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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作家王实味被GCD下令砍了头 (转载)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Jul 30 11:59:08 2013, 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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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作家王实味被GCD下令砍了头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Jul 29 11:44:54 2013, 美东)
《野百合花》是于1942年3月13日、3月23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一组杂
文，作者王实味。
“前记”中作者深情地回忆起他在北大时那个“圣洁的影子”——李芬，一个在北京大
学入党的女共产党员，1928年春天她在故乡湖南被自己的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穿着
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从容赴死。作者写道一生都忘不了这个“圣洁的女殉道者”
，并从她的影子里汲取生活、战斗的力量，促使他写下这些文字的也是这一力量。作者
由李芬想起了一切倒在血泊中的同志，所以他才批评延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的一片升平气象。[1]
这篇文章共四个小标题，分别为“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碰《碰壁》”、“‘必
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1]
作者批评“革命圣地”缺乏人际之间的温暖，多少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就是为了寻求“美
丽与温暖”，所以对“丑恶与冷淡”忍不住要“发牢骚”。他说：“要想在今天，把我
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
而且必要。”他反对以“必然性”、“天塌不下来”、“小事情”为借口推卸每个人（
尤其是“大人物”）的责任，认为那是“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1]
作者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
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捕耗服小厨房’阶
层，葡萄并不酸）”，当时他是特别研究员，穿着和领袖一样，津贴比边区主席林伯渠
还多，和王若飞一样吃中灶，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有地位的。但他无法容忍那些不如人
意的现象，并提出语无遮拦的批评，他的立足点不是政治的，而是人性的，他倡导的是
爱和温暖，他之所以参加革命说穿了也就是追求人性，他说青年们来延安是为了“美丽
与温暖”，无疑是他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1]
缘起[编辑]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和
裤子》。文中，毛泽东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们”能否自觉“脱裤子”并不抱
奢望，他决定采取一项重大措施，即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
裤子」。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屐，《解放日报》连续发表
反宗派主义的社论。于是，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着文，响应毛泽东的
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2]
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
八节有感》。紧接着，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又先后发
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经毛泽东亲笔润色、作了修改的萧军的《论同志之“爱”
与“耐”》以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和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
一经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2]
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
实味的《野百合花》。 [2]
影响与后果[编辑]
影响[编辑]
《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
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
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2]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它言论一经问世，立
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矢与的
》的壁报，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单位创办或计划创办的壁报有：西北局的《西
北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向日葵》、《心里话》；民族学院的《脱报》
（脱者，“脱裤子”也）；中央医院的《显微镜》（拟创办）；延安学生疗养院的《整
风》。与此同时，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中央研究院95
%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2]
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
“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
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
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
，”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
结论“。[2]
后果[编辑]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
告：[2]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
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
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
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
多数青年干部还未练就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竟然将毛的警告置之脑后，继续
我行我素，“鼓噪”民主。1942年4月3日，也就是《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警告的第二
天，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
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决定》明确申明：[2]
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
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
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
王实味此时并不知风向已变，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词，继续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殊不知
他已被毛泽东选中，即将被当作活祭推上燃烧看的火台，成为警吓众“猴”的一只待宰
之“鸡”![2]
1942年4月7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评压力，暂时退避一旁的罗迈遵循毛泽东的
“反击”部署，从容跃入前台。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的罗迈
，为了向毛显示自己的忠心，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王明、张闻天挂起钩来，
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2]
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
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
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
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
升级，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
“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2]
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
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
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
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人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悌，收
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
事。
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
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
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
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省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2] |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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