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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34 | 1 [导读]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
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一位44公斤的老军人带57坛骨灰回大陆（组图）
1991年5月高秉涵首次返乡探亲时，与故里长辈交谈。
一位44公斤的老军人带57坛骨灰回大陆（组图）
高秉涵近照。
一位44公斤的老军人带57坛骨灰回大陆（组图）
小学毕业证书上的高秉涵。
一位44公斤的老军人带57坛骨灰回大陆（组图）
1948年菏泽县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合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
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于右任《望大
陆》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细地回忆
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
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
“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
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
老槐树。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
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坛骨灰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
”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
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
在故乡的青春。
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她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
“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
，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
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
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
踏上归途。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
，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
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为一些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
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
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声回忆道。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
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
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
能往回带4坛。每次临近返乡，他都要跑到花莲、宜兰等地的军人公墓，将等待回乡的
骨灰坛接走。
一年夏天，他从台北赶去花莲的军人公墓办理骨灰迁移手续。没料想，台风来得突然，
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下山的桥被洪水拦腰冲断，他抱着冰冷的骨灰坛躲在空无一人的墓
地。雨下得大了，“浑身就像泡在水里”。他发现附近为死去的“有钱军人”修建的凉
亭，便捧着骨灰坛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机救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的行动，“没有谁愿意家里摆着好几坛外人的骨灰”。为此，他不得
不将骨灰摆进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着这些老哥，他们
的鬼魂就算回来，也不会去找你们的”。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
“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
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
现。
他曾经因为要照顾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关遗失了一坛骨灰，也曾经因为没拿稳，
把骨灰坛摔碎。但是最终，他还是把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们生前无法回到的故乡。
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
。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
对他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
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
说这话的时候，高秉涵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
其实，菏泽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但因
为这些同在异乡的乡亲，菏泽不仅意味着故乡，也意味着他身上背负的、关于回家的约
定。
高秉涵成了菏泽同乡的中心人物。这些一辈子都未忘乡音的菏泽人频繁地聚会，只不过
，他们的话题屈指可数：家乡的样子，逃难的经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故
事，以至于后来高秉涵的太太都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每次都听同样的事情”。
即便在家里，高秉涵也总是在饭桌上兴高采烈地讲起小时候在乡间犁地，和父亲清晨跑
到“黑豆棵”里捉鹌鹑，讲起老家的风俗“压床”。当然，还有许多逃难路上的故事。
以下就是那被上百次反复讲述的故事之一。
厦门海岸上的一个秋夜，中秋节刚刚过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滩上成千上万人
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前来带他们到海峡另一边的船。天还没亮，两艘登陆艇悄悄地靠岸
，逃难的人们“像流水一样疯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离岸的稻草。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男孩，只能跟着人流向前挤，一开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变成了
“在被踩死的尸体上跑”。身后的士兵甚至用枪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着他登船。
天已大亮，当他在最后一刻挤上船时，一颗炮弹落在船上，硝烟和血雾弥漫在一起。那
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绝望地哭喊着，有的拿起枪向船上扫射。舱门关闭，将正在那里的难
民拦腰夹断。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将尸体和残肢不断地扔进海中。
当登陆艇离去时，海水变成了猩红色。高秉涵站在船舱盖子上，那里到处是人，甚至连
蹲下的空间也没有，空气中飘荡着“火药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
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
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仅仅就在半个
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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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
此岸，曾经像是一生也回不来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坚称自己“旅居台湾”的老人一样，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
。菏泽同乡卞永兰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纪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护照。1982年，她
终于在从阿根廷到台湾的旅途中找机会回到菏泽。
她的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在台湾的菏泽同乡对她的请求，有的想要张“老房子的
照片”，有的请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亲，有的则请她带回点家乡的特产。高
秉涵也对她说了个请求：“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
卞永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泽同乡举行了一场大聚会。许多人脸上的神情显得紧张，
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产时，人多物少，最终定下“每户烧饼一个、耿饼三只、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之
后则要分配卞永兰从菏泽提回来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为高秉涵是律师，他被指派执行
“分土”。经过激烈的争论，同乡们约定必须凭籍贯栏中写有“菏泽”二字的身份证方
可领取，并且“每人一汤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责任重大，可分到两汤匙”。
直到今天，当高秉涵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记得四周静得“落下一颗尘土也听得见”，
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一手拿汤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将汤匙里
冒出的土尖拨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一层灰黄色的泥土，仔细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为双
手颤抖，还没等包起纸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边捡土，一边流泪。最
后，高秉涵又给他分了一汤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乡们脸上“又得意又哀伤”的表情，让高秉涵终生难忘。
这个“分土人”，将一汤匙泥土锁进了银行保险箱，同样在那个保险箱里的，还有他和
太太多年来积攒的金条、金饰。而另一匙泥土，则被倒进了茶壶，加满开水，“每次只
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喝完”。
这些带着“故乡味儿”的泥土，其实“没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边喝一边哭，“流
出的眼泪比喝进去的泥水还要多许多”。
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何时能再踏上家乡的土地。
台湾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于蒋介石“反攻大陆”。1951年，蒋介石颁布《反共抗俄
战士授田条例》，凡当兵满两年者都获颁“战士授田凭证”，等“反攻”成功后，就可
以兑换授田证上的土地。那些年轻或年长的军人愿意相信这一切，甚至有人喜气洋洋地
规划着：“到那时我就回去种地，种上麦子、玉米、高粱、黄豆和芝麻，剩个几分地再
种点儿菜。”
很快，这个像泡沫一样的许诺破灭了。和数百万从各个港口逃离、并最终汇聚在这个岛
上的人一样，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亲，想念家乡，尽管那里只有他短短13年的记忆。
当年，逃难路上连绵的战火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东西被幸运地保存下来
，直到今天：一张绵纸制成的菏泽县南华第二小学毕业证书、一张小学“流星排球队”
的合影，以及“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的合影。
这几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关于故乡的一切，尽管褪色发黄，却仍旧珍贵无比。除此之外
，故乡留给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记忆。当他发现“反攻”无望，便开始拼命地要记住过去
的每一个片断，并将家乡的每一点细节都写在日记本中：“我家住小高庄的路南，院子
里有棵石榴树。对门是金鼎叔家，他们家的黑狗很凶……”
他的家乡，就建筑在这样无数条细枝末节的记录之上。如今看来，它们大部分都显得那
样微不足道。他写下了田里的野草，“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也记下了大豆、
麦子、高粱、谷子是常见的庄稼。至于棉花，则“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
花”。就连家里的小狗也被记录在册，“额头上有一道白线，名叫‘花脸儿’”。当然
，还有村里的一棵老槐树、一眼井和村西边的一座小庙。
“拼命地记，就好像给我家照相一样，日记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老人比划着，
“因为将来，我总要告诉我的儿女们，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样的7本日记，被他周围的菏泽同乡视为珍宝，每当想家的时候，总会向他借来看看
。日记被来回传阅，直到翻得卷边儿、掉页。
199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高家储藏日记的地下室。日记毁了，但记忆还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庄。土地没有变，节节草没有变，金黄色的玉米还是
被晾晒在那条熟悉的土路上。当高秉涵踏上那条路时，他感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
就蹲下来，就哭吧”。
当然，更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那条在年幼的孩子看起来很宽的村路，“今天看来原来
这样窄”。他家的祖屋，如今虽然还长着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经是一家远房
亲戚。他找到了小时候和自己一起捉萤火虫的玩伴“粪叉子”，可是粪叉子也老了，“
弓着腰，拄着拐杖，走路很慢”。就连棉花的开花时令，也向后延迟了两个节气。更何
况，这里再没有他的母亲和姐弟了。
这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终于还是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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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那是1948年，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那时候“
不是共产党回来了，杀了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杀了共产党”。在这块被反复争
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
。”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
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
”。
这是一个太过艰难的决定。在高秉涵的印象里，这个一辈子都在小学教书的女人，几乎
没有经历过团圆。先是两个女儿在抗战初期外出求学后没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
当地一个“圆月祭灶，家人齐到”的习俗，竟然从来也没有完成过。
但她还是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离开。因为担心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分不清方向，这个母亲
反复叮嘱：“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有个星星的是八路，跟着军帽上有太阳的走，
国军不回来，你就别回来。”
时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母亲讲这句话时的模样。他还记得自己离开家时，
外婆从树上摘下一颗咧嘴的石榴塞进他的手里。他坐上马车，使劲地啃了一口，可是再
回头望时，马车转了一个弯，母亲的身影消失了，只有飞扬的尘土。
那是有关母亲的最后记忆。
在 “流亡学校”度过短暂的时光后，他开始逃难，如同一条小尾巴似地紧紧跟着国民
党部队。鞋底磨破了，找块破布将鞋帮绑一绑继续走，脚底板上先长了水泡，又长了血
泡，最后全部磨破，硌脚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脚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赶部队。有
时，他甚至在夜里撑着眼睛，不敢睡觉，生怕自己一旦睡着，就会错过不远处队伍的开
拔时间。
大部分时候，他都在挨饿。偶尔军队停下来吃饭，也给他一份。更多的时候，他只有去
捡上一拨慌张逃走的人们的剩饭。一群山猫大小的老鼠和他抢食，他便一只手挥舞着木
棒让它们不敢近身，另一只手抓起剩饭狼吞虎咽。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直到在一间废弃书局散落一地的图书中，捡出了一本《
中国分省地图》。从此之后，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而这些圆圈连
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难的路线图。
现在再提起那条充满苦难的路，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回忆之中，并重重地叹一口气，“逃
难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
一天傍晚，连续走了两天的高秉涵终于跟上了正在安营开饭的国军，炊事员大声喊：“
一人一茶缸粥，别挤，都有饭。”但他身上只背着一副瘪瘪的包袱，没有茶缸，也没有
碗。他连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张芭蕉叶，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还没等他挤到粥锅旁边，前方有人大喊：“别吃了，共军追上来了！”那些士兵举起
还没喝到嘴里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挤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间他身后的
士兵摔倒了，满茶缸滚烫的稀粥都泼在了他的腿上。
没有人理会这个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泪的小孩，就连他自己也顾不上“这点小伤”，只有
逃，拼命地逃。
他用“肿得像冬瓜一样的两条腿”坚持行走了5天，直到感觉到自己的小腿一阵阵痒。
坐在河岸上，撩起裤脚，那些烫伤的地方竟然生满了蠕动的蛆虫。这时，突然有人拍了
他一下，“小孩，你怎么了？”直到今天，他还记得那是一个“包上画着红十字”的人
，长期逃亡的经验告诉他，“这是一个共产党”。
“我那时很害怕。”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甚至想立刻逃跑，但那人却打开了自己并
不充实的急救包，先是帮他把表面上的蛆虫清理干净，再敷了点药，用纱布将腿紧紧地
包扎。
直到那人离开，高秉涵都不敢出声，“我当时心想，难道共军里也有好人？”
只不过，这次治疗不算成功，没过几天，他的双腿就不停地流脓，纱布和新长出来的肉
生在了一起，白色的纱布变成了散发着臭味的黄色的硬梆梆一团。这些伤口最终愈合，
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复地讲述这些故事时，他总会卷起自己的裤脚，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着大块
的黑色疤痕。因为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裤，也不敢进泳池。“这就是内战在我
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最终，这个少年用了6个月，穿越6个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挤上了由厦门开往金
门的最后一班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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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对于那些从各个不同港口逃到台湾的人来说，回家曾是他们最迫切的梦想。然而他们中
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等到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的时刻。其中有一个，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
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从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工作。“金门逃
兵”成为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
那个士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
的路上被强拉入伍，跟来台湾。有时天气晴朗，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海峡，他甚至一
眼就能看到家乡。但看得到，却回不去。
士兵决定利用自己的渔夫本领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
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海水冲涩了他的眼睛，还来不及看清
就举起手大喊：“我是从小金门逃过来的，没带武器！”
没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历史一样，颠簸反复，终点总是难以预见。他游了一整夜，最
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仅仅一个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
那种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为此，他常常回想，在那条与死
尸为邻、和山猫大小的老鼠抢食的逃难路上，他曾经也有许多次机会，可以往相反的方
向走。
那时，他是多么地想念妈妈，想家里的小狗“花脸儿”，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小学同学“
粪叉子”，想菏泽的烧饼，想极了。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弃了。在福建龙岩，他随国军部队一起住在白土镇，那时，他已
经由一个小难民被收为学兵。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个平常不太讲话的福建女人，过
了数日，她突然问这个流浪的孩子：“我是个寡妇，没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儿子吧。”
那时，高秉涵已经听说队伍将要去台湾，尽管当时没有人能预言未来，但就连这个孩子
也模糊地感觉到，“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在部队离开白土镇的夜晚，这个想当母亲的女人将他藏了起来。但没过几天，部队发现
这个一路像影子一样跟着的小孩失踪了，断定是被寡妇“绑走了”，于是派来4名士兵
，将他押回。
一个小小的转折，却足以改变他的人生。
最终他过了大海，去了台湾，在那里度过大半个人生，求学成家，先后成为法官和律师
，并且最终也没能再见自己的母亲一面。
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大陆与台湾之间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国
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填写地址
，便只好写下“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则是母亲“宋书玉”。
在那封并不长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
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生
死不明……娘，我会活着回来。”
他不知道，在海峡这头，杳无音信的两个姐姐实际上是从国民党家庭出走后投奔延安，
成了共产党的干部，直到他踏上逃难路的那年才第一次回家。
年迈的母亲找回了女儿们，却失去了儿子的音讯，等待耗尽了她全部的生命。就在这封
信辗转寄达的一年前，宋书玉逝世于吉林辽源，她的晚年和小儿子住在一起。两个女儿
，分别安家在广州和沈阳。
说起这些，60多岁的弟弟高秉涛哭得像个孩子，“就差13个月，我母亲就能知道她的大
儿子去了台湾，没有死。”
弟弟告诉高秉涵，对一辈子盼着儿子回家的老母亲来说，儿子是年夜饭时桌上的一副碗
筷，她总要为他夹一块肉、夹一口菜；儿子还是一件小时穿过的棉褂，一直被妈妈藏在
枕头下面，从菏泽一路向北带到辽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钟。
这不是讲的故事，是生命写成的故事
曾有一段时间，高秉涵绝望地认为，“就算两岸开放，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我和妈妈
一个地上、一个地下，永远也见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还有与母亲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儿女解释，菏泽，这
个被切断和隔绝了几十年的地方，这个被叫做“故乡”的地方，对自己和同乡们来说究
竟意味着什么。他反复地讲述着一些故事，关于童年和乡土。偶尔，年轻的孩子们会不
耐烦地打断他，“爸爸，不用再讲了，那些故事我们简直都背得下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时间可以回到家为父母扫墓，看看田里生长的豆子和玉米
。那些一路经历着无数生死诀别到达台湾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组织的回乡
团里总有几十个团友，而今年，却只剩3人。
“也许我们一走，这种感情就会断掉。”高秉涵有些悲观地说。他为孙女起名“佑菏”
。“菏”，那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办理户籍的小姐甚至从来没见过的字。
但老人坚持，这就是孙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泽，保佑菏泽。”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湾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
泽。”想着想着，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有整排老乡在下面
列队欢迎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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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我看了两遍. 讲述了中国从1900年到1931年的这段历史. 从一个闯关东的一家人身上展现出来.
看了之后, 对山东人留恋故土的感情非常理解.
同时又觉得那些独轮运老将汉奸们真是可怜, 当美国走狗, 钻到美帝国主义裤裆里吃屎
喝尿, 最后比狗还可怜, 死了都回不到家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