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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1690 | 1 男子痴迷红歌几十年 曾卖房借钱带团员赴京演出
2013年01月15日13:11 南方新闻网 我有话说(4030人参与)
他是毛泽东的纯真信徒，他的毛思想理论小组定期在几家挂有毛大头像的餐馆进行
活动。他撕掉餐馆橱窗外挡住毛泽东像的圣诞老人头像坐下来吃饭，反复一句话：“以
封建皇帝的手段灭九族，对付汉奸走狗；以希特勒的手段优化民族；最后再用毛泽东思
想哺育人。”唱红歌，带领越来越多的人同唱红歌，是他抒发信仰的方式
赵佳月 实习记者 代双双 (发自北京、常州)
几十年来，几乎没人见过戴诚穿长袖衣服。雪白的短袖衬衣被闪着光的黑色皮带束
在藏青的西裤里。衣袋口金色的毛泽东像虽小，却是全身上下最耀眼的地方。一块戴了
多年的表，一双皮鞋，装束简单到无从赘述。
除了演出，这样的标配几十年未变。他像一棵常青树，令四季更替在他身上无计可
施；也令他在这个雪前的寒冬变得尤为突兀。那些绕道而行的异样目光，并未让他有丝
毫不适，相反，他倒像个人来疯的孩子，提高了嗓门说话，反复强调他的观点：对目前
的社会，应该“以封建皇帝的手段灭九族，对付汉奸走狗；以希特勒的手段优化民族；
最后再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
这一次，戴诚出名了。开着几千块买来的20年二手老尼桑，他比平常更精神抖擞。
火车站边有人递过来一摞最新的《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是他。不断有人打电话给他，
他也不断打电话给他认为需要通知的人。
这是毛泽东诞辰119年演出结束后第一天。27天前，在人民大会堂“盛世欢歌”演
出现场的不快经历，被前一天演出成功的喜悦取代。寒风冷雨中，一周4次的合唱团排
练仍旧火热进行。他被他的“毛派”同仁封为“中国红歌总司令”，他被媒体关注正是
从那场“盛世欢歌”的闹剧开始。
“盛世欢歌”
去年9月，戴诚接到北京一位“杜老师”的电话，自称是第二届“盛世欢歌——中
国中老年文艺汇演暨颁奖典礼”组委会工作人员，邀请他经营近二十年的常州合唱团到
人民大会堂演出，“不是比赛，是演出。”
这对戴诚来说，并不意外。就在9月，中央电视台“歌声与微笑”栏目到常州对合
唱团进行了拍摄，只是“节目还没有播出”。直到12月末，合唱团排练场地内，“热烈
欢迎中央电视台”的红色横幅依然高高挂着。
这也不是常州合唱团第一次进京演出。十年前，戴诚就带着正式组建的常州合唱团
一行98人，到北京参加中国合唱协会举办的老年合唱比赛。没有费用支持，只能大家自
掏腰包。“一提到钱，立马鸦雀无声。”最后98人只有42人报名，“一喊，‘戴主席出
钱’，一下子98人都愿意了。”
“许多老人一辈子没去过首都”，戴诚觉得拉下谁都不好，于是把自家房子卖了15
.2万元，把老家的旧房子一层卖了5万元。这样的痴狂，当然让妻子难以忍受，气回了
娘家。夫妻因此分居六七年，互不往来。
卖房费加上四处举债，东拼西凑八十多万元，终于够“往返北京十天的”。原本只
能火车去，最后他从旅行社订了两辆大巴，98人高高兴兴地北京10日，旅游加比赛。
十年后的受邀并未让戴诚喜出望外，“我们已去人民大会堂演出过。”两年前，常
州合唱团曾被邀请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文艺晚会。但“组
委会”的另一个说法让他觉得意义重大：正值十八大，“要为新一届领导班子演出”。
“每人交2000元”，和十年前一样，费用问题再度让合唱团成员犹豫了。但是戴诚
依然豪气万丈，再一次以个人名义借债30万元。11月28日，车身贴着“常州合唱团应邀
赴人民大会堂汇报演出团”，戴诚带着合唱团131人浩浩荡荡开赴北京。
在北京，戴诚没等来他所要的“重大意义”。12月1日下午，131人一身“戎装”，
打扮停当，来到人民大会堂，却傻了眼。
“大概六十个团，六千多人在闹。”戴诚和他的合唱团站在最后，看着台上各种撒
泼和“义正词严”的口号，瞬时也乱了方寸。
在现场录制的视频画面上：几位干练的老人坐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台上，对前来劝
阻的工作人员睥睨而视；混乱中一位看似领袖的中年妇女试图“主持大局”，上台言辞
有力地说：“做什么事情，都得讲道理、都得按原则来，尤其是在人民大会堂……问题
不解决，我们谁都不离开现场！”不久，音乐响起，铿锵有力的红色歌曲响彻宴会厅。
现场的老年人纷纷拿出手机，四处走动拍摄当时场景。有人对自己的团员振臂一呼：“
上台来！上台来！讨个说法！”也有人一脸无辜，懵懂地坐在场边……
现场诉求各异，有的因为没有安排组委会曾允诺的旅游；许多团到人民大会堂后，
发现已有团在走台，自己并未被选拔到人民大会堂演出，感觉被选节目早已“内定”，
参演地点也并非万人报告厅……
由此而起的闹场愈演愈烈，戴诚觉得自己和团员“不能添乱”，他组织合唱团在一
边唱起了《东方红》。但这并未阻止乱状升级，甚至有人开始围攻现场工作人员。直到
翌日凌晨两点，组委会允诺退还每人2000元的收费，人群才散去。此前，常州合唱团已
经有4人相继晕倒。
凌晨5点多，戴诚带着合唱团疲惫地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时，看到路边堆了很多面包
和蛋糕，戴诚顺手拿来几个吃了充饥，“这还让我回来拉肚子了。”
混乱之中，戴诚几度发表了试图组织大家有序的演讲，但最后很委屈地被冠以“叛
徒”之名。兴致勃勃而往的常州合唱团，在12月5日灰头土脸地回了常州。
两天后，戴诚在团内展开反思和“整风”，老人们开始相互检举，在将一名参与讨
要费用的团员除名后，他崩溃地失声痛哭。
“乱世偷生”
出身老革命家庭的戴诚，家里最多的“图腾”是毛泽东像。一人高的半身石膏像摆
在大门正前方，红色对联也是毛泽东诗词。一层125平方米的复式回迁公寓里，外孙的
玩具和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像混杂在一起。
二楼是戴诚的世界：10平方米的房间，被两千册红色的毛泽东书籍围绕，一年四季
一床被褥居于其间；对门房间是他的中医研究室，堆放着中医书籍，床榻上两件换洗的
白色短袖衬衫堆成一团；另一间被他称为“音乐室”的阁楼内，一张书桌，有音乐播放
设备；另有贴满毛泽东语录和诗词的房间，以会议室的样式摆放着桌椅……所有这些房
间都显得凌乱，以至于找起东西来，戴诚要一个个房间翻。
将这些房间联系在一起的是贴在墙上的织锦毛泽东照片，以及戴诚本人的演出照片
。整间屋子最肃穆处，除了毛泽东像，就是露台上戴诚父亲戴凤的紫砂石像。
这位1939年“参加革命”的“贫农阶层”，是毛泽东之外，深深影响戴诚的人。在
30公里外的长江对岸，还在泰兴时候的父亲便是戴诚心目中的英雄：“他是那里的游击
队长，方圆百里内，一提到我父亲——戴凤来了，国民党就要逃了。他本来叫戴金坤，
后来参加革命，组织帮他改了现在这个名字，建国以后，他要把名字改过来，组织上未
予同意，就一直是这个名字。”
渡江战役中，戴凤是连指导员，过了江，“在常州西郊受了伤，就留在当地。因为
穷人出身，没有文化，就靠入伍后学了几个字，所以当时是常州市西郊供销社副主任。”
红色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至今戴诚认为：“很多人想不通，认为被斗了，我认为
‘文革’是好的，‘文革’是对干部的素质检查，形象检查，廉政检查，为人检查，我
父亲同样是干部，为什么没被斗呢？因为他始终就是没有等级观念。‘文革’那些倒霉
的干部是取决于他的为人，我父亲下到扫垃圾的，很穷的农民，上到官员，都愿意跟他
来往，谁有困难，只要找我父亲，我父亲都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帮忙解决。”
事实上，“文革”发生的时候戴诚13岁，读五年级。学校停课之后，戴诚便成为积
极的红小兵，忙着到处刷标语。当地有两大派系：工农学和主力军。“我那时候就在工
农学，也就是保皇派，主力军才确实是劳苦大众。其实保皇派这一伙人是刘少奇、邓小
平操纵的，我现在才知道站错了。毛主席是用‘文革’纠正中央路线的错误，教育广大
人民教育干部，让干部不离开共产党的宗旨，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保皇派不就错了吗？
那个时候不懂，现在懂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辈子都过去了。”
“‘文革’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开头大家抢毛主席像章戴，那时候因为我父亲是个
很规矩的人，我们就弄不到毛主席像章，我自己做了个语录牌挂在自己身上，用红的蜡
光纸，贴在硬纸板上，用别针别在身上，上面写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
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武斗发生时，戴诚一家住在常州西郊小镇上，“我们那里还可以的，只知道城里面
打起来了，武斗乱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面，一听说主力军打过来了，就往乡下逃，逃了
几天，再回去，东逃西逃。”
虽然东躲西藏，戴诚却将此阶段划归为“人生辉煌时期”，因为此时的他信仰清晰
，“就是信毛主席。所有的干部都像我父亲一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和现在的
贪污腐败、自私自利完全不同。”
信仰迷惘
“我的信仰是走了歪路的。”1976年，戴诚参加四五运动，“为打倒四人帮，写标
语，放哀乐。在工厂，把哀乐放得高得不得了，悼念周恩来。”戴诚认为这是“歪路”
的开始。
1970年，戴诚进了工厂，“一直以来都是先进生产者、优秀学员，他妈的为了悼念
周恩来，当了反革命，关了3个多月。”他参加游行，写标语，没多久便被扣上了“反
革命”的帽子。在监狱的3个月，他一直在心里骂先前信仰的毛泽东。
出狱后，有一日他沿着古运河走，捡到一张电影胶片，那是一部新闻纪录片，“邓
小平接见外国人的一个镜头”，一如其以后珍爱有关毛泽东的一切事物一样，他珍爱着
这张胶片，信仰也在其心里产生了变化。
坐牢是改变他信仰的直接原因，“有这么一段弯路，当时感觉是因为毛主席不公，
把邓小平打倒了，害得我也当了反革命。”
一下子从先进生产者变成“反革命”，戴诚觉得：“这下完蛋了。但当时我还是坚
定的。我们出去写标语，是有人叫我写的，不是我主动出来写的。有些是领导交代的。
他们关我的目的，就是让我把这些人交代出来，但我没有招。我为什么没有招，因为我
们这些人不是反毛主席的，我们没有反毛主席，我们只不过是纪念周恩来而已，只是心
照不宣，纪念周恩来是为邓小平平反。其实，还是起了反毛主席的作用。但是，我们心
里并没有想到要反对毛主席。”
戴诚这样在心里、嘴里埋怨毛泽东，“骂了将近一年，后来我爸说了句话：你这样
是对不起毛主席的，你会看到的。”这句话让戴诚重新反思信仰问题。
“怨归怨，对毛主席的感情总还在，因为从小父母就教育我，我父亲8岁，光着脚
，没裤子，在雪地里帮地主放牛，我们是贫苦人出身，没有毛主席，穷人是过不上好日
子的。骂归骂，骂是情绪的发泄。真正要去否定和反对毛主席，这个是不可能的。”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时，因为唐山大地震刚过，戴诚随家人住在屋外，“所有
人都悲痛，整个世界好像都沉寂下来了。”
9日当天，戴诚和家人就有了不祥预感。“上午广播喇叭里有预报：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下午3点钟有重要广播。当时想，不会毛主席不行了吧。那时公社里有台电视机，
我们敲不开门，翻墙进去看毛主席。下午3点钟，喇叭里就响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那4个单位一报，就知道完蛋了。当时感觉天要塌下来了，我看天看了好
几次，连续好几天看天，看天是什么颜色，当时‘文革’担心修正主义变天，那时候思
维简单，变天就觉得是天的颜色要变了。”
戴诚和周围所有人都“当然”地掉了眼泪，“因为毛主席就是太阳，没有太阳就没
有温暖，工厂里开会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一个医生，都晕过去了。”
毛泽东的逝世，让戴诚的“歪路”开始逐渐转向他所认为的“正途”。“十一届三
中全会，我就看得很清楚了，老百姓开始过不太平的日子。我不是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
，那时候我身边的环境，我身边的那些干部的举动、言语，跟毛主席那时候不一样了。
原来，老百姓看到的干部很亲切，始终都是自己人的感觉，不趾高气扬，完全没有身价
，很随和；毛主席走以后，没多长时间，一两年时间，干部就开始变得自私自利起来，
直到现在贪官污吏。”
戴诚开始怀疑改革开放：“社会秩序混乱，人开始自私，干部开始败家，说话嗓门
也大了，我意识到这种社会现象不行了。本来有一个领袖，毛主席，后来没人管死活了
。感觉政府怎么能不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呢，怎么不管老百姓死活呢，这是现实。”
这种彷徨和苦闷成为戴诚心里巨大的压力，“每天都生活在紧张中，紧张得肝炎都
出来了，气管炎，胃病，关节炎，腰疼……各种病症紧随而至。到后来，每月至少打3
次吊针，一次两瓶水，没两瓶水，40度的高烧就降不下去。”事到如今，这些病痛已阔
别他30年之久，“这也得归功于毛主席。”
1980年，戴诚从工厂调到常州机械工业局。“因为我这个人天生是个工作狂，从小
毛主席教育，再加上家庭严格教育，对事业特别看重。一感冒，我就晚上回去打吊针，
这样白天就不影响工作。我首先要向党，向毛主席，然后向我们科长汇报，以积极的工
作来回报他们对我的关心和教导。”
但是，长时间打吊针成了药物依赖，“离开吊瓶就没办法过日子了，后来偶然看到
一本书上说毛主席的‘野蛮体魄’，就是洗冷水澡得来的。我就开始洗冷水澡。刚开始
没有经验，往外面一站，一缸子冷水，哗，浇上来，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浇了水毛
巾都来不及擦，头上咣当咣当响起来了，头发都已经结成了冰。但是，就这样3年以后
，下雪了，我还是一件衣服，一条裤子。”
戴诚从1982年12月开始，坚持每天早晨洗冷水澡一直到第二年4月，“这4个月间就
再也没有感冒”。
但4个月后，又感冒了，“我还不相信你了！我他妈的用一个很大的盆，把冷水放
满了，我就在里面泡，泡半个小时，发烧的时候泡，整个人都僵了，都爬不出来了，半
个小时后，烧就退了。从此到现在，不感冒。”
或许是这样的“奇迹”真正治愈了戴诚信仰的迷惘，他重新回到了之前坚持的“毛
泽东信仰”上来。
毛泽东诞辰纪元
找回了信仰的戴诚依然苦闷，因为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他怀念过去，厌恶当下。
直到他找到了另一个出口。
1993年12月，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一个念头突然在戴诚脑海中闪现：“我可以去
敬老院唱毛主席的歌，以庆祝这个日子。”戴诚于是在26日这天，一个人到福利院捐了
5000元，给每个老人送了个搪瓷杯和热水袋，意为“饮水思源和暖心窝，因为有了毛主
席，发动人民战争，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5000年的封建主义。”
此时的戴诚是常州市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办公室的城管，“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
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戴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初中五
十多个同学，唯独我是公务员，他们下岗的下岗，没有职业的没有职业，我还能拿六千
多元一个月。人要跟下比，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生活要低标准，思想要高标准。”
那一年，戴诚还不会唱歌，也不懂演出，他只是一个人跑到福利院唱了首《太阳最
红，毛主席最亲》。
毛泽东诞辰101周年那一天，戴诚还是到福利院去了，还是一个人。
毛泽东诞辰102周年时，戴诚和十几个朋友在一名声乐老师的带领下，到其中一个
学生开的歌厅里，“唱歌颂毛主席的歌。”那一年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一波唱红歌的声乐
大赛。“其实1993年，全国规模是最大的，之后谁也没有这样纪念过毛主席。”
自此，戴诚开始学声乐，和一群比他年幼十多岁的“师兄师姐”一同拜师学艺。
毛泽东诞辰103周年时，戴诚再次召集了这些师兄师姐十多人，请了一个5人小乐队
，一同到福利院唱歌。
“后来我想，光在福利院唱，看的人实在太少了，要来个大动作。”在毛泽东诞辰
104周年，戴诚带着师兄师姐进入常州影剧院，当时的蓝铃影剧院，面对1100个座位，
戴诚把亲朋好友、兄弟姊妹全部拉过去，再从福利院把一百多位孤残老人接到剧场，一
场勉强的演出正儿八经地开始了。
“他们听说是唱毛主席的，就没要场地费，常州有线电视台去了5台摄像机，把整
台演出全部拍下来。第一首歌《东方红》唱完后，全场好多人在掉泪，录像上都有。”
毛泽东诞辰105周年，规模继续扩大。常州一个老战士合唱团加入演出，“他们来
了好几十人，那场演出就七八十个人参加。”
就这样，每年的毛泽东诞辰都成了戴诚的“大日子”，演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对于“红歌”的概念，戴诚有自己的见解：“这个年代的红歌违背了历史事实，篡
改了历史事实，用这种旋律来吸引人，歌词其实改得一塌糊涂。《北京的金山上》：毛
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现在改成：共产党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啊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他有脸吗，他没有脸！荒唐到了什么地步
？《我们走在大路上》：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现在变成：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队伍。
这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此外，戴诚拒绝唱诸如《春天的故事》等后来加入的“红歌
”。
在毛泽东诞辰演出日渐壮大的同时，从2002年北京行之后，戴诚为合唱团事业的举
债已经高达250万元。
尽管从1996年开始，做城管的戴诚发现了另一个商机：卖热带鱼。“红歌事业将养
鱼赚的50万全赔上了。”
1998年，卖鱼生意扩大，戴诚获得低价承包常州郊区雕庄乡十多亩鱼池的机会。“
口头讲好租赁30年，乡长跟我保证没问题，后来签协议，协议是5年一签，乡长人也蛮
好的。4年不到，传来噩耗，乡长喝醉酒，撞到卡车死了。我心想麻烦来了，果然，立
马就有风刮过来说，一到期乡里要收回了。当时是一片荒地，我造了三间三层楼，两间
两层楼，一间平房，近三千平米的水泥鱼池。”
戴诚就此卷进一场民事诉讼纠纷中。一审、二审判决已出，他必须交回所租土地。
他在北京找了个最高法院的关系，“最高院直接下函到江苏省高院，要求发回重审。”
面对无人肯作证的情况，戴诚也使了点伎俩。他找了几个彪形大汉，围着渔场转了
一圈，向渔场场长放话威胁：“认准这个地方！”随后戴诚的律师找到渔场场长，轻松
做了新的律师笔录。
最终戴诚不得不交出租赁土地，但作为妥协，他获得了两套回迁房补偿，以及部分
补偿款。戴诚卖掉其中一套房还了债，也解决了2002年卖房带团北上后无房可住、露宿
破旧面包车的困局。
那是戴诚不堪回首的一年，整个夏天都住在发烫的破面包车里；一天只吃两餐，到
街头捡剩饭剩菜。即便如此，他仍带着合唱团近一百人排练，妻子弃他而去。理解他的
只剩下在上海艺术培训中心做声乐培训的女儿。“她来听了我的毛主席诞辰表演，她被
感动了。”2012年毛泽东诞辰119周年的演出，女儿回来为整场晚会做主持。
在常州市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座陈旧的教学楼内，发黄的储物柜，一排排铁撑椅，
暗红的丝绒布背景衬托着一个巨大的毛泽东头像，头顶几架落满灰尘的吊扇……一切都
是80年代某处工厂会堂的模样。
戴诚站在穿裹着厚实冬衣的四十多名老人面前，白色短袖衬衫里是一个激越的灵魂
，做着夸张的表情。他们没有正规的声乐练习，唱山歌般地呼喊，墙头硕大的“喔”字
，用以对口型，兴起之时，戴诚站上凳子指挥。间或响起《东方红》的手机铃声，包括
彩铃在内，那是戴诚的标志。来源：南方人物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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