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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http://zhoujun.blshe.com/post/349/558863
余秋雨先生，你到底什么时候走出“监狱”？
——读《我等不到了》一书有感
作者：老兄吾
近来，笔者关注着正面反映文革的社会声音和反面揭露文革的名家之言。前一种声
音，虽然比较弱，但有了。后一种声音，尚缺失理性，也可理解。但看了余秋雨先生的
新作《我等不到了》，发现理性的对待文革，对于文化品质越高的人越难，就是说，他
们还是停留在三十多年前。
首先要声明，本人绝非如同某些人，借指正余秋雨先生来抬高自己，笔者用笔名即
可作证。
其次，由于本人在上海居住超过六十年，又是住在和余秋雨先生的老家同一个静安
区，和他读书就职的上海戏剧学院同在华山路上。我的大弟和大侄子均是上戏导演系毕
业。且笔者以前曾经十多年几乎天天步行到长寿路的工厂上班，又几乎天天走在胶州路
上，经过余秋雨先生所就读的培进中学，穿过他居住过的余姚路。说这些，并非套近乎
，而是提前疑释：你对余秋雨先生说到的一些事和地点会不会搞错？
再次要声明，本人是余秋雨先生的崇拜者，不仅有他全部著作，还在香港的一些讲
座和场合，听他演讲和目视他的风采。朋友要介绍我去认识他，被我谢绝了，我的理由
是缘分未到。我对一些文革叛将和他作对十分反感：自己叛变了，还要拖人下水，太不
地道。
作此三点说明再先，再来谈余秋雨先生的新作就比较没有心理负担。
㈠
余秋雨先生称《我等不到了》一书是“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在笔者看来，记
忆文学，大概起码也要有时间地点这些基本要素。但余先生在记忆文革中一些事情时，
几乎没有确切的时间。这就给读者在了解文革中的一些大事时带来了极大地麻烦。
例如，“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傍晚”，余秋雨的从学校回家，得知父亲被人揭发
历史问题，但以后的一连串时件几乎都没有了时间。
笔者为什么要强调时间，因为文革的时间跨度有十年之久。在这十年里，不说天天
，也几乎月月年年有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事情发生。现在有一批专门攻击文革的人，
往往在时间上玩花招。将一天的武斗、迫害说成是天天在发生。其实，好多迫害发生在
文革初期的一二年，到了以后，不仅他们没有被迫害，还受到了重用。但是，彻底否定
文革后，为了将自己装扮成文革的受害者，就将一天说成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之久
。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给自己涂上一层发亮的油彩，更是为了洗脱自己在文革中
的出色表现。但为了这些目的而将文革如此颠倒，难道不有违于实事求是吗？说到这里
，笔者要说，绝不是余先生也是有此目的。我相信余秋雨先生自己说的文革中的作为是
真的，作为一个文革基本拥护者，当然有遗憾，但如果余秋雨先生在一些人所周知的文
革事件上，将白的说成黑的，将一说成二，那也是无法原谅的，尤其是文革发生三十多
年后的今天。
很可惜，余秋雨先生这样在做了。在书的123页，他写道：“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属
于‘工总司’，全称‘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工总司’可厉害了，几乎已
经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它的司令叫王洪文，后来高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当时
‘工总司’”的成员号称有上百万人，但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 照样的没有具体
时间，问题来了，结合此段落的前面，写的是父亲在单位里被批斗，那个时候还没有“
工总司”，上海的工总司成立于1966年11月9日，那个时候造反派已经将斗争的矛头对
准党内的走资派了，而像余秋雨先生父亲被批斗这一类是发生在文革一开始的1966年夏
秋之交，也就是说，这一类批斗的主角应该是工厂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厂文
革”。这个“文革”的成员一般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至少在工厂里，抄资本家的家
，斗黑六类，都是“厂文革”的事。当时造反派根本就是受压制的，哪里有胆去批斗别
人。笔者当年所在的工厂即在余家附近，清楚地知道谁在斗谁。现在的回忆文革的东西
，将造反派的出生日提前了几个月，这等于将文革初期的胡乱行为扣在了造反派头上。
造反派为何造反？“逼上梁山”。谁逼？“厂文革”在厂领导的授意下，故意将家庭出
身不好，或者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工人的档案材料抛出来，和黑六类一起作为目标打
击，目的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将已经烧到自己身上的批判之火引到工人身上，逼得这
些工人一听到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就“上梁山”造反了。余秋雨先生信不信
？你再深入调查，像走遍千山万水的“文化苦旅”一样，来一次“文革苦旅”，一定可
以发现批斗你父亲的不会是造反派，而是厂领导某些人。作为像余父这样的小型工厂，
有“工总司”这样的造反队，至少也在“一月革命”前后后。而不能不指出的是，余秋
雨先生将“工总司”的全称也写错了。“工总司”的全称应该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
司令部”。不要小看多了一个“市”字，在上海人眼里，一个工厂如果是“上海市××
××厂”，那就是集体所有制，国营大厂是没有带“市”字的。而一个全市性的组织，
当时带有“市”的，那就是老保组织，如“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也不要以为少了个“
革命”的词无所谓。为革命而造反是当时造反派的出发点，没有“革命”两字，还造什
么反？
“工总司”确实厉害，但还没厉害到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就是到它被后来的总
工会取代，也还是没有可以厉害到余先生讲的那种程度。上海的科教文卫体农村都有自
己的造反组织。“工总司”的司令开始时潘国平，毛主席曾经叫过一声“潘司令”，让
远在美国的潘国平一直激动到今天。“工总司”是上海工业系统的造反组织，余先生说
“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这使笔者大惑不解，不认识，怎么说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归
属于“工总司”呢？
又是没写精确的时间惹的祸。余秋雨先生有一年到《朝霞》编辑部去，“工总司”
的人冲进去动武。余先生与“工总司”智斗，云云。查查资料，此件事发生在1974年初
，上海“工总司”早就改为总工会了。总工会一些人和《朝霞》的矛盾，怎么也是一条
战壕里的矛盾，最后由张春桥出面才解决。但余秋雨先生没写时间，让人误以为还是“
工总司”造反阶段，其实是在为自己和《朝霞》的关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这实在多此
一举。上海许多作家文艺家，当年有谁不是以和《朝霞》有关系为荣的，这有多大的错
？没有错。笔者当年也在上海出版革命组的哲学编辑室，和《朝霞》办公室为邻。看到
过报告文学家黄宗英等人向工农兵作者控诉文艺黑线对自己的毒害。余秋雨先生讲自己
为工农业余作者讲鲁迅《红楼梦》，这就要当心了。因为，你总不可能讲纯的鲁迅和红
楼梦吧。谁不想联系阶级斗争实际讲得生动点呢。这有多大的错？也没有错。大大错的
是彻底否定文革的邓小平，怎么能将八亿人民在十年中的有共产党主导的政治生活污蔑
为八亿个法西斯徒一起在干一件伤天害理的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大事？这顶帽子谁
愿意扛？于是首先是中国的文化人，利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优势，和天生的对话语权的敏
感，最先起来洗脱自己和文革的一丝一毫的关系。洗脱自己正常，胡编乱造非正常。笔
者还是要强调相信余秋雨先生说的其文革干净论，但有一个细节又让人不理解了。请看
以下描述：
“正在此时，传来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上海的当权者生怕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
”，禁止民间悼念周恩来。我一听，立即拉着一起住院的静安区副区长赵纪锁先生，在
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所有的病人都参加了。追悼会后，我又把
会场布置成一个灵堂，再将自己的床搬到隔壁守护。这是当时全上海唯一的民间悼念仪
式。”（第158页）
疑问来了，1976年1月，静安区的领导有称“副区长”的吗？那时叫区革会副主任
。这可不是笔误了，显然是为了避嫌，免去区革会副主任可能是造反派的嫌疑。这实在
是多余。今天，就是介绍党中央常委名单时，都赫然写道：吴邦国担任过上海电子管三
厂革委会副主任。党中央大大方方，倒是文人们对文革中的人与事躲躲闪闪，避犹不及
。明明是听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说成是听周恩来的指示，但周恩来又是听谁的呢？还
不是听毛主席的。明明是和“四人帮”的人和事有正常工作交往，说成是有特别使命去
监视之类，明明是在文革的大批判推动下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和“四人帮”斗争取得的
成就，于是江青的关心成了假惺惺，张春桥的顾问成了蓄意破坏。中国的一大批反“四
人帮”好汉由此而诞生，一大批和文革四人帮作斗争的伟大业绩由此而问世。“早就心
怀对四人帮的不满”，“早就憋着一肚子对四人帮的仇恨”，“早就盼望着四人帮垮台
” 等等时髦说法应运而生，不胫而走，成为许多人特别是文人摇身一变的护身符。余
秋雨先生当不属于此列。但当年他组织的追悼会，绝不是全上海唯一的，你统计过吗？
一定没有，也无法统计。在医院里组织追悼会，不得到院方同意怎么可能？院方同意就
不是民间了。其实，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哪里有过禁制令？笔者当年也在工厂的领导部门
工作，从没有接到过这个禁止令，当然也没有接到过一定要举行周恩来追悼会的通知。
一切自己决定。因此，敝人工厂也搞过周恩来追悼会。至于民间悼念仪式，这个概念很
模糊。怎么界定民间？私人场合还是公众场合？而余先生的私人在公众场合举行民间追
悼会则绝对是创举。因为就是在今天这么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很难想象一个个人可以在
医院举行追悼会，且是所有病人都参加，院方不报警才怪呢。这是不是一不小心讲出了
文革的宽松呢。
请原谅笔者这么细致的推敲。余秋雨先生是一个以严谨著称的学者，想学学总可以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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