进，而徐所谓“张国焘来电，命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很可能是违心捏造。徐
没有出示电文，也支持这一理解。
3、9月9日，张电复陈、徐并转中央，那就是张国焘最后的一份电报。该电陈述南下之
利与北上之弊，电文中用“弟”而未用“弟等”，可知那是张国焘一人署名的，是以政
治局委员身份与周毛张等人商量，并未对陈徐说话，更未对之下令（若是下令，应与朱
刘联衔，也不会写“立候示遵”）。
4、9月9日，中央给张国焘去电，与张之来电内容毫无呼应，且语气严厉，不再用“弟
等”谦辞，直接以“中央”名义说话，与张客气的来电形成鲜明对比。最奇怪的是，9
月8日总司令部给陈、徐的命令，陈已在同日向中央汇报过，而中央也已以七人的名义
在9月8日回复过，在回电中并未提及、更未驳回什么“南下电令”，而是分析北上南下
利弊，张的9日回电也扣紧了利弊分析的主题，为何中央的回电不答复张的一系列问题
，却莫名其妙地改去批驳“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 ？因此，看来真实的情况是，国焘9
日“立候示遵”电报，中央并未回复就私逃了。徐在此引用的电报是中央在私逃后才发
出的，那“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不过是用来作私逃的借口。实际上连“右路军南下电
令”都或许不曾有过——前已论证过，那很可能只是个停止前进的军令。
5、9日晚间，毛来探问徐的态度。次日夜间，中央率1、3军秘密出逃，行前还偷走了前
敌指挥部的作战地图。
6、事发后，陈徐大吃一惊。陈听从了徐的建议，下令禁止部下追击。若他命令打，徐
无法拦阻。因此，无论是徐还是陈，虽然完全有能力、有机会，但都没有意愿“武力解
决中央”。由此可以导出，两人都没有收到过什么“武力解决”的密电，而且即使是在
发现中央扔下他们私逃后，处于极度愤激中也无此雅兴。
毛泽东的证词是：
“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
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
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华文出版社，2002年，340页）
官方现在的说法是：
“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份密电，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电报的大意
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
英识破了这一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
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
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
，分析了张国焘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毛泽东等同志一致认
为，在此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
会招致严重后果。
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
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
，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
原地等待。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
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00.html）
毛说的是陈、徐都收到了密电，而官方现在改口为只是陈收到，没徐什么事。那大概是
因为徐向前在1982年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等采访时说：“接到张国焘要我
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
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
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
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
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
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徐在此说得够明白了：如果真有专给陈昌浩一人的密电，则不但参谋长叶剑英看不到，
连他那个前敌指挥都看不到，何来什么叶剑英看到后交给毛的神话？
彭德怀是与毛密谋逃走的第一心腹，但他也从未提到过这份密电，说的是：
“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
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
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
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
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
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主席想了一会儿，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
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
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这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
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里）。这话当然不是一
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扣押人质的意
见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向第三者讲过，只是在处境危急的时刻，向毛主席提出供考
虑，以便求得一个脱身之计。
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
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
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
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我和叶剑
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
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
着。天明还未见叶到，我以为出了问题。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
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摆脱了，幸甚！”（《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由此可知：
1、彭说的只是“张国焘来电南进”，并没说什么武力解决，而且只是叶口头报告，并
没有毛所谓“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之说。
2、官方介绍的所谓“巴西会议”只是毛逃出驻地的一个借口。彭只字未提政治局召开
紧急会议的事。
3、叶剑英偷走了前指的作战地图以及负责电讯侦察敌情的二局，严重危及被他们抛弃
的兄弟部队的安全。
李德则说，左路军无望地陷入了泥泞的大草原，由于洪水猛涨，又缺少架桥材料，无法
渡河，战士们无栖身之处，无充饥食物，只能在比右路军过草地时更恶劣的条件下露宿
。张国焘于是决定回撤，同时给右路军下了退却的命令。但李德不知道那命令是只发给
前指，还是同时通报了政治局，他只是因为政治局在毛主持下开会讨论，认为在西康高
原上过冬很不利，因而推测那是同时发给两家的。
据他说，以后的事态发展极度混乱，队伍在夜雾中出发，他半夜被派到军校去传达开拔
的命令，次早军校加入了中央纵队。其他部队也是以类似方式开拔的。出发后他才听说
，毛试图说服张国焘北上，但张给徐向前下了秘密命令，要他制服中央委员会的抵抗，
若有必要就使用武力。政治局害怕张国焘政变，决定独立行动，继续向甘肃进军。
李德说，他怀疑是否确有其事，至少博古以后也表示非常疑虑。如果这是真的，那政治
局就会召开紧急会议，但他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第二天出发后才听到消息。他并且说，
根据中国红军的惯例，当左路军陷入绝境后，张完全有权下令右路军回撤。根据他对朱
德性格的了解，他认为朱德也一起签署了命令（《中国纪事》，185-187页）。
从李德证词可知：
1、左路军为洪水阻断去路、无法前进是真的。他还引用了《红星照耀着中国》记载的
毛对斯诺的谈话，说毛用“河水突然上涨，无法渡过，于是把两支军队分开了”来解释
红军分裂，过于轻描淡写。
2、他也提到张国焘下令让右路军撤回，但他是从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下的弊端中推测出
来的。而且，他指出当时军委事实上已不存在，根据红军一贯规矩，张作为红军总政委
有权这么做。
3、他和博古都怀疑有所谓密电，因为那若是真的，则政治局就会召开紧急会议。因此
，官方介绍的“政治局在巴西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乃是虚构的。至少博古和李德都没有
参加，是次日出发后才听说那“密电”的。大部分人都如此。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左路军掉头南下确实是因为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障碍。张国焘到底是下令右路军暂停
前进，还是令其南下，尚无足够证据确凿判定，已有线索支持第一种可能。
2、密电乃是子虚乌有。徐向前特地为陈作证，说陈在武力解决中央的最佳时机出现（
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因被背叛和抛弃而群情愤激），陈本人也处于极度愤怒之时，仍然
下令禁止追击。仅此一端便足以证明陈事前并未得到指示。根据徐对电讯保密规则的介
绍，也可排除密电因被叶毛截取而未传到陈手上的可能。中央私逃后，在俄界会议决议
中谴责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
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
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却无一字提及张企图谋害中央
领导的滔天罪行。类似地，中央此期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也只是反复陈
述“南下是绝路”，并未指责张谋害中央。此外，李德以及博古都不相信有此事。
3、所谓“巴西政治局紧急会议”也并未召开，参与密谋逃走的人至少不包括政治局委
员博古。根据彭德怀证词推断，密谋紧急出逃的人大概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
德怀、叶剑英。毛与彭、叶可能是最早的密谋者；住在三军团团部的周与王可能是毛“
脱险”后到了那儿才取得他们同意的；而张闻天很可能与博古、李德一样，只是半夜接
到出发的紧急通知，出发后才得知“密电”的神话。这或许就是张闻天为何要在后来说
“毛泽东同志拿‘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应付（张国焘）这位野心家”（洛甫：《整
风笔记》，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0页）。
4、在秘密出逃过程中，毛泽东等人显示出了极度的冷血自私，竟然偷走前敌指挥部的
作战地图，以及红军赖以侦察敌情的耳目。由此可见，张国焘说的陈、徐在事出后向他
报告，一、三军团未作交代就撤去了由他们承担的对敌警戒任务，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
地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67页），这情况完全
是真的。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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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
发帖数: 25729 | 11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一）
E、真情
至此可以总结草地分裂的真相。窃以为，过错基本在中央一边。
早在会师前，洋房子先生们便和润之结成同盟，将国焘当成最大的敌人，制定了对付他
的三项方针：（一）封锁消息，对一位政治局委员隐瞒既往挫败以及中央内部分歧。（
二）先发制人，谴责张的“西北联邦政府”和四方面军的“军阀习气”。（三）和张只
谈军事不谈政治，以封官笼络他后迅速北上。
从政治上来说，这完全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阴谋活动。以美学眼光视之，这些计策很
笨拙：封锁消息是不可能的，盖一方面军将领早就对中央的领导怨气满腹，消息必然要
走漏。事实表明，无论是遵义会议还是会理会议的情况都未能瞒过国焘。这策略非但没
有奏效，反而引起他的极度反感；谴责联邦政府只证明洋房子先生们不懂马列，老张可
不是只看古书的润之，唬住他可没那么容易；辱骂四方面军是“军阀”、“土匪”只能
为渊驱鱼，激起广大红军战士的极大愤怒，使得他们紧紧团结在张主席周围；只谈军事
不谈政治是一厢情愿，无法禁止对方谈。封了官后能否迅速北进就更无把握了。国焘同
志取代恩来作了党内军事的总负责，又牢牢控制了前敌指挥部，是北上还是南下，他有
最后决定权。这是中央定下的规矩——在是打鲁班场还是打鼓新场的争论过后，中央曾
决定，军事决定由新三人团元首拍板，不由政治局表决。老张是军委总负责，当然是最
后下决心者。
这些笨拙的阴谋活动并未奏效，反倒引来老张的有力反击。中央对四方面军的歧视和诬
蔑迅速败坏了会师的蜜月气氛，招致两军对立与摩擦。在此情况下，润之却把事情越搞
越糟，竟然在芦花会议上拿丧失鄂豫皖根据地与主动放弃川北根据地说事，激起广大四
方面军指战员的义愤。如徐向前指出的，会师前四方面军可是竭诚拥戴中央的，陈昌浩
还大吹特吹中央红军，将其人数吹到30万。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人家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根据地倾巢而出，在川西北听说中央红军向他们靠近便立刻派出主力部队，由徐向前亲
自率领前往救应。此后又负责阻击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确保中央红军能安全撤入四方
面军防区。人家对中央红军一片赤诚，堪称仁至义尽，最后却是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
功劳成了罪行，是人都无法忍受这种冤屈、羞辱与歧视。
即使如此，老张也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据徐向前说，他就任总政委后，从四方
面军中抽调了3800名士兵去补充一方面军，又从一方面军抽调了干部到四方面军。前文
已经说过了，硬要说谁想控制谁，那也只能说是派出干部的一方面军想控制派出士兵的
四方面军。事实上，想控制对方军队的不是张国焘而是邓发，他想派出保卫局特工去监
控四方面军的指挥员，被老张断然拒绝。
中央这些蠢动，造成了四方面军与中央的尖锐对立，这反过来又吓坏了中央，加剧了他
们的不安全感，使得他们如临大敌，生怕张国焘动粗。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既知自己实
力薄弱，务必避免武力摊牌，却又蠢到将张的住处安排得远离中央居所，指望靠中央警
卫团的森严戒备来抵挡张的大军！这除了助长张的反感外，还能有什么效果？
即使如此，老张也没动武，而是光明正大地进行列宁式党内斗争。与润之不同，他久居
党内权力中枢，熟知中央人事变迁史，在忍无可忍时便扔出了杀手锏，直接质疑党中央
的合法性，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迫使中央不得不让步，接纳了四方面军高干进入
中央乃至政治局。他取得这一胜利，靠的不是阴谋诡计，也不是武力威胁，而是符合党
章的政治斗争，其理由根本就无法驳倒：多数政治局委员来历不明乃是事实，这本身就
违反了党章。如果不接纳张系人马，则根据同一原则，就该把那些非法混上高位的同志
清洗出去，让政治局里只剩下张国焘与周恩来。为避免这种结局，中央当然只能让步，
让陈昌浩、周纯全进入政治局。
然而张抛出的重磅炸弹也杀伤了他自己。他和毛在遵义会议前面临的情势相似，目的相
似，但毛知道“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因此“忍着巨大的痛苦”，去接近他看不起的
王稼祥与张闻天，这才在遵义会议挤进了书记处。张却不愿“忍辱负重”，更重视推行
自己认为正确的路线，不讲究“分化瓦解，重点争取”的斗争策略，因而逼得洋房子们
为保高位和毛抱成团，以致最后跟着毛星夜出奔逃苏联。
张反对北上也是拖泥带水毫无魄力。若毛处在他的位置上，一定会以军事上最后下决心
者的身份否决毛儿盖会议决议，坚持按原定方针办。但他却没有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
反倒被中央催促得进入草地。读者可从Google地形图（比卫星地图更清楚）上查知，从
阿坝刷经寺（红原县附近）去班佑（若尔盖附近）可不是右路军走的从毛儿盖（松潘县
上八寨乡）去班佑的路，后者基本是在草地的边缘走，只有一段穿过草地，而左路军要
去班佑，大部分是走穿过草地那长征史上的地狱之路。
从徐帅披露的张与右路军的电讯中，不难看出老张的挫折感与愤懑之情：
“（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
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
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
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从不见于革命回忆录，想来与“四渡赤水”一般，是伟大
领袖的“平生得意之笔”之一。但这不会是老张的捏造，因为那是埋怨中央的电报。
徐帅说老张不想渡河，盖左路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
具，不成问题”。草地里上哪儿去“就地取材”？他还说他们准备派人带粮食去接应，
这就连常识都没有了：就算左路军几万人个个练了辟谷术，能在原地坚持绝食斗争，熬
个半月一月，直到右路军送粮来，隔着大河，来人又怎么把粮食送过去？即使送过去了
，又怎么把大军接过来？难道陷入绝境还不能回头，就因为必须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比王明更左（这是李德的观察）的革命路线？
既然左路军不能北上，当然右路军也就失去了奥援，会被敌人轻易消灭，因此只能让右
路军回来。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下令右路军立即班师，只是让他们立即开始南下准备
。等到中央去电劝止时，他仍未动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者”的权力，直接给前指下命
令，而是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开展说理斗争。比较双方所作的利弊分析，不难看出
何方更有说服力。
毛泽东等人的去电，主旨无非是一句话：“南下没有发展前途，没有战略退路（也就是
无法逃苏联）”。确实如此，藏边地区离苏联很远，人口与资源都稀缺，藏胞不会参军
，部队只有损耗没有补充。这些客观事实都无从否认。
但老张说的更有理：红军极度疲惫，大量减员，北上将遇到指挥统一、装备精良的中央
军。而且敌人运兵方便，只要一停留下来，敌人就会源源而至，越打越多，很难立足，
势必重蹈长征时在贵州与云南的覆辙，老张的质问非常有力：“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
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若向东非停
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
而南下则不过是打四分五裂、勾心斗角、装备窳劣的川军，又是深山密林，利于四方面
军那些惯走山路的川娃子，不利于敌人快速运兵。虽不利于扩展，却也不至于灭亡。兵
法避实击虚，理所固然。史家指责张害怕胡宗南，却又歌颂毛泽东军事原则，耻笑李德
的拼命主义，不知是何道理？
一言以蔽之，在北方没有根据地的前提下考虑问题，则北上有着被歼灭的实实在在危险
，唯一好处是有跑苏联的希望，但忽略敌军封锁不计，光从地理上看都是梦想。西安与
中蒙边境最南端相差大约十个纬度，直线距离大约是1100公里，其间有几百公里的沙漠
，能活着穿越的人大概不到十分之一。而南下虽无发展前途，只能缓慢自毙，但毕竟没
有立即全军覆没的危险。
老张还有其他理由：北上必须扔掉伤病员，这是一方面军而不是四方面军的光荣传统，
也不能策应和救援兵力非常单薄（仅五千人）的二、六军团（即后来的二方面军）。拒
绝考虑这些问题，还谈得上什么起码的阶级情谊？
这些论证说服了陈、徐，他们是前敌指挥官，原来看到的只是驻扎在包座的胡宗南部被
歼灭，北上通道业已打开，机不可失，因此都是北上派，没想过老张提出的战略问题。
向前同志后来为了“政治上正确”，把自己说成是个违心服从者，那当初老张的来电令
时他俩为何又不服从，要与毛周张等人联衔反对涅？难道老张商量的电报比军令还严峻
？
陈、徐的态度转变，对毛泽东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右路军南下，中央当
然也只能跟着南下，逃往苏联的希望就再也没有了。毛泽东在与张第一次会面时就打开
窗子说亮话：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
这句话了。逃往中蒙边境，请苏联出兵打过来，当然是制造革命高潮的捷径，盛世才不
就是这么当上新疆王的么？至不济也能如冯玉祥那样，取得“技术条件”，要钱有钱，
要枪有枪，还怕招不到吃粮人？
因此，外逃不但是打败蒋介石的唯一希望，也是逆转张国焘“人多枪多”优势的唯一希
望。如果还跟张混在一起，中央迟早要被他掺沙子掺到饱和。这是明摆着的事：政权和
党都是枪杆子造出来的，谁捏住了枪杆子，谁也就把持了党干培养基。一方面军里有四
个主力部队：一、三、五、九军团，只有头两个是他的嫡系，五、九军团都靠不住。如
今连他亲手提拔的林彪都有跳船迹象，遑论一向受歧视的五、九军团？洋房子们本来和
他就是同床异梦，虽因共同利害暂时抱成团，时间长了，眼见国焘无法阻挡，谁知道他
们会不会纷纷倒戈？
毛泽东相对于张国焘的优势是没有书生气，虽然不懂马列，但一直在精研劣质旧小说，
对社会的阴暗面了解之深之广，绝不是那位前北大学生可以望其项背的。与外强中干、
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张某不同，他有一种泼皮胆气，一股子不顾一切豁出去的赌徒狠
劲。他鄙视一切循规蹈矩的谨小慎微之徒，以无法无天自傲。当按规矩赌博明摆着要输
时，他有那魄力掀翻桌子，让谁都玩不成，宁肯同归于尽，也决不愿为人之后。几十年
后搞文革，他几次郑重地对王力等同志说：这次文革要是失败了，我和你们一起坐牢杀
头。这种气魄岂是动不动掉眼泪的国焘能想象的？他在回忆录中几次记录了他耳闻目睹
同志丧生而伤心落泪，徐向前也曾说他因为和部下陈昌浩吵架而淌眼抹泪。就这种主观
气质，还想去跟毛老人家较量？
据德怀同志说，秘密行动是他最先开始的。为了统一指挥，“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
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芦注：毛当时根本不是军委主席，
连副主席都不是）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
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
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
军团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生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洪福齐天哪。当时一军团是前锋，向甘南俄界一带探索前进，
三军团是后卫，住在巴西、阿西一带。彼此相距甚远，如果密电本不是及时送到，秘密
出逃难免要受到影响。
据敬爱的彭总交代，他还向伟大领袖献计，用扣留人质的办法强迫占优势兵力的四方面
军部队放行：
“我……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
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
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儿，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
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
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
张国焘仗着优势兵力将中央搞掉纯属虚构，彭总和毛主席郑重策划绑架人质可是白纸黑
字。那人质是谁？当然只可能是政治局委员兼前敌政委陈昌浩同志，他小人家其时在党
内的位置恰相当于遵义大捷后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虽然这阴谋未能付诸实行而彭总为此
难过，但主席可是“想了一会儿”。之所以答曰不可，当然不是顾忌党的组织原则，而
是知道洋房子们可能会反对，那就无法用假情报吓得他们跟自己一起仓惶出奔了。君不
见博古事后反应过来上了当，还跟李德表示“非常疑虑”？
彭总自我感觉不错，竟然以为伟大领袖的革命警惕性还没他高：“当时使我感觉：张国
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这未免太小看毛疑神疑鬼的天赋了。毛主席胸中自有
雄兵百万，要不住在包座的叶帅怎么能与住在巴西的彭总密谋？最后出逃成功的，不是
靠彭总的扣押人质，靠的还是那个假情报。
恩来和稼祥是否知道真相？这只有起死人而问之了。这就是历史和科研的区别：没有可
重复性，有的事永远只能猜。我的猜测是周可能知道“兵变”是假情报，而王则未必。
他俩都未和前指住在一起，而是住在三军团部。两人都害了病，周是打摆子，王是负伤
后打吗啡打成了瘾君子，三军团部可能有个医院。毛肯定通过常去中央驻地的彭，向周
、王秘密传递过信息。但毛出逃的决定是灵机一动作出的。真正要密商也是毛从包座到
了巴西之后，那就是党史上的所谓“巴西会议”，其实参与的顶多也就是原来的三人团
。彭和叶都未必参加，因为两人各有各的事：彭虽与毛一道去了巴西，但得去调动部队
，叶则负责留在包座偷东西，并通知中央大员们和中央纵队立即出发。大员们不可能参
加“巴西会议”，盖他们都和前指住在一起。据彭总说，前指所在地距三军团部相距15
-20里。大员们全体出动，先跑到20里外的巴西去开会讨论表决，决定出奔后，再令人
传令让中央纵队从包座秘密开出来，这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出逃成功倒不稀罕，难得的是陈、徐下了死命令：谁打就枪毙谁。事起仓促，大家半夜
被人唤醒，稀里糊涂跟着跑，出发后才听说“兵变”的事，恐慌之下也顾不得细想，次
日到林副驻扎的俄界才开会，这就是党史上的“俄界会议”。到了这阵子，我想闻天、
博古等人都反应过来那兵变的消息是润之捏造的。但开弓没有回头箭——难道能受正义
感支配，跑回去跟前指的同志们说：对不起，我们受了润之的骗，冤枉你们了？上了贼
船，就再也下不去了。他们不但得跟着润之跑，而且从此把自己捆在了他的战车上，只
能一条道跑到黑，日后在延安和润之一道把国焘往死里整。
连不懂中国话的鬼佬李德都看出了这一点：
“红军分裂的历史，从毛泽东口中听起来是如此简单和无足轻重。实际上，他是唯一从
中得到了利益的人。他摆脱了来自张国焘方面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赢得了时间去继
续巩固和扩充他个人的权力地位。现在，他作为数量虽少但对他惟命是从的一方面军的
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议的领袖，在政治局实际上可以通行无阻地施加决定性影响。政治局
尽管缩小了，但毕竟包含着政治局中最强有力的成员，因此，它有权以中国共产党及其
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说话了。”（《中国纪事》，188页）
俄界会议上第一次响起了伟大领袖决定性的声音：
“现在由于情况变化，1、3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
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
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
，无疑是可能的。”（人民网长征纪念馆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599.html）
这是官方对毛在俄界会议上的讲话的介绍，杨奎松教授的介绍更详细些：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
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
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
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更新装备，再以“更
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只要能够“保持（存）数百干部，若干千的战士……就是很
大的胜利”，“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
，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
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转引
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3页）。
这个豪赌也太豪放了些。诚然，原驻包座的胡宗南部被四军和三十军（均为四方面军主
力）全歼一个师，北上的通道已被打开，前面没有多少敌人。但当时一、三军合起来不
过五、六千人，只能编为六个团。据彭德怀估计，一个团只能对付中央军的一个营（《
西安事变新探》22、23页）。更何况中央机关还有许多老弱妇孺，行动缓慢，部队的主
要任务是掩护他们而不是作战，毫无主动权可言。要从俄界（甘肃迭部县附近）打到中
蒙边境，即使按直线前进，也得且战且走1000多公里（按杨奎松教授说是2500公里，可
能是实际路程），其中还有将近一半路是沙漠（请参看Google卫星地图）。
毛当然不会看不到这些。他的对策是将红军先改称“北上先遣队”，后改名“陕甘支队
”，籍以迷惑国军，让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支偏师，中央还和主力在一起（这是张国焘
比较痛恨的事，说毛泽东以此把国军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他们头上，四方面军成了诱敌的
诱饵）。
但就算前途毫无拦阻，沙漠又怎么办？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早在两河口会议上就已想到
了：“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
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哪来的汽车？当然是苏联人的。后
来中央发动宁夏战役打通国际路线，就曾请苏方将汽车队一直开到定远营（今内蒙阿拉
善左旗，在银川市西北70多公里处，距中蒙边境最近处约300公里，请参考Google卫星
地图）一带（《西安事变新探》，241页）。所以，他的指望乃是苏联人派车深入中国
内地来接。
问题是那阵子中共和莫斯科断了电讯联系，怎么通知大老板派车前来？难怪陈昌浩与徐
向前要致电下属林彪、彭德怀和聂荣臻，谴责中央在毛周张会议包办之下，企图用数千
名战士来掩护各个中央委员跑到蒙古苏联去找出路，预言不出两三个月，红一、三军团
必然会在冰天雪地中不保（同上，22页）。这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最黑暗的时刻。
然而吉人自有天相，北上先遣队离开俄界，经腊子口，过哈达铺，越岷县，渡过渭河，
直奔蒙古边境而去。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国民党《大公报》等
报纸上，了解到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形势以及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大
公报》上刊载：‘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根据地’，还报道，陕北的延安、延长
、保安、安塞、靖江5座县城为红军所占领，‘现在陕北的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
情形相仿佛’。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一个大的苏区根据地，有一支活跃的红军，还有
游击队和很好的群众基础。于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召开会议。会议讨论研究了
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那里的红军
会合。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
，取得国际帮助，创建根据地的原定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
确决策，提出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派一支部队，与国际联
系，取得国际的技术帮助。后来因为条件不具备，主观力量达不到而未能实现。”（人
民网长征纪念馆）
陕甘支队随即改北上为东进，从甘肃进入陕北，“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
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随后又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
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终于找到了长征立足
点”（同上）。
这就是敬爱的高岗副主席教导我们的：“陕北救中央。”伟大领袖的惊天一博竟然赢了
，是岂非天意哉？是岂非天意哉？
当然必然论者可以说，“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如果国民党如我党一般严格管制舆论，
严禁发表一切叛乱消息，那林彪同志不是早在30年代就葬身大漠了么？由此可见，中央
及时得知有个救他们的陕北根据地是必然的，而国民党的垮台也是必然的。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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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729 | 12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二）
芦笛
4）后事
中央率红一、三军私逃后，右路军剩余部分再过草地南下，与左路军会合。四方面军此
后干了些什么事，官方除了辱骂外，基本不曾介绍过。这么做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极
不公正。下文所说是从张国焘与徐向前的回忆整理出来的。
A、“另立中央”
四方面南下到了卓克基镇（据徐向前说是在脚木足乡，卓克基镇与脚木足乡都在马尔康
县，相距约30公里），张国焘在该地召集了高干会议。据徐向前说，出席会议的有朱德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
以上干部，大约四、五十人。据张国焘说则是“各军政首脑同志约三千人”，这数字似
乎太高了。看来还是向前同志说的可靠，顶多也就百把人。
据徐向前回忆：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
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
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
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
‘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
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
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
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
‘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
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徐向前回忆录，
电子版）
国焘同志这些指责，除了私率一、三军出逃、分裂红军这条外，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延安整风中的指责：中央犯了政治路线错误，导致五次反围剿失败，并不光是军事路
线问题。毛后来对中央领导人的辱骂比国焘更胜百倍，他写了几篇极恶毒粗鄙的讽刺杂
文，死前还找出来反复阅读，爱不忍释。和那比起来，“吹牛皮大家”、“左倾空谈主
义”等等只能算是小儿科。
中央外逃苏联倒不能简单视为逃跑主义。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是国民党飞机大炮厉害，而红军没有重武器打破敌人的碉堡政策。不去苏联搬兵，也弄
点飞机大炮来，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打倒蒋介石”也就是一句空话。这话他在中
央会议上多次说过，如今已是公众知识，连官方“长征纪念馆” 对榜罗镇会议的介绍
，都明白写上了“取得国际的技术帮助”，有力批驳了“北上抗日”的天方夜谭。我认
为，外逃是现实主义，不能算逃跑主义。的确，正如李德指出的，毛的“诱敌深入”在
五次围剿中根本不起作用，盖国军不管红军如何引诱就是不深入，只顾修碉堡，步步推
进，缓慢绞杀共军，而缺乏重武器的红军拿碉堡一筹莫展。当时李德就曾问毛泽东，无
法诱敌深入该怎么办？毛还不是什么都答不上来。
当然，国焘坚持留下来斗争，似乎也有资格指责外逃者为逃跑主义。不过他之所谓坚持
斗争，无非是钻进大山去罢了。这可能是斯大林给他的启示。斯大林曾对他说 ，连像
刘存厚那种老军阀，都能占个地方当土皇帝，红军为何不行？或许就是为此，国焘才对
藏边如此感兴趣吧？这其实是裘千仞的法子：打不过老顽童周伯通，那就远远地逃到西
北苦寒之地去，难道你还会追到那些不毛之地来？
向前同志说，国焘提出另立“中央”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会议冷了场。国焘于是请
“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
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这与老张的证词一致。老张说，五军团和九军团出席会议的同志“纷纷指责毛泽东等行
为不当，说他们同属一方面军，以往有重要军事活动，都事先得到通知，这次毛却私率
13军团北上，不曾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有的坦率指出作为
中央的领导者，不应有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动”（《我的回忆》，第三册，272页）
。
不过他没提到某军长忆苦思甜，扭转了会议气氛，对另立中央作出关键贡献的事。这人
是谁？会师后建制缩小，五军团和九军团改称五军和32军（国焘误记成12军），编在右
路军中。军长分别为董振堂与罗炳辉。老徐这儿说的“一位军的干部”多半是董振堂。
红五军团前身是国军第26路军，董振堂与季振同都是该军旅长。1931年12月14日，季振
同与赵博生、董振堂、黄中岳等一起，发动宁都起义，率1.7万官兵加入红军，被改编
为红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黄中
岳为15军军长。
我党对这支队伍极度猜忌提防，不久就将该军团与一、三军团混编，将五军团的14军编
入三军团，15军编入一军团，只留下董振堂的13军。此乃老蒋收编杂牌部队的绝招，季
振同等人如何不知？他们原来满以为可以大展宏图干一番事业，没成想我党根本不信任
他们。季振同提出的人事任命都被否决了，还备受揶揄，于是便跟黄中岳等人发牢骚，
却被人汇报上去。于是我党抓住冯玉祥派人招降一事作文章，将他软禁起来，其实那事
是他主动检举的。
到此地步，老季还以为当革命军人就如同当军阀一般，不行就下台“出国考察”——漫
说倒蒋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就连杨虎城劫持蒋介石后也能“出国考察”。于是他便请
求出国。我党将计就计，决定对他实行秘密逮捕。季蒙在鼓里，取道厦门出国，走到半
路就被抓起来。1932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处季振同、黄中岳等9人
死刑，后经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议，减刑免死。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下令将季、黄
等人秘密处决。
不难想象老董的感想如何。他虽侥幸免了一死，毕竟深知自己入了另册。红五军团乃是
后娘养的，专当最危险的后卫。李德不知其中奥妙，曾在《中国纪事》中说，不知什么
原因，五军团被认为最善于打掩护战，尽管他们其他战也打得很好。强渡湘江时，该军
团为全军后卫，伤亡过半，34师与敌激战4天5夜，自师长以下5000人全部阵亡。在渡过
金沙江时，五军团又是后卫，守在江边9天9夜，打退敌军的三次进攻。
当然，这是不是向前同志说的“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的“具体事
例”，后人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只是：第一，该同志实在是苦大仇深，很可能声泪俱
下（“很激动”）。第二，他说的那些事实在太烂，四方面军从未有过，哪怕他们经历
过著名的“白雀园肃反”，却也“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
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比忆苦会还悲愤。
从罗炳辉乃至九军团的遭遇来看，他不大可能是这忆苦会主角。这从国焘的回忆中也可
得到提示：
“我还访问了董振堂罗炳辉等原一方面军的将领，征询他们对军事问题党内问题的意见
，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扫除隔阂的效果，例如董振堂就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
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今后既能够一视同仁，他也敢于负起责任
指挥作战了。”（同上，278页）。
后来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会合后，因为后者兵力实在太单薄（仅五千人），国焘还把32
军（即原九军团）拨给他们，但5军一直留在四方面军旗下，可见他对董振堂倚重之深
。或许就是因为董感激这种信任，后来5军在宁夏战役中渡过黄河，与大军隔断，被国
军包围在甘肃高台县，自董以下全军3千多人悉数战死，董的首级还被割下来挂在城门
上示众。这慷慨壮烈倒有点像张自忠以死明志一般，而如此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却很
奇怪地未被官方大肆表彰，以致有人在网上问：“董振堂为什么很少出现在影视中？当
年五军团为长征立下汗马功劳，为什么在《长征》里面没有看到？”我想就是因为他当
年忆苦思甜弄错了对象吧。
从徐帅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忆苦会一开，会议气氛便达到了高潮，群情愤激，一致谴责
中央，那么，老张所说的与会多数人表示不愿再承认那个失去信用的中央，通过决议成
立临时中央，选他为书记，待时机适宜时再召集党代会选举正式中央等语，自然也就不
是捏造。而且，从徐的表白 “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还可以看出，这
另立临时中央的决议，是在会上经举手表决通过的。老张就算是篡党，毕竟还是按党内
民主规矩篡的，比那非法私相授受的上海“临时中央”合法得多，自然也就比从后者脱
胎而来的正式中央合法。
据官方宣传，我党高干以及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非法另立中央进行了坚强斗争，
伟大领袖据说还盛赞朱德“临大节而不屈”，许多宣传更是渲染朱德如何冒着生命危险
与张国焘作斗争。
从徐帅回忆录里看不出这些说法有何证据。他说，朱德发言心平气和，说大敌当前，要
讲团结，要他去反毛，他做不到，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而刘伯承则“讲了
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那就是说，他连要
大家团结的话都没说。讲困难是否有“弦外之音”，完全是见仁见智。至于徐说张因此
怀恨在心，不久就免去刘的参谋长，调他任红军大学校长云云，我看就是牵强附会了。
林彪同志也曾担任过该职，莫非那也是毛对他的惩办？
其实在那种悲情气氛下，个人很难力排众议，所以朱德说他不能反毛云云，只怕是徐为
他追加的。刘伯承是何态度张未曾提及，但国焘转述的朱德语录的主旨，与向前说的其
实一致。张说，朱德显得神情懊丧，对已发生的事认为不应该有，表示惋惜，着重表示
：“事已至此，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圜的余地。”
第一句话未必可信，关键在于后面那句话。不仅张国焘自己说他深以为然，所以未把事
情做绝，留下转圜余地，而且徐向前转述的朱德说“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
，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综合来看，朱德很可能扮演和事老：一方面，董振堂的忆苦是
事实，他无法批驳；毛泽东等人瞒着前指、率一、三军私逃也是事实，他也无法批驳，
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愿红军分为两个。因此他只能说：同志们的心情我理解，中央这些
事做得确实不对，但我希望大家还是冷静考虑，不要做得太绝，留下将来转圜的余地。
毕竟红军如果就此分裂了，真正高兴的还是蒋介石。
实际上，徐向前可以点出来的“与张国焘作斗争”的人物，除了刘伯承之外只有红五军
团参谋长陈伯钧。就连陈是怎么个斗争法，他也没有举出具体言行来。除此之外他便谁
都举不出来了，可见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如何跟张国焘“斗争”的。至于官方宣传所
谓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贺龙、任弼时等人与张作斗争，迫使张同意北上等等就
更是扯淡。徐帅说得明明白白：二方面军来前，他们业已同意北上，反而是张浩改了主
意，要他们南下，要二、六军团（即后来的二方面军）在云贵创建根据地，坚决不同意
他们与之会合，还是朱德坚持要策应二、六军团并与之共同北上，四方面军才在甘孜呆
了下来，直到与二、六军团会合，哪来什么二方面军强迫张国焘北上的神话？论策应救
援兄弟部队，三个方面军里谁也比不上四方面军。如果听中央的话，二、六军团只怕要
在云贵全军覆没了。
从现有证据来看，张国焘不是一意孤行的独裁者，重大决定都是通过会议作出的。建立
临时中央既未受到强烈反对，原属一方面军的5军与32军也未受到整肃，就连我党都给
不出受迫害人员名单来。徐向前自称曾在与张谈话时明确反对另立中央，还不是照样受
张信任。而且，他的回忆录提示，朱德一直是名副其实的红军总司令，重大决策都参与
制定，享有的权力只怕是他一生最实在的，与他在井冈山的痛苦经验完全是两回事。
这就是张国焘的软穴所在。俚语说：“没有那个肚，别喝那碗醋。”若没与中央彻底决
裂的勇气，还要留转圜余地，那就趁早别干那种事。既然干了，那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一意孤行干到底，哪能欲奸又忍，想吃又怕烫？
这一点连徐向前都看透了，他说，张国焘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
不定就打哆嗦，“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
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
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 因此，“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也没有
中断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 。
这和张的表白一致。他说，临时中央曾电告毛泽东，他们虽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
事行动仍互相配合。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决定指挥全军。“我们不愿老在内争问题上
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
，没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这样做，自然是顾到朱德
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的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
别是非、申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我的回忆》
，第三册，273、276页）
因此，国焘另立中央其实是气急之下的泄愤之举，完全是意气用事。气过之后，他当然
也知道，到底哪家中央合法，不在于是否符合党章，也不在于政治路线是否正确，而是
由斯大林说了算。如徐向前观察到的，他知道洋房子们是斯大林的宠儿，因此瞻前顾后
，畏首畏尾，不敢彻底得罪，总是指望将来与他们“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哪像共产党
人？倒更像温情脉脉的军阀们了。
毛泽东的党性就比钢还硬，比铁还强。他虽然没有见过斯大林，但大概早从自身经验中
得知，斯大林是个精明的实用主义者。只要你干出点名堂来，即使得罪了洋房子们也没
关系。当年洋房子们要把毛打下去，老斯却独具慧眼，屡次制止他们，还把毛提成了中
共 “久经考验的政治领袖”、 “中国人民的领袖”（张戎、哈利代：《毛泽东：鲜为
人知的故事》，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所以，老张若对毛有点起码认识，就会知道转圜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林立果同志后来所
说的那样，毛是“一旦得罪人就要得罪到底”。只要他认为你对他构成威胁，哪怕是你
跪在他面前苦苦求饶也没用。毛从率军私逃那时起，就再不会与张和解了，无论他是否
另立中央都这样。老张见不及此，倒也无足深责，盖他虽然很早就认识了润之，但并不
曾在一起共事过。但他若有老毛三分的泼皮狠劲和狡猾，就该看出，有如指望日后“转
圜”，还不如轰轰烈烈干出点名堂来。是这，而不是与毛和洋房子们的关系如何，才是
让斯大林让他的临时中央转正的唯一正道。似他那样没有杀伐决断，就连老部下徐某人
都看不上，岂还有问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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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729 | 13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三）
芦笛
B、南下与北上
卓克基会议后，四方面军随即南下，在川西南发动了一系列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朱德
都充分行使了总司令的职权。向前同志把这点说得很明确：
“朱德总司令……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
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朱总司令在逆境中不当
‘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完全是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
量出发的。” （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下同）
朱德这辈子，也就是这段时间作了名副其实的总司令吧？向前所谓“逆境”，当解读为
他一生难得的顺境才对。过了此山无鸟叫，此后他便只有几十年如一日地当空头司令作
花瓶了。其唯一的存在方式，就是被供在“井冈山神庙”里，跟三圣母一般寂寞（参考
文献：赵青主演民族舞剧《宝莲灯》）。
四方面军兵锋所向，节节胜利，先在大小金川地区击溃刘文辉、杨森部六个旅，毙俘敌
三千余人，接着又在“十多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共歼敌五千余人，击落
敌机一架。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均被
我控制，造成了东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战略态势。成都告急，重庆震动，国民党军
政要员和大小军阀，无不惶惶然”。
惜乎好景不长，据向前说：“我军南下川西南作战，与蒋介石的‘剿匪’大军，碰个正
着。”的确如此，蒋介石一直在考虑对日抗战，早就选定西南作为战略后方，立意经营
西南。正如向前指出的那样，1935年10月间，也就是中央到达陕北时，蒋公成立重庆行
营，宣布“指挥剿匪之军事重心，即移于重庆”。随即派大批军政要员入川，并对川军
进行了整编。
因此，四方面军在川西南猖獗活动，转移了蒋介石的注意力，使得那儿成了剿共重心，
中央也才能生存下来。如果当初全军随毛北上，那也就没这种好事了。须知陕北与川西
南不同，没有高山密林可以藏身，唯一的“战略退路”便是逃外蒙，而穿越大漠可是凶
多吉少。中央逃过了这一灾难结局，与四方面军坚持在川西南发展分不开。官修党史一
笔抹煞了四方面军这一伟大贡献，实在说不上公道。
然而四方面军迅即从胜利走向失败。据向前同志说，张国焘主张主力向西，重点夺取康
定、泸定，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而他和昌浩主张东进，夺取天全
、芦山、名山、洪雅等地区，进窥川西平原，以获得人、粮补充。张国焘不是老毛，尊
重前敌指挥的意见，陈、徐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刘湘唯恐红军窜入川西平原，急调八十余团兵力扼阻，在百丈镇与红军激战七天七夜。
红军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但中央军薛岳部
随即从南面压了上来。红军只好转攻为守。此后，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大举
进攻天全、芦山地区，红军不支，被迫撤向康定、炉霍、道孚，在当地休整，直到与红
二、六军团会合。
红军先胜后败，原因何在？据向前说，主要是蒋介石向川军各部队派了政工人员，多数
军官又经峨嵋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战力极大地加强了。国焘则认为失败似乎证实了毛泽
东的“敌人飞机大炮厉害”论。他说，在攻打天全时，红军本已突破川军防线，县城唾
手可得，却遭到敌机轮番轰炸，以致攻势被阻。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近三百名死于空
袭。敌军的碉堡阵地威力也比过去大多了。他因此也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他们的力量所
能摧毁，不过，占据那一带也不会如毛泽东所说的变成瓮中之鳖，盖该地区幅员辽阔，
无法封锁，地形险要，交通阻塞，敌军也不敢深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278-279页）
张说确为平实之论，一方面军打不破碉堡，对付不了飞机大炮，四方面军当然也只会如
此。此乃客观情势使然，非人力可以逆转。毛和张都看出了这一点。毛的对策是外逃搬
兵，张的对策是蛰伏在地形险要、人口稀少的藏边，因此他才主张西进。陈、徐见不及
此，主张东进，去川西平原吃大米，却不知道好地方根本轮不到他们下脚，因而给部队
造成不必要损失。向前不自我检讨，反赖到国焘头上，说什么“百丈决战，是我军从战
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
四方面军尚在宝兴、芦山一带时，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到了陕北，给国焘发了电报，促使
国焘取消了临时中央，同意北上。此事的内幕官修党史业已披露，乃是张浩“假传圣旨
”。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载黄禹康著《反张国焘分裂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张浩》一文披
露，张浩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1月间给国焘去过两封关键电报。第一封是：
“请转四方面军张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
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
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
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
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林育英 16日9时。”
第二封是：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
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
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
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
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24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5410548.html）
其要点是：共产国际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
的关系；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国
焘可成立直属国际的西南局。
作者正确地指出，这完全是“假传圣旨”。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披露：
“（1934年6月间）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叛变
后，上海局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
央的电讯联系中断。”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44410/8708509.html）
所以，红军草地分裂、一、三军团北上等等，莫斯科根本就不知道。莫斯科之所以要派
张浩来，就是为了恢复联系，哪来什么“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国
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
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的鬼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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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729 | 14 国际共运本是一神教，斯大林就是上帝，乃是裁决一切争论的最高权威。国焘闹的主要
就是中央政治路线错了，北上是逃跑主义。如今“天使”张浩却说，上帝完全同意中共
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那他还有什么理由闹下去？
更重要的是闻天和张浩在2月间发给国焘的电报。据向前同志回忆，该电报说：“育英
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中央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他们选择。一是北上陕甘。
二是就地发展。三是南下转战，与二、六军团会合，甚至转向云贵发展。
据向前说：“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既然是“一致”，国焘当
然也在内——“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的诱惑力无人可以抗拒。在当时的中国，毛子是个
纲，纲举目张，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盛世才、冯玉祥、孙文、蒋介石等人就是正面例
子，吴佩孚、张作霖、张学良等人就是负面例子。国焘岂有不知之理？何况张浩还给了
他一个体面的台阶：成立直属于共产国际的西南局，与陕北中央平行联系。
于是国焘等人决定暂留西康，待二、六军团（后改称二方面军）前来汇合后，再共同北
上。此时却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转折。据向前说：
“不知怎么搞的，张浩来电，反对这个计划，说：‘二、六
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
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并说：四方面军既已
失去北出陕甘的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
那时，中央红军主力已东渡黄河，向山西地区转战。形势错综
复杂，方针变来变去，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多亏朱总司令决心
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
后，共同北上。”
此事官修党史从未提及，看来反对二、四方面军北上的不是国焘，而是张浩。他是否出
于毛泽东授意，尚待考证，但官修党史说什么二方面军逼迫张国焘北上云云，却完全说
反了。
国焘和向前都说，他们如同策应一方面军那样，再度派出部队南下接应，阻击追敌。两
军于7月间在甘孜地区会合。两人都谈到会师后任弼时对草地分裂一事作了调查。国焘
说任的调查结论是：
“（一）四方面军之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
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早有反中央的倾向；（二）双方都有成见，
最先表现这种成见的，却是凯丰的文章；（三）一、四两方面军
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四）没有改政治
路线以前，毛儿盖的争执势所难免；（五）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
一三军团北上，没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适当的。但他觉得
这件事的酿成，一方面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太多，另一方面也是
四方面军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六）卓克基会议决定
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我的回忆》，第三册，302页）。
这当然是孤证。但向前的证词，似乎也不支持官修党史所谓“二方面军领导与张国焘斗
争”的说法。他披露了任弼时给贺龙、关向应等人的一封信，该信只是表达了他本人“
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的意愿，以及争论双方都认为“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
最高集体集权领导”迫切性与重要性，相信“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
利的成功”。除了只是要求“这边同志”在六中全会上作“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
之外，并没有谴责国焘以及临时中央的只言片语。
就这样，两军分道北上，经一个多月的跋涉，到达川北若尔盖县包座地区，继而向甘南
挺进，连克漳县、洮州旧城、洮州、渭源等县。1936年8月间，红二、四方面军终于来
到北国。
C、臣服
此时正值伪蒙军队进犯绥远，两广军阀发动“两广事变”，蒋介石无暇顾及红军，胡宗
南部南调。二、四方面军本来大有可为，却因毛泽东毫无章法的指挥，遭受了巨大损失
，陕甘苏区更因此陷入绝境。
不过，毛似乎也情有可原——形势苍黄反复，计划不如变化快，难免捉襟见肘。西北局
（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原拟趁虚向东南发展，中央却通知他们，中央已
与张学良商定了“西北大联合”的秘密计划：第一步，红军配合东北军进据甘西。第二
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给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尽可能夺取岷州
，以甘南为临时根据地，休整补充。据此，陈昌浩便指挥红军攻打岷州，却久攻未下。
此后因东北军久无动作，中央又改了计划，要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以四方面军
独力进取青海及甘西，联系新疆边境，询问他们有无把握。徐向前觉得独力取甘西无问
题，正欲动手，两广事变却已和平解决，胡宗南部回开兰州。于是中央又令他们停在当
地，把甘南陕南发展为战略根据地，和陕甘北根据地相呼应，并将西归的胡宗南部挡在
甘肃以东，准备冬季打通苏联。
此时胡宗南部正源源西进，陈昌浩乃提出，集中四方面军主力，伺机北出通渭、静宁、
会宁，与一方面军南北夹击西进的胡宗南部。朱德和张国焘都同意了该计划，但徐向前
不赞成。他认为红军将在西（安）兰（州）公路附近与敌决战，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
速，红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左右夹击。而且，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
那里人口稀少，无法养活大军。
向前这考虑确实有理，陕北完全是死地。中央当时就曾通报他们：
“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
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
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论地情则山多，
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
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
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
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
四方面军到甘南后仅个把月，占领地区的人口就有约八十万，为陕甘宁根据地的人口两
倍。向前说：“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还好些。”微言中似有大义在焉。官修党史口口
声声北上是活路，可中央折腾了足足一年，还是在死水里扑通，其安全度甚至不如国焘
相中的西康，至少那儿山深林密，不会被敌人轻易消灭。
有鉴于此，向前建议主力西进，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驻兰州的
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以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打通苏联。
这本是更合理的计划，看一眼Google地形图便知：陈昌浩提出的作战地域，正处于西安
到兰州的通道地带。其时陇海线虽未修到那个地段，但西兰公路早就修通了。红军南北
向运动，远不如国军东西运兵方便。选那个地域作战，正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
”。
然而这背时计划毛竟然也就批准了。但他又迅即变卦，说一方面军兵力有限，必须固守
现有根据地，因此决定只派出红一师向静宁、会宁一带出动，策应四方面军主力北进，
在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迎敌。徐向前至此叹曰:“这样，一、四方面军主力南
北夹击敌人的计划，就变成了四方面军北进，在西兰通道地区，独立迎击胡敌。我明白
这一仗很难打，但准备硬着头皮干。”（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张国焘觉得，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就很
不利。而且，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军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
，情形会好得多。因此他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
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
这计划（似乎就是徐原来提过但被否定的建议）遭到陈昌浩等人反对，却得到徐向前、
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人赞成，于是他们制定了新的方案：以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
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
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
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
计划最终也得到了朱德和陈昌浩的同意，于是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
部队开始行动。
以上是徐向前的说法。据杨奎松教授介绍，朱德可没有同意。他单独急电中央，撇清责
任：“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
本推翻这一原案。”“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33页）
或许就是因为内部出现了纷争，连陈昌浩都和他发生共事以来的首次尖锐争论，气得他
伤心落泪，一度扬言不干，国焘终于向陕北俯首称臣了。本来张浩的安排是，国焘将临
时中央改为直属于国际的“西南局”（北上后改名“西北局”），与陕北是平行关系，
但此时他再也挺不下去了。9月26日，他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联衔致电张浩、张闻
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
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我们当遵照执行”（同上，
235页）。
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后，国焘终于乖乖缴械投降。若要说这一年内真有过抵制反对他的
斗争，那也就只是在到达甘南之后。他投降之容易，恰好证明当初另立中央并非他一意
孤行，而是多数决定。
国焘缺乏敢作敢当的痞子劲（或曰丈夫气概），还在于他之所以臣服，乃是怕日后承担
责任。他明知中央的北上计划是扯淡，他们制定的“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
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但他怕日后被当成罪行，因此竟在强调了这一点后又说：“
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禁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同上，235-236页）。
既然他如此说，毛还会跟他客气？次日即以中央名义下令：“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
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同上，236页）
徐向前的证词则是：“中央来电，明令禁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我一、四方面军
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
领，有事实上达不到任务的危险。’”
这理由才是胡扯。既然要渡河，何处不可渡？既然要北上，河西又胡不可北上？如果朱
德等人一开头就听取了徐向前的正确意见，四方面军早就渡过黄河了。即使是按张国焘
后来的计划行事也不迟，那时胡宗南部尚未西归，循化、永靖一带空虚，全军渡河仍不
是问题。事实上，先头部队已在循化附近的河道试渡过几次。当时天气还没后来冷，既
然后来能在北面的靖远渡河，当然也能在该处渡河。四方面军过河后，蒋介石怕他们北
上打通苏联，必然要分兵拦阻，就无法合围河东的红军，张、徐设想的在河西策应一方
面军自靖远渡河也就有可能实现。即使不能实现，四方面军也完全可以在甘西、宁夏一
带建立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互为犄角之势，不至于如后来那样，三个方面军被铁壁合
围在一个狭小地带，延颈待毙。
可惜毛却否定了向前-国焘的正确计划，让四方面军坐失先机，去与一方面军合力对付
胡宗南进攻，指望着打上一个歼灭战再从容渡河。最后什么也没顾上：打仗被中央军重
创——二方面军受损严重，几乎彻底丧失战斗力，四方面军董振堂的红5军遭到敌机狂
轰滥炸，伤亡惨重，红4军与31军也节节败退；渡河也渡了个半拉子——30军、9军、5
军两万多人渡过河西，就此被隔断。就这半拉子，也全靠国焘见机快，在战役计划失落
后，迅即决定北上抢占靖远渡口抢下来的。如果不是彭德怀坚持要把31军留在河东，该
军也渡过去了。那么，即使4军留在河东，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力量也到了河西。若陈昌
浩过河后不听毛瞎指挥，自主行动，也未必会全军覆没。
这就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又一光辉范例。当然也是张主席自找的。若他有点魄力，径
自按原计划行事，趁敌人防守空虚，抢过黄河，在河西策应一方面军，形势也不至于如
后来那么绝望。他的担忧果然兑现了：陕甘北根本就养不了那么多兵，只能沿门托钵，
到处化缘。到了11月间，中共已向张学良借款共60万元，但甘北寒冬已至，河东近6万
红军每日所需，除了粮食、弹药和药品消耗之外，光是棉衣一项就耗费甚巨。洛甫不得
不急如星火地连连向莫斯科催款：
“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饿死冻毙者就多增加一人，
此非革命之福也。”
“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
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本月十五日
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
吃饭！”（同上，256-257页）
哪怕是在藏边与喇嘛活佛作伴，也没这苦楚吧？这就是北上的伟大光荣正确？天下哪有
靠向军阀借钱干革命的？伟大领袖怎么会想出把八九万人集中在只有40万人口的寡苦地
域内，专等莫斯科发钱来买米下锅？这种神机妙算可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哦。他老人家
只看到“合则力厚”，看不到合则嘴多，而力是要嘴来养的哦。如此高聚焦隧道眼，倒
与后来的“以钢为纲”有一拼。若不是西安事变马上就爆发了，国民党就是不围剿，只
需维持铁壁合围，饿也便饿死困在那拉屎不生蛆的绝地里的八九万人。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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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729 | 15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四）
十、结语
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争，若摒除权力斗争因素，无论用共产党的道义原则来衡量，还是以
单纯的战略策略眼光来看，都是错误与正确之争，毛泽东代表了错误，而张国焘代表了
正确。
用党的组织原则、特别是列宁手订的“民主集中制”来衡量，毛泽东与洋房子先生们结
成反张同盟，在与张会面前便制定了反对他的阴谋活动纲领，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剥夺
一位政治局委员理应享有的知情权，对他百般封锁党内政治情报与人事情报，隐瞒既往
的政策失误与军事挫败，更多次向他发动突然袭击，未经政治局或中央讨论，便在党中
央机关报上公开抨击张建立的完全符合列宁主义教导的“西北联邦政府”。
在张依据党章提出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后，毛泽东等人为了规避这一光明正大的挑
战，竟然恶人先告状，诽谤前来营救他们的四方面军广大将士是“土匪”、“军阀”，
甚至把四方面军忠实执行中央命令，放弃川北根据地全力援救中央红军当成战略失误加
以谴责，人为制造了两军的摩擦，激化了四方面军与中央的矛盾。此后，毛泽东等人不
是通过思想斗争来解决党内矛盾，却以封官市恩的剥削阶级政客手腕来息事宁人。等到
张国焘获得军权后，他们又陷入深深的恐慌，把革命战友张国焘当成拥兵自重的军阀，
把阶级弟兄、革命武装四方面军看成是随时会加害于自己的反革命武装。
当左路军陷入绝境，不得不中止北上，转回原地，双方战略计划出现严重分歧时，毛泽
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叶剑英等少数人竟然在中央大多数成员背后搞阴谋活动
，背着军委总负责人、红军总司令部以及前敌指挥部，用“兵变”的谎言欺骗其他中央
要人，违反党纪军纪，把由红军总司令部与前敌指挥部统一指挥的红一、三军当成私人
武装，擅自率领这两支部队夤夜外逃。为此不惜偷走前指作战用的军事地图，拐跑前指
赖以侦察敌情的电讯侦察队伍，擅自命令一、三军撤出原来的防区，置友军于危难之中
。以马列的正统观点来看，此乃分裂革命队伍、坑害战友的恶劣罪行。
更严重的是，毛周等人完全丧失了理智，为了权欲不惜孤注一掷，竟然把区区五、六千
红军战士当成保镖与肉盾，指望靠他们护送自己穿越大漠，逃入外蒙境内。用正宗马列
的眼光看来，此乃不折不扣的逃跑主义与冒险主义，既是被敌人吓破了胆，对革命丧失
信心，在强敌面前丧魂失魄不顾一切地落荒而逃，又是不顾客观情势、毫无胜算的冒险
赌博。
毛泽东等人到达陕北后，竟然串通共产国际代表张浩，背着国际搞阴谋活动，伪造了一
系列国际指示，欺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乃至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张国焘同志。这
更是彻底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欺君之罪”，理应受到党纪严惩。
从政治路线来看，张国焘的主张完全是正确的。当双方在毛儿盖地区争吵不休时，共产
国际正在莫斯科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了中共整个政治战略的大转向，规定我党必须
以抗日为新阶段的主要任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莫斯科更命令中共“联蒋抗
日”，放弃苏维埃与土地革命政策。西安事变后，中共乃正式宣布“三民主义为中国今
日之必需，我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改为推行与张在川北根据地与川康根据地
试行过的非常相似的政策。这一套后来被毛发展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今人
回顾历史，即使不能说毛泽东剽窃了张国焘的政治创新（盖那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共作出
的转向），也不能不承认张国焘远比中共其他领袖乃至莫斯科主子高明。早在国际召开
七大之前，他就自己摸索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雏形，而就是这“新民
主主义革命”获得了“苏维埃革命”从未获得的成功。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指控“王明中央”犯了政治路线错误，先是执行左倾盲动
主义，后又堕落为右倾逃跑主义，以极左的政治路线掩盖极右的军事路线，等等。这基
本上是抄袭张国焘在草地对中央作出的指责，证明毛泽东当年在草地联合“洋房子先生
”们硬说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若非毫无原则地撒谎，就是出于对马列理论的极度无
知。无论是哪种可能，似乎都可以说，张国焘是毛泽东的政治老师。毛在与他的纯权力
斗争中偷拳学艺，从此开始了从政客到政治家的转变。
从单纯的军事战略策略来看，北上搬兵也是急性自杀，远不如在藏边蛰伏安全。若没有
陕北根据地救中央，则全军一旦开进黄土高原，势必重蹈长征覆辙，陷入无止境的流动
作战，绝无可能立定脚跟，从头创建根据地。既然“试错法”已经证明一方面军不可能
在云贵立足，毛周等人又是哪儿来的信心，认定可以在交通远比云贵方便的黄土高原上
取得成功？
即使有陕北根据地为红军提供一个休养生息的狭小空间与短暂时间，北上也是死路一条
。诚如张国焘在最后一封电报中指出的，陕甘完全是死地，盖该地域位于所谓“河套”
之中，三面由黄河包围，缺乏回旋余地。蒋介石只需靠陇海铁路与西兰公路从内地源源
运送中央军来，从南向北进攻，红军势必陷入背水作战的困境。换言之， “几”字状
的黄河等于天然封锁线，使得国军可以集中运用兵力于一面，使得红军拿手的“诱敌深
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战略无所施其伎，而这恰是红军在宁夏战役后陷入的绝境。
毛泽东“打通苏联”计划中还有个致命缺陷：他在长沙中师上学时地理没学好，以为北
上即能打通苏联，却完全忘记了陕北并非边疆而是内地，从西安到外蒙边境的纬度差，
约等于西安与桂林之间的纬度差，其间还有宽达将近五百公里的沙漠，而沙漠以南还有
河套的包围。事实证明，漫说靠区区红一、三军团，即使是合整个红军之力也休想打通
苏联。前已述及，红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北上后，敬爱的党中央发起了“宁夏战役”，
投入了红军全力，以四方面军作先锋，企图攻占定海营（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白音浩特
），接应苏联提供的大量军火。但胡宗南部很快就突入红军防区，夺取了黄河渡口，将
红军分割在黄河两岸，渡过河去的两万多人被隔在河西（即后来全军覆没的西路军），
未能渡河的四万多人则在河东陷入重围，被压缩在定边、盐池以南，豫旺堡以东，曲子
镇以北的狭小地段，延颈待毙。
更可笑的是，张国焘早就预见到的事果然发生了。斯大林生怕刺激日本人，不敢通过外
蒙援助中共。虽然他一度表示“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季米特洛夫也曾同意通过定远营向中共输血。然而在伪蒙军队入侵绥远东部以后，斯大
林吓得立刻就变卦了，让国际给中共下令：“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你们是不可能的，因
为……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
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
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 （122）。
这一次就连地理没学好的知青们也知道做不到了。中共中央只能万般无奈地回报主子：
“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
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123）
所以，事实证明北上搬兵与毛后来发动的土高炉炼钢一般，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可笑的是，毛泽东等人到了甘南榜罗镇后，竟然还策划派出一支部队去打通苏联，取得
外援——区区陕甘支队，加上红15军团也就一万三千人马（彭德怀提供的数据），如此
弱小的力量，还要派出更小的偏师去打通苏联，这种计划只有疯子才想得出来。更有趣
的是，红一、三军吃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栖身之地，毛泽东却没等众人喘
过气来，竟然又力主扔下根据地全师而出，攻入山西，挺进绥远（今内蒙一部），打到
中蒙边境去，幸亏中央大多数人反对，红军才未踏上这毁灭之路。
毛泽东如此热衷于疯狂冒险，说来也怪不得他：陕北本是死地，只有40万人口，却要养
活三万多红军（此据徐向前，据彭德怀说，陕北红军原为一万三千，东征山西后增加了
七千新兵，应为两万左右），就算国府不来打，也只能自毙。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是
：“陕北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东侧黄河，
北靠沙漠，西面荒凉，人烟稀少，虽不易形成白军四面‘围剿’的局面，而红军本身的
发展也有困难。”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毛明知如此，却居然还要一、二方面军六万人马挤进这早已人满为
患的死地来，莫非40万人口能养活八九万红军不成？平均不到5人就必须养活一个大兵
，哪怕是富庶如江南或广东也休想指望，何况还是在陕北那种拉屎不生蛆的穷山恶水中
。
最奇怪的还是，在国军准备围剿时，他不留下一、二方面军在外线分散敌人的兵力，形
成彼此策应、相机夹击敌军的野战军集群（如后来国共内战三个野战集团军在中原、华
东一带形成的著名的“品字形”），却生怕敌人不能把自己一网打尽，特地将兵力收缩
于一个狭小地域中，坐待敌军来全歼！这到底是什么龟孙子兵法，老芦迟钝，还真是搔
破脑袋都无法领悟。
这里唯一言之成理的解释，便是他指望靠杂牌部队为他构成外围人盾，以避免嫡系部队
被中央军歼灭。这或许就是他出尔反尔，先同意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国军，后
又变卦，声言一方面军主力必须保护根据地，只肯派出一个师的真正动机所在。然而让
杂牌部队困在狭小地域中瘐毙，又岂如让他们在外线运动歼敌、分散敌军兵力那样更能
保护自己？唇亡齿寒，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四方面军不过约五万人，就算全体构成人
盾，磨耗起来也相当迅速，等到磨到只剩下“包子馅”时，又该如何去抵挡国军的绞杀
？
就是因为毛泽东在大战略（全军北上）、小战略（全军集结于陕甘北）上的一系列昏招
，才使得二方面军遭受重创，基本丧失战斗力，而四方面军被国军斩为两段，留在河东
的余部与一、二方面军一道陷入国军铁壁合围。这是红军起事以来第一次面临全军覆没
。政治局为此在11月13日召开会议，决定放弃陕北再度突围长征，于当日电告共产国际
，因宁夏战役失败，“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
、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分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之后或出山
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定”。（124）
然而事态很快就恶化到连这一设想都无法实施了。7天后，张闻天向国际报警：“红军
主力在现地区不利作战时将被迫恐怕得准备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
（125）。
由此可见，情势已经恶化到了红军只能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去打小股游击战争的严重
地步。幸亏20多天后西安事变就爆发了，我党这才幸免灭顶。
因此，历史事实证明了周毛的北上方案乃是快速自杀，远不如国焘同志的慢性自杀。不
是北上方案换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是张学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这完全是偶然事
件——如果老蒋不派他去剿共，则红军就被彻底歼灭了。北上本是个馊主意，却因机缘
凑巧撞上了个张学良，因此歪打正着，让“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
（毛泽东语）。在我看来，这纯粹是撞上了大运：明明是臭着，却引出了做梦也想不到
的大好结果。
当然，“历史规律”的信奉者们可以强辩说：蒋介石派张学良去剿共是必然的，而张学
良勾结红军劫持蒋介石也是必然的。这或许也有点道理。如果中央听了张主席的话，龟
缩在藏边，则未必会引起蒋介石注意——前文已经说过了，那并不对谁构成威胁，也无
滋长后患，听其自生自灭可也。所以他未必会派张学良去剿匪，派了张也未必会去，去
了也未必能劫持蒋介石。但到了陕北就不一样了，政府运兵方便，张也没有什么理由拒
绝。所以，若中央不流窜到陕北去，则西安事变是不可能发生的。
然而这还是帮不上“唯意志论（约等于“唯天才论”）”信奉者什么忙，盖诸位总不能
硬说，周毛当初在两河口、毛儿盖那些不毛之地就掐指算定这些后事，决定北上去引起
西安事变发生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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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729 | 16 总而言之，如果减去张学良兵变的偶然因素，则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必将导致我党我军的
彻底毁灭。只是这事前毫无可能预知的偶然因素出现了，才打破了毛泽东的昏招的必然
结果，使我党我军不但幸免于难，而且趁抗战之机大规模崛起，以致毛泽东可以用偶然
因素导致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当年神机妙算的伟大光荣正确。可笑的是，后人竟然也傻
傻地跟着相信，伟大领袖真是诸葛亮那样的神人，有着改天换地、挽狂澜于既倒的大神
通。
国焘与润之的斗争，是我党汰优存劣的逆向筛选机制的伟大胜利。他的失败似乎可以说
是必然的，盖他第一不搞阴谋诡计；第二不兴阳奉阴违，无论是觉得共产国际的中国政
策错了，还是发现中央政治路线出错，他每次都立即说出来，甚至不惜作为反对派代表
到莫斯科去，在布哈林面前慷慨陈词；第三，他没有润之式不惜自伤求得对方退让的泼
皮狠劲，而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这些都是不利于在残酷无情的权力斗争中存活的主
观气质缺陷。
相比之下，毛泽东在这方面具有的雄厚主观优势，根本不是国焘可以望其项背的。他第
一专搞阴谋诡计，不是在背后密谋暗算同志，就是对同志发动突然袭击，要么出尔反尔
，将竞争对手诱入绝地，要么捏造谣言，将半心半意的同志骗上贼船，把他们捆在自己
的战车上；第二对上阳奉阴违，对下狐假虎威。他当家后便一手把持了与共产国际的电
讯联系，只向中央传达他觉得对自己有利的指示，隐瞒一切不利的指示。对主子则巧言
令色，百般讨好哄骗，因而从未如国焘那样，因为直陈胸臆，开罪国际，而被戴上“老
机会主义”的帽子，甚至被召到莫京去问罪；第三，他只求达到目的，既不择手段，更
不顾后果，从不管自己的行动会给全党带来何等深重的灾难，因此每次都能吓得同志让
步，以致他反复使用这种混混式讹诈手段，却每次都能如愿以偿，最终爬上权力顶峰。
人们难免会猜想：如果国焘在与毛的较量中胜出，中国人后来的日子会不会好过得多？
这是当然的。无论是谁取代毛当国，起码可以逃过“大跃进”与“文革”的浩劫。但若
国焘胜出，则我党绝无希望上台，原因已在旧作中说过了：国焘没有足够的狡诈、无耻
与胆魄，不可能如毛泽东那样力排众议，不顾全党反对，坚持“扩大革命武装”，抓住
抗战这千古难逢的良机崛起。因此，从党的利益来看，国焘败给润之，倒不能算是什么
损失。
我党真正可以责备国焘同志的，是他缺乏足够的胆量与气魄（用索尔兹伯里的话来说是
“柔弱”），因此竟然在到达甘南后，主动向陕北中央俯首称臣。其实他毫无必要这么
做，盖国际代表张浩原来作出的安排，是以他为首的西北局直属国际领导，与陕北中央
发生平行联系。如果他坚持执行这伪造的“国际指示”，则谁都没有话说，盖莫斯科是
我党必须绝对服从的老板。因此，他完全有足够的革命权威保持行动的独立自主，拒绝
服从陕北中央将全军投入死地的乱命，而是及时渡过黄河，在甘肃、宁夏开辟根据地，
如此即可避免宁夏战役的惨败，以及全党全军在此后陷入的绝境。
然而他却丧失了坚持与陕北分庭抗礼的胆气，竟然自动缴械投降。这等于向部属公开承
认，当初另立中央是错误的，乃是一种反党罪行。这不但注定了他本人日后的没落，更
使得陈昌浩、徐向前等人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从此只敢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乱命
，致使两万一千多人的“西路军”全军覆没。推原祸始，这不能不说是国焘因缺乏胆魄
而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惨痛损失。
参考文献：
1、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15页。
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40页。
3、《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澄清始末》，《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10/24/content_3675981_1.htm）
4、《长征路上，任弼时和张国焘的斗争》，《书•刊•报》
5、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网络版http://www.tianyabook.com/lishi/changzheng/25.htm ;
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32页。
7、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10页、14页。
8、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69页。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57页。
1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01页。
11、《李宗仁回忆录》，244页，241-24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2、《龚楚将军回忆录》，408-409页，561-567页，明报出版社，1978年。
13、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演变 》，《炎黄春秋》
2009年第3期。
14、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57页、166页。
1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27页。
16、《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465-
4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7、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75-176页。
18、同上，174页；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17页。
19、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75页。
20、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17页。
2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27页。
22、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23页。
23、《徐陈给林聂彭电》，1935年10月11日，《西安事变新探》，22页。
2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419页。
25、同上，427页。
26、同上，443页。
27、同上，444-445页。
28、《朱张致林聂彭李徐刘程吴并转张毛周王博等电》，1935年11月4日，转引自杨奎
松：《西安事变新探》，22页。
29、《我的回忆》，第二册，275页。
30、同上，118页。
31、同上，280-282页。
32、同上，461页。
33、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5-36页。
34、《我的回忆》，第二册，463页。
35、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68页。
36、《聂荣臻回忆录》，283-2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37、《我的回忆》，第三册，141页、150页
38、《龚楚将军回忆录》，406页。
39、《西安事变新探》，20页。
40、《中国纪事》，168-169页。
41、《西安事变新探》，14页。
42、《中国纪事》，171页。
43、同上，168页。
44、同上，172页。
45、《我的回忆》，第三册，224页。
46、《聂荣臻回忆录》，279页。
47、《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电子版。
48、《彭德怀自述》，网络版，http://www.jysls.com/thread-154958-1-1.html。
49、《聂荣臻回忆录》，283页。
50、《我的回忆》，第三册，248，256-257页。
51、同上，236页。
52、《中国纪事》，180页。
53、同上，172页。
54、《吴法宪回忆录》，78-80页。
55、斯诺：《红星照耀着中国》，转引自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100页。
56、《我的回忆》，第三册，246页。
57、同上，233-234页。
58、《中国纪事》，180页。
59、《沙窝会议》，《人民网•长征纪念馆》，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09.html ;
60、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电子版。
61、《我的回忆》，第三册，234页。
62、同上，232-223页。
63、《中国纪事》，176页
64、《我的回忆》，第三册，241-242页。
65、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66、《我的回忆》，第三册，245-246页。
67、《聂荣臻回忆录》，278页。
68、《芦花会议》，《人民网•长征纪念馆》，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10.html。
69、《中国纪事》，176页。
70、《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79/40482/4945164.html ;
71、《西安事变新探》，15页。
72、《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73、《我的回忆》，第三册，253-255页。
74、《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75、《我的回忆》，第三册，255页。
76、同上，256-259页。
77、《中国纪事》，176-177页。
7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5-36页。
79、同上，127-128页。
80、《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81、《我的回忆》，第三册，260页。
82、《中国纪事》，179页，181页。
83、同上，155页、157页。
84、《我的回忆》，第三册，267页。
85、《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86、王海林：《对1935年9月9日 “密电” 的疑问与思考》，http://162.105.7.161:8080/tuanwei/xuelin.files/shhm/shhm_1.doc ;
87、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华文出版社，2002年，340页。
88、《巴西会议》，《人民网•长征纪念馆》，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00.html ;。
89、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黄春秋》，1993年第1 期。
90、《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91、《中国纪事》，185-187页。
92、洛甫：《整风笔记》，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0页。
9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67页。
94、《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95、《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96、《中国纪事》，188页。
97、《俄界会议》，《人民网•长征纪念馆》，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599.html ;。
98、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3页
。
99、《西安事变新探》，22、23页
100、同上，241页。
101、同上，22页。
102、《榜罗镇会议》，《人民网•长征纪念馆》，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598.html。
103、《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104、《我的回忆》，第三册，272页。
105、同上，278页。
106、同上，272-273页。
107、《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108、《我的回忆》，第三册，273、276页。
109、张戎、哈利代：《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
恩怨怨》。
110、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11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78-279页。
112、黄禹康：《反张国焘分裂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张浩》，《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5410548.html。
113、金一南：《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44410/8708509.html ;
114、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115、《我的回忆》，第三册，302页。
116、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117、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33页。
118、同上，235页。
119、同上，235-236页。
120、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121、《西安事变新探》，256-257页。
122、《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3日，同上，244页
。
123、《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8日，同上，246页
。
124、《西安事变新探》，259页。
125、《洛甫致国际书记处电》，1935年11月20日，同上，264页 |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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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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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
发帖数: 25729 | 19 嗯
你比较有思想
俺就不行
没啥思想
就是人云亦云
老将和我党的东西都看
发现我党的东西经不起推敲
【在 m*****e 的大作中提到】
: Re,不错，大部和我老所见略同。。
: 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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