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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009 | 1 这是铲子的说辞,
这个投资给打工子弟学校的钱又多少,是个多大的天文数字呢,连铲子都拿不起.
不好意思,很多,一个忆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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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被拆迁背后:财政体系之困
21世纪经济报道 马晖 北京报道 2011-08-23 23:40:40 评论(11)条 随时随地看新闻
核心提示：北京区县财政负担90%以上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财政成本远大于各上级
政府。
8月23日，北京朝阳区东坝实验小学门口聚集了很多家长。
大家围着门口的一块告示牌看，上面是乡政府的通知，这所1328名学生的打工子弟学校
将在新学期到来前被拆除。“政府为什么要关闭我们，论教学、论师资，不比其他学校
差啊？”在这所学校干了10年的郭校长不解的问。
在北京大肆拆毁农民工打工子弟学校时，多位学者都倡言，应该向同为直辖市的上海多
学习。“上海能够做到，为什么北京做不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
学教授杨东平表示。
据悉，“上海模式”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建立了市区两级负担的财政投入模式。
上海的“钓鱼”经验
同样是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上海市在今年基本上已实现全部农民工子女接受免费
义务教育的既定目标。至2010年秋季，全市47万余名农民工子女全部在公办学校或政府
委托的民办小学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其中33万余人在公办学校就读，占总数的71%。
这同上海市主政官员力推有关。
“这个事俞正声书记非常重视，抓的非常紧，骂起人来非常厉害。”上海市人大代表、
农民工子女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周纪平表示。
为此，上海市推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三年行动计划”。其中，市政府
扮演了政策倡导者以及实际出资人的角色。
比如，市政府实施了郊区学校建设工程，2008至2010年间共投入资金103.79亿元，建设
中小学和幼儿园363所。同时，为鼓励公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教育部门按实际招收
学生人数核定教师数，下拨公用经费。此外，对新审批的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民办小
学，市财政给予每所学校50万元办学设施改造经费。
“市里面做的很聪明的，这笔钱其实是‘钓鱼’用，要地方必须配一笔钱。”周纪平说。
以公用经费这块来说，上海市一级财政自2008年开始每年都按照公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
女实际人数来划拨经费，2008年是1000元/生，此后每年分别提高至1500元、1800元、
2000元。
与之同时，上海市要去拿到这笔补助的各个区按照1∶1的比例出配套资金。“有的区外
来人口子女数量多，区一级财政收入又不是太强，市里就采取转移支付的手段。”周纪
平表示。据他介绍，虽然各个区配套资金比例或有差异，但是基本上能保证至少配套资
金达1300元左右/生。
通过这样的政策设计，调动了区一级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的积极性，缓解了
区一级的资金压力。
除了公用经费之外，上海市将这种“钓鱼”式的经费支出模式，用在了很多方面。
比如，区里面审批通过一所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民办小学，市财政就给50万元办学设
施改造经费；学校的图书、体育设施全部由市面买单。其余的办学资金缺口，区里面再
以专项形式补。从2008到2010年，上海市、区两级财政共投入十余亿元，用于这些民办
小学的办学设施改造和基本成本补贴。
由此可见，在上海市政府的主导下，当地建立了办学经费全部由财政负担，市和区县共
同分担经费，全部农民工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
“这个分担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袁连生教授称。
北京在甩包袱
“按照现在的管理体制，北京市一级是不管中小学的，我们只管理市属的高校。”北京
市财政局负责义务教育经费拨付的相关官员表示。
“由于历史和效率的原因，在中国，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一直是区
县政府提供为主。”袁连生教授表示。
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在其2008年的报告中曾表示，近年来北京市和区县财政每年用于
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超过10亿元。
而市教委副主任罗洁亦曾经表示，2003-2010年，全市财政用于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约
为每年不到1亿元。
“由上述信息可知，北京的区、县财政负担了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
袁连生教授表示。
显而易见，区县政府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中所获的利益远远小于中央和省、市级政府
，而承担的财政成本却远远大于各上级政府。
由此，依照这样的逻辑，各区县一级政府多尽可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少建或者根本不建
新的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或者是尽可能提高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准入门槛。
“比如说为什么海淀区政府在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分流学生时，一开始强调学生家长必须
要有‘五证’？就是这个道理，提高门槛。”杨东平教授称。北京市这次集中力量取缔
打工子弟学校，而非像上海市一样市区两级投入经费用以打工子弟学校的改造升级，也
是“从甩包袱的角度来操作的，一拆了之，最简单，也最便宜。”
难题待解
其实，上海在推进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三年行动计划”时，亦并非没有阻
力，其阻力也大多来自区一级政府。
但是由于该项政策是上海市最高决策层的命令，地方政府只能想尽办法去执行。
对此，一直关注打工子女问题的杨东平教授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
是态度问题”。
北京市在市区两级共担这方面，过去几年有所尝试，但总投入并不太多。
据北京市财政局相关人士介绍，2004年国家出台“两免一补”政策后，北京市也是按照
国家要求，将打工子弟纳入到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范畴，进入公布学校的学生免除借读
费，采取了市区两级共担，各出50%。
“市财政要拿出7200万左右，市区两级大概1.4亿。”上述人士表示。
而在给民办校配置设备这块，北京市一级财政2001年安排了500万给已获得批准的民办
打工子弟学校进行设备配备，2005年则安排5000万。2011年，这笔专项大概1个亿的资
金规模。
“你可以算一下，其实北京这几年在打工子弟学校的投入没有多少的。”有专家表示。
据本报记者了解，近期国家出台政策，开征地方教育税附加，同时要求从土地出让金里
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教育。北京市决策层已在考虑这部分钱如何花的问题了。
“这么大的资金量，我们将来怎么使？如果要向包括打工子弟儿童在内的群体倾斜的话
，怎么花？我们也要求教育部门做好规划。”上述北京市财政局相关人士称。
而袁连生教授则建议，北京市不妨可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厘清各级政府的经费分担制
度。具体而言：
省政府和直辖市政府应该主要负担教师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由省级政府负担符合《义
务教育法》提出的义务教育经费省级统筹的要求；直辖市和地级市政府应该负担主要基
建经费；区级政府应该主要负担公用经费。
因为在学校的经费开支方面，人头费用是大头。中小学的经费支出中正常情况之下，70
%以上是包括教师工资在内的人员经费。
“省、直辖市如果能把这部分经费出了，区县一级将比较轻松，也有更大的积极性来解
决这个问题”。袁连生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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