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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541 | 1 “永远是反对派”的西尼亚夫斯基
本文摘自于《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张捷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年11月第1版
一
西尼亚夫斯基开始吸引笔者的注意，是在1989年。这一年的《十月》杂志发表了他
以捷尔茨的笔名在西方出版的《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一书的一些片断，在苏联知识
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件事下面还要作详细介绍）。当时笔者虽不赞成他用那
样的笔调来写普希金，但觉得这个人有才气，看问题有他独特的视角，于是便开始
收集有关他的材料，并且曾在他过去的同事前来我国访问时打听过他的情况，逐渐
对他的生平和创作有了一些了解。
这位文学研究者和作家有着与他的同时代人相似的经历。他生于1925年。卫国战争
后期当过兵，曾在某军用机场服役。战后上了莫斯科大学语文系。1949年本科毕业
，接着当了研究生，1952年通过论文答辩后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做
研究工作，学生时代发生了一件对他此后的生活道路有一定影响的事。1947年，当
时法国驻苏陆海军武官佩尔蒂埃将军的女儿艾伦到莫大语文系学习，成为他的同学
。他对艾伦有好感，与她有较多的交往。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前身）人员认为艾
伦是一个“有用的人”，当他们发现西尼亚夫斯基与艾伦关系比较密切后，便要他
注意艾伦的行动，并建议他向艾伦求婚，设法让这个法国姑娘加入苏联国籍。可是
西尼亚夫斯基没有照国家安全部的要求去做，却把这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艾伦。
结果两人没有成为情人，却成了朋友，这件事西尼亚夫斯基在他的带有自传性的小
说《晚安》里作了叙述。
1955年，西尼亚夫斯基认识了玛丽娅·罗扎诺娃，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与她结了
婚。两人虽然观点和志趣相同，但是个性有很大差别。接触过西尼亚夫斯基的人都
说他文静沉稳，性格比较内向，与人交谈时喜欢听对方说话，自己不轻易发表意见
；而罗扎诺娃情感外露，心直口快，有时甚至显得相当泼辣。这两人结合后却相处
得很好。罗扎诺娃不仅成为西尼亚夫斯基的终身伴侣，而且成为他的合作者、帮手
和代言人，罗扎诺娃发表的许多意见，实际上就是她的丈夫的意见，后来的许多事
情都是他们夫妇俩一起商量着干的。
西尼亚夫斯基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开头走的是一般研究人员共同的道路，而且在
事业上比较顺利。他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参加了科学院的《俄苏文学史》的
编写，其中的高尔基专章就是由他执笔的。如果他身上不存在他后来说的“个性二
重化”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和批评家
而终其一生。可是这种“二重化”很早就存在，在他身上学者和作家共生，也就是
说，他既具有学者的禀赋，又具有作家的气质，而那个“喜欢走禁止通行的道路和
采取各种冒险的步骤”以及时讽刺、夸张、幻想、怪诞的笔法有特殊爱好的作家愈
来愈要求顽强地表现自己。于是他开始写小说，并从敖德萨一首歌谣里取来其中所
唱的犹大血统的窃贼捷尔茨的姓名作为自己的笔名。从此之后，在发表文学研究著
作时他用自己的真名，而在小说下面则署名捷尔茨。西尼亚大斯基本人个儿不高，
长着一把大胡子，戴着眼镜，一看就是一个典型的书生；而根据他的设想和描述，
捷尔茨要比他年轻，瘦高个儿，留着小胡子，头戴鸭舌帽，两手插在兜里，一摇一
晃地走路，嘴里随时都会蹦出刺耳的脏话来。可见，西尼亚夫斯基身上共存的是两
个外表和性格都不相同的人。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孪生”现象，不过他又承认，捷
尔茨只不过是“文学的面具”，这不单纯是一种虚构，在某些地方与他本人“长在
一起”，要把两者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文学评论》1992年第10期第32页）。
就这样，西尼亚夫斯基一面做他的研究工作，一面写小说，从1955年起陆续写了6个
短篇（《在马戏团里》、《普亨茨》、《你和我》、《租房者》、《写作狂》、《
结薄冰的天气》）和两个中篇（《审判正在进行》、《柳比莫夫城》），把这些小
说连同论文《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交给上面提到过的艾伦·佩尔蒂埃，托她
送往国外。不久这些作品以捷尔茨的笔名陆续在西方发表。
西尼亚夫斯基的小说大都是用讽刺、夸张的笔调写的，其中充满着怪诞的情节和幻
想的成分，从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苏联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不能接受
的，甚至是厌恶的。他的那篇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用的也是讽刺的笔调，
对一直被人们奉为苏联文学基本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进行了嘲弄，
说这种方法更接近于古典主义。当时像西尼亚夫斯基那样把作品送到国外发表的还
有作家兼翻译家达尼埃尔。他们的作品在西方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政治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当局加强了思
想上的控制，对刚刚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政策。1965年9月有关部
门以进行反苏宣传的罪名逮捕了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
，在苏联国内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作家叶廖明和批评家凯德琳娜等人发表文章对西
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行为进行了谴责，而楚科夫斯卡娅、科尔尼洛夫、罗德尼
扬斯卡娅等人则为他们辩护。1965年12月初，有人在莫斯科某些高校散发了一份《
告公民书》，号召人们参加定于12月5日在普希金广场上举行的集会和游*。据估计
，后来这次集会的参加者大约有200人，他们提出了“尊重苏联宪法”、“要求公开
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口号。这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第一次自发的政
治示威活动。与此同时，某些国家的文化界人士纷纷打电报给苏联有关部门和知名
人士，要求释放两位被捕的作家。这样一来，两人的被捕成了具有国际政治影响的
事件。1966年2月，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案件进行了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
在他的最后陈述中和达尼埃尔一样不承认自己有罪，继续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应
该有自由创作的权利。结果两人被分别判处了7年和5年徒刑，接着作协莫斯科分会
开除了西尼亚夫斯基的会籍。
法庭判决后，知识界一部分人拥护法庭给予的惩罚，而另一部分人则表示强烈反对
，拥护者当中包括西尼亚夫斯基的母校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的部分教师和他的工作单
位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他们或给报纸写信，或召开会议，以表
明自己的态度。著名作家柯切托夫在《十月》杂志撰文指责西尼亚夫斯基从事“肮
脏的职业”，反对法庭判决的人则继续为两人辩护，并为减轻他们的刑罚而奔走。
正好这时召开苏联二十三大，于是62位作家写信给大会主席团说明他们对这次审判
的看法，他们认为审判过程中没有提出能证明两人“蓄意反苏”的充分证据，因此
判决过重；他们还特别指出，这次抓住一些讽刺作品判作家的罪的做法开了一个“
特别危险的先例，会阻碍苏联文化的发展”。他们请求当局允许保释这两位作家，
肖洛霍夫在大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对公开信的答复。他把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
的行为称为“对祖国的诽谤和对我们的一切最光明的东西的诋毁”。他说，有人居
然还要为这两人辩护，他为他们而感到羞耻。他指出，如果这两个“妖魔”生活在
不是严格按刑法的条款办事，而是“以革命的法制意识为准绳”的20年代的话，那
么他们将会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肖洛霍夫的发言引起了某些作家的不满，上面提
到过的那个楚科夫斯卡娅再次站出来替被判刑者说话，她发表了致肖洛霍夫的公开
信，驳斥了肖洛霍夫的说法。1967年，持不同政见者金兹堡在西德法兰克福出版了
他编辑的关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的“白皮书”，又掀起了一场风波。总
之，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被捕和受审是60年代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
件，这是进行公开审判的第一个政治案件（在这之前曾对诗人布罗茨基进行了审判
，但主要指控他“过寄生生活”），苏联当局本来希望通过它的审判抑制一下日益
活跃的地下出版活动和正在掀起的把作品送往国外发表的浪潮的势头，但是没有达
到预期的目的，相反，却加深了一部分作家的对立情绪，并使得同情持不同政见者
的人有所增加，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一位自由派批评家把
这次审判看作“20世纪俄罗斯自我意识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
西尼亚夫斯基认为“艺术比生活更高，更重要”（《图书评论报》1989年1月13日）
，选择了献身艺术的道路。他说，“我不是道德说教家，不是政治家，对我来说没
有任何目标明确的任务，我只不过是一个作家——一个相当轻浮的人”（《独立报
》1997年2月26日）。他强调自己不属于某个运动和某个持不同政见者团体，他的那
些被视为异端的思想一般不通过社会活动表现出来，而主要表现在写作中，他有他
特殊的审美观点和艺术趣味，他说，如果要他用通常方法写作或者照人家吩咐的那
样去做，那么他就会感到没有意思，甚至会干脆放弃写作。他喜欢现代主义以及当
时受到批判和冷落的一切，把自己的艺术观归结为“幻想的现实主义”（《图书评
论报》1990年1月26日）。据他自己说，由于政治和社会制度不是他研究的“专业”
，所以他很少直接就社会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他同苏维埃政权的分歧主要是审美上
的，或者说是风格上的分歧。他强调这种分歧同样是很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并且
举父与子两代人在对待音乐的不同爱好（前者欣赏古典音乐，而后者喜欢流行歌曲
）无法调和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文学报》1995年10月4日）。事情也许确实像他所
说的那样，他与苏维埃政权的冲突开头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发生的，他赞成所谓的“
纯粹的艺术”，反对功利主义；他的艺术趣味是同苏联当局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的要求大相径庭，加上他主张创作绝对自由，不愿受任何约束，因此他感到生活
在这个社会里无法做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觉得自己是“另一种人”，在小说《普
亨茨》里他曾谈到他自己的这一感受。这种情绪的进一步发展，自然会产生对现实
和整个社会制度的不满。从他的小说里己可看到这种不满，这样他同苏维埃政权的
分歧已经超出了审美或所谓风格的范围了。他和达尼埃尔的作品在国外发表后，西
方及时抓住它们作为宣传材料来利用，它们所产生的已完全是政治影响了，这也许
并不符合西尼亚夫斯基创作和发表这些作品的初衷，但是客观的效果就是如此。
西尼亚夫斯基被判刑后，被送到某地劳改营服刑，根据克格勃的指示，劳改营安排
他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让他当装卸工，在劳动之余，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合
唱中的一个声音》，另一本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他把这两本
书的内容写在小纸片上，利用一个月能往外寄两封信的权利，把这些写满字的纸片
作为书信寄给妻子。后来这些纸片整理成书后送往国外，分别于1973年和1975年在
西方出版。除此之外，他还动笔写第三本书《在果戈理的影子里》。1971年西尼亚
夫斯基被特赦而提前释放，两年后他获准出国，开始过政治流亡者的生活。
二
1973年西尼亚夫斯基携带妻子罗扎诺娃和幼子叶戈尔离开苏联，到法国巴黎定居，
不久他被聘为巴黎大学教授。我们知道；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由于种种原因苏联出
现了它历史上的第3次出国潮，相当多的作家陆续移居国外。随着西尼亚夫斯基、索
尔仁尼琴、马克西莫夫等人的先后到达西方，侨民作家队伍有所扩大。他们办刊物
和出版社，开展各种活动，显得甚为活跃。与此同时，这些作家根据观点划线，各
立门户。他们主要分为两派，一是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的西方派，二是带有民族主
义倾向的俄罗斯派。西尼亚夫斯基就观点来说接近西方派，但反对拉帮结派。开头
他曾与俄罗斯派的人交往，不久发现那里“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十分清楚，
而且内部等级森严，说话做事都有严格的规矩。用罗扎诺娃的话来说，那里有他们
自己的“王公贵族”，有他们自己的“巴黎省委”和“佛蒙特中央”（她这样说，
因为索尔仁尼琴定居美国佛蒙特州），自由放达、不愿受任何约束的西尼亚夫斯基
自然对这种环境很不习惯，过去在国内他觉得自己是“另一种人”，现在到了侨民
中间仍然有这样的感觉。
在定居巴黎之初，西尼亚夫斯基曾一度与马克西莫夫合作过，当过后者创办的《大
陆》杂志的编委，在该杂志第1期（1974）上发表了《俄罗斯的文学过程》一文，这
篇文章不仅引起马克西莫夫等人的不满，而且受到许多侨民作家的批评，他的文章
在谈到当时许多人被迫离开祖国的情况时说：“有的人在摆脱束缚争得自由后发了
疯。有的人生活穷困，在这辽阔的、如同真空的异国海洋里寻找着可以依靠的俄罗
斯的东西。但是人们仍然在不断外逃。俄罗斯母亲，俄罗斯母狗，你一定会因再一
次把你抚养大的孩子扔进污水坑而遭到报应！”（《大陆》第1期[1974]第183页）
不料“俄罗斯母狗”这几个字引起了一些侨民作家的极大愤慨，西尼亚夫斯基被他
们称为“仇俄分子”，遭到了严厉的谴责。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因为他觉得他那
么说只不过是发泄积压在心中的怨恨而已，并不表明他仇恨俄罗斯，不久他同马克
西莫夫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便退出了《大陆》编委会，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比
在莫斯科时更为复杂。过去在莫斯科时，如果作品无人愿意刊登，还可以把手稿托
人送到西方去；而现在他身在西方，他写的东西如果不合侨民刊物的口味，这就没
有别的出路了。为了摆脱困境，西尼亚夫斯基夫妇便决定自筹资金，创办自己的刊
物。他们给这刊物取名《句法》，并于1978年推出了第1期。
1975年，西尼亚夫斯基在劳改营里写成的《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一书在伦敦出版，
在俄罗斯侨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根据罗扎诺娃后来的叙述，这本书是根据她
的建议写的，在西尼亚夫斯基被捕前的几个星期，当时气氛已十分紧张，罗扎诺娃
对丈夫说，你干吗老写阴沉沉的东西，能不能给我写一点快乐的、温柔的东西？于
是他便决定写普希金，写作工作在他受审期间已经开始，在劳改营服刑时才最后完
成。西尼亚夫斯基没有专门研究过普希金，但是他熟悉普希金的作品，书中不少诗
句是根据记忆引用的。因此这是一本在特殊环境里以一种特殊的心情写成的一本特
殊的书。
西尼亚夫斯基认为普希金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和内心非常快乐的人”，是一个“爱
笑的天才”。他用诙谐的、戏谚的、甚至带有调侃味道的笔调来写普希金的这些特
点。他说，他想“不从堆满花圈和竖着雕像的正门”进入普希金著作的殿堂，而想
借助于“市井传说和笑话”来认识普希金。书的一开头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
的普希金就那么伟大，他除了写过10多个剪裁和缝制得很巧妙、没有话可说的剧本
之外，实际上就那么出名吗？”作者在谈到普希金的创作道路时，说他是“迈着色
情的小脚跑上诗坛的”。书中对普希金的为人和创作作了描述和发表了不少议论。
如果从字面上去理解他的话，那么会觉得普希金是一个相信命运、顺从、灵魂空虚
、举止轻浮、爱追逐女人、喜欢搬弄是非、没有高尚情操、冷漠懒惰的人。这样的
普希金，自然不符合一般人心目中的诗人的形象，因此他的这种写法受到了许多人
的反对，被看作是对诗人的不尊重的表现。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对普希金的扼杀
”。侨民批评家们纷纷撰文批判西尼亚夫斯基。有一个名叫古利的老批评家称这本
书为《下流胚和普希金一起散步》。
总之，西尼亚夫斯基到西方后，不断遭到侨民作家（主要是其中的俄罗斯派）的批
评和非难。法国斯拉夫学者奥库蒂里埃教授曾收集有关的材料，1981年在洛杉矶召
开的研讨会上做过题为《对捷尔茨的第二次审判》的报告。
大概主要是由于意见分歧，西尼亚夫斯基与作为俄罗斯派首领的索尔仁尼琴的关系
一直不甚融洽。他在1975年初曾给索尔仁尼琴写过一封公开信，信中说道：“我并
不反对您。我反对的是那种‘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和以‘中央’自居的派头，反对
您当书刊检查官，反对您拥有确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权利。恕我直说，
即使像您这样的人也无权伤害俄罗斯刚刚恢复知觉的身心。我们为争取不看领导的
眼色、而根据自己的愿望想事和说话的权利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太大了……我们还要
相互压迫，进行排挤和孤立到何时呢？”（《句法》第31期[1991]第162页）后来两
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索尔仁尼琴在《我们的多无论者》一文（1983）里不指名地
批评了西尼亚夫斯基，后者则发表题为《索尔仁尼琴是新的统一观点的制造者》一
文回敬他。于是索尔仁尼琴又翻出了八九年前发表的《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一书大
做文章，摘出其中大量他认为对普希金不敬的词语，指责西尼亚夫斯基利用刚刚获
得的言论自由来“打击”作为“俄罗斯的无可争议的精神权威”的普希金。西尼亚
夫斯基也写了《妄加猜测》一文进行反驳，这样围绕《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一书又
爆发了新一轮的争论，西尼亚夫斯基在他的文章里说他的这本书是作为他在法庭上
的最后陈述的续篇来写的，虽然用的是另一种笔法，但是目的都是为了“替自由的
创作辩护”，他指出索尔仁尼琴喜欢的是普希金关心俄罗斯帝国、具有爱国主义感
情、承认书刊检查制度、揭露美国、批评拉季舍夫等特点，这是“索尔仁尼琴的普
希金”，而不是他西尼亚夫斯基的普希金，他反对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
人。文章作者还指出，他在书里有时用的是讽刺和戏谑的笔调，而索尔仁尼琴却当
真了，“现实主义地”理解这一切，并作出“愤怒的回击”。显然他认为是索尔仁
尼琴没有读懂他的书，误解了他的意思。（见《新世界》1992年第4期第204-210页
）
西尼亚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的这场争论是1984年在侨民刊物上进行的。5年后，随着
《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一书的“回归”，苏联国内又围绕着它爆发了一场规模更大
、影响更广的论战。《十月》杂志1989年第4期发表了该书的一些章节以及格罗斯曼
的中篇《一切都是流动的》后，持传统派观点的政论家米哈依尔·安东诺夫、雕塑
家克雷科夫和数学家沙发列维奇（他是索尔仁尼琴的“战友”）3人联名写信给传统
派控制的俄联邦作协书记处，责问当时作为俄联邦作协机关刊物的《十月》为什么
发表“仇俄的作品”。书记处决定公开发表这封信，并决定召开会议讨论《十月》
杂志的问题。
当时苏联文学界的自由派和传统派正在进行激烈的“内战”。联名信发表后引起了
各方面强烈的反应。《十月》杂志主编、靠拢自由派的阿纳尼耶夫接连发表谈话进
行反驳，说对方是企图“在民族思想的幌子下复活那种动不动就进行镇压的思想”
。基本上由自由派作家组成的笔会中心执委会发表声明，指责联名信的作者和俄联
邦作协侵犯创作自由，说他们的做法是对公开性和民主的挑战，是对行政命令制度
的怀念。传统派报刊接连发表读者来信，谴责西尼亚夫斯基的“仇俄行为”。一些
读者认为他的这本书是对“俄罗斯民族的天才”的恶毒攻击，说他的刀子“不仅扎
在俄罗斯诗歌的心上，而且也扎在我们心上”；另一些读者则指出，普希金是“俄
罗斯的神圣尊严”，是“俄罗斯人民的良心”，西尼亚夫斯基的所为是“对俄国神
圣尊严的亵读”，发表他的作品是“对祖国的犯罪”。有人甚至提出要成立“保卫
普希金协会”。接着俄联邦作协书记处开会讨论《十月》杂志问题，作出了更换该
杂志主编的决定。阿纳尼耶夫在自由派的支持下进行了抵制。
这场争论是自由派和传统派之间的一次较量。在争论中，几乎把引起争议的作品抛
到了一边，说得最多的是如何看待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触及到了敏感的
民族关系问题。这场争论远远超出了文学界的范围，许多政界人士都参加了进来，
这样它就成为当时社会上的政治思想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和普希金一起散步》这本书的内容来看，似乎还不能得出它的作者厌恶和仇恨
普希金的结论，根据西尼亚夫斯基的自述，他从小喜欢普希金的诗，能背诵他的许
多作品。因此罗扎诺娃在反驳论敌时间道：难道一个仇恨普希金的人能熟记他的这
么多的诗篇吗？照笔者的看法，说西尼亚夫斯基写这本书是为了“扼杀”普希金，
是缺乏根据的。
但是，如同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西尼亚夫斯基对普希金有独特的看法。他把诗
人当作他所追求的“纯粹的艺术”的典范，欣赏普希金性格中乐观开朗、无忧无虑
、放荡不羁的一面，喜欢诗人的那些轻松愉快、涉笔成趣的诗。尤其是在身处劳改
营的情况下。他更加珍视普希金的性格和创作中的这些特点，甚至可以说，普希金
的快乐的诗句陪伴着他度过了劳改营里最初两年的艰苦岁月，精神上支撑着他，使
他不至于陷入颓唐。后来西尼亚夫斯基在回忆往事时甚至说他觉得这个时期过得还
不错，在审美方面使他得到了不少东西，并且感谢普希金在劳改营里“救了他”。
但是普希金像任何伟大的作家和诗人一样，思想和创作都是很复杂的。他的世界观
是充满矛盾的，这必然要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普希金并不完全是一个追求“纯
粹的艺术”的诗人，他关心俄罗斯的命运，歌颂自由，反对农奴专制制度，同情十
二月党人。写过不少像《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给诽谤俄罗斯的人》这
样的充满政治激情的诗篇，既然西尼亚大斯基认为自己身上都存在“二重化”的现
象，那么为什么不承认和看不到普希金的性格和创作的复杂性呢？他说索尔仁尼琴
所看到的只是“索尔仁尼琴的普希金”，那么同样也有理由说，他在自己的书里写
的也只是“西尼亚夫斯基的的普希金”。最后他承认每个人都从普希金那里取得自
己感到亲近的东西，那么他也得承认他所写的并不是普希金的全貌。
应该看到，《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不是学者西尼亚夫斯基的学术著作，而是作家捷
尔茨的抒情随笔。作者自然有权选用他认为合适的艺术手段，上面说过，作家捷尔
茨讨厌常用的手法，喜欢标新立异，在这本书里他用讽刺和戏谑的笔法来抒发自己
对普希金诗作的感受，显得别具一格。西尼亚夫斯基埋怨别人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话
，这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有一定的根据。例如，书中说普希金是“迈着色情的小脚跑
上诗坛的”，人们对这句话最为反感，其实如用一般的学术语言来表达，它的意思
很清楚的，并无多大贬义，它说的是普希金早期写爱情诗出了名，从而登上了诗坛
。但是不能不承认作者在不少地方失去了艺术分寸感。书中带有贬义的词和语句用
得大多，语气过于轻薄，使读者怀疑作者是否尊重这位俄罗斯的伟大诗人，西尼亚
夫斯基说他是想在这本书里表达他对普希金的敬爱之情，在一定场合“打情骂趣”
不失为表达感情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是用到普希金身上，而且用得太滥，就不甚合
适了。这也是许多读者不能接受的原因之一。
围绕《和普希金一起散步》的争论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多年。它从对普希金的两种不
同看法的交锋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论战。这大概是西尼亚夫斯基在写
这本书时未曾料到的。
西尼亚夫斯基与索尔仁尼琴和马克西莫夫有所不同，对政治不那么感兴趣，在侨居
国外期间参加政治活动较少，只顾教他的课和写他的书，同时和妻子一起办他们的
杂志。他先后写了小说《小不点左列斯》和《晚安》，完成了在劳改营动笔的《在
果戈理的影子里》一书，出版了《艺术与现实》、《笑话里的笑话》、《罗扎诺夫
的〈落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苦役》、《苏联文明的基础》、《傻瓜伊万》
等著作。苏联开始进行“改革”后，他曾寄予希望，注视着国内的动向。在1991年
的“八·一九事件”中，当他看到所谓的“民主派”占了上风，苏共不久自行解散
时，他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民主派”的某些在他看来并不民主
的做法，对他们产生了怀疑。他在对意大利一家周刊的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谈了自己
复杂的心情，他说：“今天民主派顺利了。我感到幸福。但是我总是想问：我的这
些可爱的民主派到底有多少民主作风？……不管这是多么可笑，我现在却很关心共
产党的命运。难道可以禁止某一个政党吗？……难道可以查封报纸吗？可以迫害不
同意见的人吗？”（转引自《真理报》1994年4月13日）
苏联解体后不久，他和妻子曾回俄罗斯暂住。当时俄罗斯新的当权者推行的全面私
有化政策和实行的“休克疗法”，使得整个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后来
他们这样描述当时看到的悲惨情景：“1992年夏天，我们到了盖达尔当权的莫斯科
，大吃一惊。我们仿佛回到了我们年轻时经历的战争时期，见到的是贫穷肮脏的景
象，可怜的老太婆在泔水池里翻腾，或者把她们最后的一点家什，例如旧套鞋、废
金属、钉子、螺钉、盆花和枕头之类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个生活场面深深
地印入了他们的脑海里，激起了他们对受苦受难的同胞的同情，也引发了对造成这
个悲剧的新当权者的仇恨。罗扎诺娃更是按捺不住她的愤怒。据她说，刚好这时有
一个电视台记者请她谈一谈回国的观感。她对记者说，她可以谈，不过她的话可能
不好听，记者回答说，我们现在“没有过去的那些限制了”，于是她痛快淋漓地把
政府骂了一顿，充分显示了她的那股泼辣劲儿，她说：“您知道，我在莫斯科大街
上走，心里在和政府里的人谈话，对他们说道：‘我说，你们这些丢人现眼的母狗
和公狗，还有你们这些浑身长毛、散发着臭气的山羊！你们把国家搞成什么样了？
如果你们不会办事，那就走开！把权力交给会办事的人。会办事的人大概总是会有
的吧？’”（《真理报》1994年4月13日）自然这段话后来被删掉了，没有发表出来
。
1993年的“十月事件”给了西尼亚夫斯基以更大的震动。这位一贯崇尚民主自由的
学者和作家得知叶利钦炮轰民选的议会的消息后，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他对这种野
蛮的做法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并同马克西莫话和阿博文·叶吉杰斯一起联名致函《
独立报》表示抗议。上面说过，西尼亚夫斯基同马克西莫话本来意见不合，有过争
吵，不久前马克西莫夫的《大陆》杂志转载了以色列一家杂志的一篇关于西尼亚夫
斯基与克格勃的关系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语，两人又吵翻了，西尼亚夫斯基甚至到
法庭控告《大陆》杂志对他进行诽谤。“十月事件”发生后，两人捐弃前嫌，采取
共同行动，这说明西尼亚夫斯基的心胸还是比较开阔的。据说那封公开信是西尼亚
夫斯基夫妇起草的。在这封题为《在法律的可靠保护下……》的公开信里除了对制
造炮轰议会事件的罪魁祸首进行谴责并要求他下台外，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每
个人的生活里有这样一些珍贵的东西，对他来说，它们高于他自己本身，高于他的
不眠之夜，高于他所受的巨大委屈和苦闷。这些珍贵的东西就是祖国和自由。今天
它们处于危险之中。”（《独立报》1993年10月16日）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西尼
亚夫斯基已把祖国的命运放在个人的恩怨之上。在这封信里，平常喜欢用轻松诙谐
的笔调写文章的他，破例用了所谓的“高雅文体”。这一切说明他内心发生了某种
变化。
西尼亚话斯基对自由派文人在“十月事件”中的表现极为不满。他过去与这些以“
民主派”自居的人曾有过一些共同语言，甚至算得上是朋友，可是这些人在“十月
事件”前夕使劲地劝说叶利钦动武，事件发生后又联名写信要求对反对派采取更加
严厉的措施。他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和痛心。他说：“今天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
最可怕的事，我的过去的敌人们开始有的时候讲真话了，而与我亲近的俄罗斯知识
分子又一次欢迎领袖的所有做法，又一次号召采取残酷手段。”（《独立报》1993
年10月25日）对他来说，炮轰白宫的问题成了检验是不是朋友的“试纸”。他开始
与那些他认为不是真正民主派的人划清界限。
1994年2月，自由派的两位头面人物（即当时的总统委员会委员卡里亚金和丘达科娃
，后者在“十月事件”前夕曾竭力劝说叶利钦使用武力）趁西尼亚话斯基夫妇回国
逗留的机会找他们座谈，试图弥合双方关系上出现的裂缝。西尼亚夫斯基坚持自己
的意见，继续批评那些在“十月事件”中支持总统的人，称那些宣扬“开明的专制
主义”的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并且明确指出，争论的中心是对当
局的态度问题。他表示，他个人对当局持很不信任的态度。这时卡里亚金和丘达科
娃就不满意他说：“唉，你们永远是反对派！”而西尼亚话斯基认为“知识分子的
位置就应该在反对派中间”（见《文学报》1994年3月2日）。结果这次会见不欢而
散。
上面说过，西尼亚夫斯基本来对政治是不大关心的，他最感兴趣的是“纯粹的艺术
”，可是现在他开始积极参加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并以反对派自居，对当局提出
严厉的批评。于是有人便责问他，既然他不问政治，为什么对“十月事件”说三道
四，不让他们“痛痛快快地炮轰白宫”？于是他回答道：“我身上有两个人——作
家捷尔茨和普通人西尼亚话斯基。如果说作家捷尔茨几乎不关心政治的话，那么公
民西尼亚话斯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对它历史上历次解冻和结冰的情况记得太清楚
了，使他无法轻易忘记炮轰白宫、炮轰我们民主的希望的行为。我不能忘记这件事
，我问每一个人：难道可以炮轰吗？我不能原谅那些为第1400号总统令辩护的人，
那些看不到炮轰白宫与轰炸格罗兹尼之间的直接联系的人，那些不愿意想一想盖达
尔的掠夺性的改革的人，那些对宪法投赞成票、把政权交到一个人手里的人。这是
我的国家，我的人民，我的不幸。我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不能保持沉默……”（
《文学报》1995年10月4日）与此同时，他对过去崇尚的“纯粹的艺术”的看法也作
了一些改变，指出它“完全不意味着对生活采取冷淡的或残酷无情的态度”。由此
可见，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在他身上作为公民的西尼亚夫斯基开始占了上风。
与此同时，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并开始接受某些左派报纸（
例如《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的采访，就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他为自己的某些熟人不再为叶利钦作宣传而感到高兴。在他
看来，“对国家来说，再也没有比叶利钦更可怕的人了。因为国家现在所处的这种
可怕的状态，完全是叶利钦和盖达尔一手造成的。他们是造成这种悲剧的主要人物
”。他还说，现在不能责备许多老百姓跟共产党走，“因为是你们民主派把他们弄
到了挨饿的地步”（《真理报》1996年5月23日）。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期间，西尼
亚话斯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谈他的看法，引起了西方分析家的重视。他在
文章里说：“有人经常问我：‘您为什么不担心久加诺夫上台？要知道您曾经受过
共产党的苦！莫非您已经忘记您曾因您的文学工作被判劳改？！’俄罗斯即将举行
总统选举时，许多人处于歇斯底里状态，害怕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获胜，想尽一
切办法吓唬人，似乎久加诺话获胜会对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产生威胁！说什么会重
新出现‘铁幕’，实行书刊检查，设立劳改营，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这种对共产党
人的恐惧使得知识分子投入了叶利钦的怀抱，迫使他们选择自己认为‘危害较小’
的人。至于说到我，我什么也没有忘记。共产主义的教条仍然像30年前一样堵塞着
我的所有毛孔，我并不打算投久加诺夫先生的票。但是我认为叶利钦同志同样不招
人喜欢；而且我深信，今天他对俄罗斯来说，要比目前的共产党人更坏。”接着他
对自己这样认为的理由作了说明：“为什么？因为30％的居民由于叶利钦和前总理
盖达尔进行‘改革’的结果陷入了贫困化，这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支持反对派
，即支持共产党人，正是人民的这种贫困化为久加诺夫先生掌权开辟了道路，正是
叶利钦的政策导致共产主义情绪在俄罗斯复活，这种情绪不仅在继续发展，而且有
进一步掌握群众的趋势，如果叶利钦当选第2任总统的话。”（《苏维埃俄罗斯报》
1996年6月6日）他的这种看法是有一定见地的，他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在西尼亚夫斯基逝世前不久，伦敦的电台播送了他们夫妇合写的《知识分子与面包
》和《知识分子与民主》。这两篇文章继续对目前的当权者和他们推行的政策进行
猛烈的抨击，说他们的“民上”对人民来说成了“贫穷、盗用公款和偷窃的同义语
”；同时也揭露和批判了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的思想和行为，指责他们自私、依
附权贵、脱离人民，说他们总是不能摆脱自己意识里的“专制主义思想的残余”。
（见《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1月9日和1月11日）
1997年2月25日西尼亚夫斯基因患癌症病逝于巴黎，终年72岁。
西尼亚话斯基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
“另一种人”，在苏维埃时代如此，侨居国外后仍然如此。他曾不解他说：“在苏
联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在侨民中我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而我并没有改
变立场，说的是同样的话：艺术高于现实。”在苏联解体和所谓的“民主派”掌权
后，情况也没有改变，他仍然被说成“永远是反对派”。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
他有过牢狱之灾，遭到过排挤和打击，后来则受到新政权的冷遇和论敌的辱骂。有
人在他去世后仍不放过他。1997年2月26日，即在他去世后的第2天，巴黎出版的侨
民报纸《俄罗斯思想报》的主编在向一家意大利报纸记者发表谈话时，重新搬出他
在学生时代的往事，说他曾受克格勃雇用来监视外国学生。一些已与死者疏远了的
朋友也觉得这位主编做得实在大过分了，便站出来替他说话，致函《文学报》澄清
事实（《文学报》1997年3月12日）。西尼亚夫斯基总是说，他与苏维埃政权以及后
来与某些侨民的分歧只是审美上的或风格上的分歧，实际上分歧要深刻得多。可以
看得出，他直到去世尚未完全弄清他不见容于过去和现在的当权者以及受到来自各
方面的批评的主要原因。
他在1995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研讨会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人们要我讲一
讲知识分子在改革中的作用时，我自然开始考虑最近10年的情况，突然发现，这实
质上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年代。因为没有比希望未能实现、幻想归于破灭更痛苦的
事了……”（《独立报》1995年3月16日）西尼亚夫斯基崇尚自由民主，曾把所谓的
“纯粹的艺术”作为“最高的生活目的”，但是他所向往的自由民主并未实现，相
反，整个国家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他在追求“纯粹的艺术”的过程中到处碰壁
，而且一次又一次陷入了政治旋涡，实践证明，此路不通。所以他产生了失落感和
感到痛苦是很自然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法实现的希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的破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能使他回到现实中来。从他晚年的表现来看，他己
发生了某些变化，已有作为一个公民的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开始关心政治，关心人
民群众的疾苦，并且对自己的艺术观点作了一些修正。可惜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
不然他经过一段时间痛苦的反思后，也许会有进一步弃旧图新的表现。
（1999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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