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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1690 | 1 多维新闻】从菲越到日本，中国周边国家这一段时间的强硬行动一轮接着一轮，大有将
中国拖入领土纠纷漩涡的架势。邓小平时代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带有鲜
明时代特征外交思路，虽然以“主权属我”作为前提，但似乎被大多数人有意无意地忽
略。考虑到中国民间舆论对钓鱼岛及南海的主权呼声日益高涨，有分析指出，应该以更
加强硬和直接的“主权归我，共同开发”予以取代。
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中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坚持一贯立
场的前提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同日方达成了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谅解。
1979年5月31日，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
，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方通过外
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
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含义是：第一，主权属我；第二，
对领土争议，在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下，可以先不谈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
搁置争议，并不是要放弃主权，而是将争议先放一放；第三，对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进
行共同开发；第四，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
的归属创造条件。
北京观察人士就此指出，这一根据中日当时历史环境和发展条件而确立的领土争端思路
，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了钓鱼岛问题上的一道“符咒”。简单梳理一下，不难发现，日
本认定钓鱼岛归属于自己的论据，要远远早于邓小平这一口号的提出。“搁置争议”的
提出，其实是出于缓兵之计的考量，邓小平将重点放在了“共同开发”上。毕竟，当时
的中国还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各方面不可预期的考验随时都可以来临。如若与日本
硬碰硬，带来社会大动荡也未可知。
时至今日，钓鱼岛问题该不该继续“争议”？邓小平当时之所以选择搁置，是因为不具
备彻底解决的条件，所以避谈主权归属问题。现如今，中国官方舆论连声表态称“钓鱼
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中国当局看来，“争议”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主权归属已经很明确。如果再继续高喊“搁置争议”，难免被日本肢解为“钓鱼岛
主权归属仍留有余地”，并延续其一贯的夺岛计划。
虽然日本的力量较强，但中日经济合作的主动权已经历史性地朝中国一方倾斜。这一变
化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日本的“不淡定”和因之而起的失落感。从石原购岛举动，到
野田佳彦意图将钓鱼岛国有化，其实都是日本耻感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这也就意
味着，即便没有邓小平后来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单单“中国反超日本”这
一事实，就足以引发石原及野田们的类似举动。由此看来，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一
贯态度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因之而起的日本内部不安的心理浮动。
其实，在南海问题上亦有与钓鱼岛争端类似的表态。1986年6月，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
访华时，邓小平向他提出，“南沙问题可以先搁置一下，先放一放，我们不会让这个问
题妨碍与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然时隔不到三十年，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同时存在的“主权属我”便被菲越等国
漠然视之。
据分析人士向多维记者指出，一方是中国官方“综合考量”后作出的和平外交结论，一
方是日菲越等国在对“搁置争议”的借题发挥，两者之间似乎很难“左右逢源”。其实
，“搁置争议”放在邓小平那个时代，并无任何可指摘之处。然时代在变，中国以及周
边国家也在变，尤其是当中国的变化速度领先时，难免引争议、被孤立。现如今，中国
还依然强调“搁置争议”，看似与此前并无二致，事实上话语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就此，有分析人士建言，中国不妨也“与时俱进”，将一贯的“搁置争议，共同开
发”用“主权归我，共同开发”取而代之。
邓小平时代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至今还是中国应对领土主权争端时的指导
方针。现实情况是，这一看上去很有“大国气量”的治理思路却已经出现了各种不适应
症候，并一度放任了日菲越等国的瓜分热潮。所以，中国除了做好“武装到牙齿”的应
战准备外，还应思量“搁置争议”这一提法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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