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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82 | 1 广州新塘骚乱已逐渐平息，但事件带来的社会影响让人深思。《东方早报》发表资深媒
体人笑蜀的文章说，新塘之乱是外来民工与城市土著居民冲突。现实中，农民工是社会
排斥的受害者，他们的种种遭遇，在冲突之前已足以完成愤懑情绪的升级。在此意义上
，新塘之乱是再明显不过的一次未来社会危机的预警。
文章全文如下：
最近有两篇旧文，在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上被反复提到。一篇是独立学者莫之许2006年
的旧文《即将到来的城市内战》；一篇是我2007年的旧文《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人
们旧话重提，显然是因为刚刚发生的潮州之乱和新塘之乱。它们都带有族群冲突的特征
，即外来民工与城市土著居民冲突的特征，似乎被知识界如莫之许和我之类的乌鸦嘴不
幸言中。
这其实不算什么，因为，这一切本不难预见。在《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中，我曾如此
断言：
其一，中国农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城乡隔离问题。其恶果，将主要不是在农村
本土呈现出来，而是已经并将继续在都市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流民问题。历史上大的动
乱，往往都以流民的充分卷入为一个基本的前提。流民一起，往往若江河溃堤，其势不
可阻挡；而且往往不问青红皂白，打倒一切，冲决一切。有如一把野火烧过，烧成一片
焦土，烧成一片洪荒。在一片洪荒之上，只好一切从头再来。
其二，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都是有报应的。
城市砍手党只是这种报应的初级阶段。毕竟经济还在增长之中，现有就业空间还能维持
。但经济有涨有落，不可能总是一路高歌。但凡经济有大的收缩，然后就业空间相应收
缩，千千万万农民工，尤其是那些已经习惯了都市生活、已经彻底抗拒乡村的新生代民
工，他们将何去何从？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毫无选择，只能沦为流民。
其三，这就是说，我关注的农村，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而是农民工进城之后形成的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村，即城市中的农村。中国当下的农村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到
了城市；可能爆发的城乡冲突，将主要不是在独立的农村跟独立的城市之间展开，而是
在城市本土和寄居在、混杂在城市中的农村之间展开。
现在回头来看，这些断言中，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经济收缩必然引爆流民危机的断言
。刚刚沉寂的广州下辖的增城市新塘镇之乱，其中一个间接推手，应该就是经济收缩。
新塘为世界牛仔裤之都，全球每三条牛仔裤中，就有一条出自新塘。但年初迄今，新塘
牛仔裤生产线，居然停工一半。大批农民工失业，但又不可能返乡----他们都属于80-
90后，多数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故乡。他们现在所驻足的城市，才是他们的栖居地，然而
，这城市的大门却对他们紧闭。他们就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无根漂流的游牧一族。
换句话说，他们是社会排斥的受害者。他们年轻，他们有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梦
想，他们从小生活于城市社会，了解而且强烈向往城市，但是，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
，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梦想注定碰壁。因为制度安排，本就没有给他
们的梦想预留空间。社会排斥体制本身，即前述“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
东西”，不会没有代价。
只不过由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深刻的问题被掩盖了，代价的到来被推迟了。
但掩盖和推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以社会排斥为显著特征的传统体制，可能是世界上对
维持条件要求最苛刻的一种体制，即所有维持条件都必须最优：最优的国际环境，主要
是和平；最优的国内环境，也主要是和平；埋头奔富而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大众；最后也
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诸多最优条件缺一不可。哪方面都不能出问题，出了
都可能有多米诺骨牌效应。
幸运的是，近20年来，这些最苛刻的维持条件，居然统统得到满足。就此而言，近20年
的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所谓盛世的高调，所谓大国崛起的高调，皆由此而来
。但醺醺然者不懂，这个最好的年代并非常态，它是以巨大社会风险来换取的。种种社
会矛盾和冲突，都以天价维稳强行压制下去，不使其有任何露头的机会。社会矛盾和冲
突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用不断攀高的防洪堤把它们硬性围了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社
会治理上尤其是人心上的堰塞湖。
所有社会风险中最高也最难解的风险之一，即为农民工普遍的挫败感。农民工中不乏精
英，如果不是因为阶层固化，他们本可以像1980年代的很多前辈那样，完全凭个人奋斗
，比如学业上的一枝独秀，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跨入社会主流。但现在他们再没有那样的
上升通道，只能听任自己被底层化、被边缘化，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城市治理的失序，于农民工更是雪上加霜。城市社会尤其是城乡接合部，基层维稳力量
已经一定程度上黑恶化。笔者曾目睹某城中村一塌楼事件的紧急处置，拉警戒线封锁现
场的居然既非警察，亦非城管，而是清一色的当地烂仔。后来得知，他们都属于该城中
村的所谓治安队。这种现象为城市社会所多有。当初在广州街头穷追孙志刚的，就是这
样的治安队烂仔。孙志刚之死终结了收容遣送制度，但并没有改善治安队体制。治安队
中的烂仔也属于社会底层，有身份的人他们不敢欺负，本地人他们不敢欺负。他们能够
欺辱和盘剥的，不能不主要是同处社会底层的外来摊贩和外来务工人员。
新塘之乱的导火线，正是治安队与外来摊贩的冲突。冲突真相，当地政府与公众各执一
词。但这时真相如何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冲突之前，农民工的种种遭遇，已经足以
完成愤懑情绪的升级。跟城市主流社会是排斥关系，跟企业是排斥关系，这些也都罢了
，居然跟同处底层的当地烂仔也是排斥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懑情绪就这样潜滋暗
长，一旦接近沸点，需要的就只是题材。新塘之乱中摊贩孕妇被打，不过一个题材而已。
这才是所有中国问题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一旦经济上出现短板，即经济持续高
增长的最优条件不复存在，潘多拉的盒子就会打开，就会进入社会灾害高发期。更堪忧
的是，岂止新塘，如果经济转入低增长，则千千万万农民工就会像洪水突然从高峡水库
中释放出来一样，社会如果没有为他们准备好排洪道，譬如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保
障，良好的城市社会治理秩序，公正平等的融入机制，等等。那么，仿佛从天而降的千
千万万失业农民工，马上就会汇入到流民、游民队伍之中。 |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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