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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朱嘉明：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 —— 《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序
源远流长的中国货币史，是一种超级复杂系统，包含着众多子系统和因子。其中，白银
自始至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存在着一种与物理世界的“量子纠缠”类似的“白银
纠缠”。这里所说的“白银纠缠”包含两个含义：离开白银货币，中国货币历史根本无
法书写；而没有对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白银货币也绝无说清楚的可能。徐
瑾女士所撰写出的《白银帝国 — 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其中考察从960年建立的宋
朝至1930年代的中华民国，时间跨度长达1000余年细密经纬货币史，并描述和诠释了其
中那根连绵不绝、隐匿无比和充满“纠缠”和“纠结”的“银线”。
（1）“白银纠缠”发端于何时？
中国自战国到两汉，大体以黄金为计算标准。究竟白银货币在何时开始成为其中的重要
子系统，或者主要的因子，并没定论。据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一直到元末
，白银还算不成十足的货币”。彭信威先生这样的结论，显然基于白银在货币体系的比
重或者权重。
宋代相比较于之前的历朝历代，发生了人口革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手
工业革命和都市革命，以致被中外史学家认为从古代历史向近代历史转型的分水岭。所
以，相比较唐代，宋代的货币需求发生了“爆炸性”增长。所以，任何单一的货币形态
都难以满足，导致了宋代货币经济体系的高度繁杂性，及各类金属货币和各种纸币同时
和交叉并存。其中的金属货币有铜钱、铁钱、和贵金属的金与银；纸币至少有全国性影
响的交子、钱引、关子、会子，还有诸多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纸币。国内不同区域的货
币需要交换。
还要注意到，宋代属于开放经济，势必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虽然北方的辽国、西夏和金国，南方的东南亚诸国，都有自己钱币。然而，只有宋钱，
主要是铜钱，可以成为周边各国接受的“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宋朝疆域
之内，还是宋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币种之间需要“汇率”，而“汇率”则需要有基准
货币，或者本位货币。例如，“交子”曾以铁钱为本位，“会子”曾以铜钱为本位。但
是，铜和铁终究属于“贱金属”，加之多次发生“钱荒”，所以，能够作为基准货币的
唯有“贵金属”。很可能因为黄金过渡稀缺，在纸币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相对丰裕的白
银脱颖而出，白银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黄金，且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似乎是一种自然
过程。徐瑾注意到了钱穆先生“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的观点，捕捉到
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
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纸币试验构成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
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进而得出了宋代因为通货膨胀引发了
白银的崛起的结论。
在宋代，社会上到底流通着多少白银，已无从知道。但是，白银不仅已经进入普通民众
生活，而且政府岁入中钱数减少，银数增加，“用银而废钱”，已是大势所趋。对此，
当时的史书已经有了清楚记载。白银已经具备了货币职能。至于白银的来源，无非是中
国本土和国际贸易的流入，很可能后者大于前者。这样，伴随宋代白银经济的崛起，“
白银纠缠”得以发端。
这里值得提及南宋的权臣贾似道（1213-1275）。面对战争频繁，楮币贬值，物价飞涨
，国家却无力筹集粮饷，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易物价
，解决军粮匮乏，挽救军事危机和统治危机。但是，因为官僚和地主集团的反对和腐败
的吏治，致使公田法在执行过程弊病丛生，百姓深受其害，以失败告终。自宋代以来，
主流史学界将贾似道列入导致南宋灭亡的“奸臣”。徐瑾在《白银帝国》中评价贾似道
时，写了这样一段话：“贾似道的悲剧似乎在于在一个没有彻底商业的社会推行一种不
对等的商业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称当时的农耕文明的失败试验品；即使南宋已经属于中
国商业最为发达的时代，但在旧有权力格局和游戏规则之下，其实也并没有给他其他的
更多机会，无论是金融工具还是经济选择。”说到底，贾似道只看到了浅层的土地危机
和粮食危机，并试图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而不知道深层原因来自金融危机及其
背后的白银力量，成为了“白银纠缠”的牺牲者。
（2）“白银纠缠”和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
蒙古帝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全球帝国，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货币制度的支持是不能想象
的。在其辽阔的疆域中，不乏贵金属，特别是银矿资源和白银货币传统。被蒙古征服的
花剌子模（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地区就是代表。蒙古帝国货币制度的基
本特征是以银代表的贵金属货币替代了铜和铜钱代表的贱金属货币，实现了东亚“贱金
属货币”与亚欧大陆中西段的“贵金属货币”的融合，且在融合过程中，通过可以兑现
的白银纸币，完成了从以铜钱作为计价经济向以白银作为计价经济的转型。包括元朝在
内的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通货统一于纸币是“表”，计价统一于白银是“里”。从此
，焕发了世界性的白银货币需求。世界经济历史与全球货币历史中的这个转变，长期被
低估。
作为蒙古帝国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的货币经济，元代的货币经济
应该是蒙古帝国货币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元代，唯有纸币是合法通货，金银铜钱禁止使
用。但是，元代的纸币是以白银作为储备货币的，即所谓的“银钱相权”，准许民间纸
币和白银互兑。徐瑾写道：“元朝算是古代发钞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货币史学者认为占
据货币史一席之地，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空前绝后的货币政策”。元代不仅开创了纯
纸币流通制度，同时设定了无限法偿的先例，几乎是后世各国法币的前驱”。这样的货
币制度，需要有足够的白银储备。元代，曾经有过白银资源的黄金岁月。那时，“不仅
多数钞以银作为票面价值，本位也多与金银挂钩，民间用银亦广泛。例如元曲大师关汉
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钞，也有不少写银的地方，《窦娥冤》开篇即说“小生一贫如洗，流
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财，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他二十两银
子，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只是到了元代的成宗时期（1295-1307），白银准备
金枯竭，纸币方不可能再兑换为白银。此时，元代已经进入中后期，民众为了保护自身
财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将纸币兑换为白银，导致曾经作为储备货币的白银流失，大部
分沉淀到民间。元朝覆灭的过程很快很短，统治集团对主权瓦解没有各种准备，撤离中
原和返回大漠于仓促之间，基本来不及搜寻民间白银。
唯有理解包括元代货币经济在内的蒙古帝国货币体系，才可能解开明朝白银货币化初始
来源之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奠定与实施的宝钞和禁用金银这一货币制度，其“历史寿命”很短
，少则半个世纪，多则70年左右。《明史》记载：明英宗的正统初年（1436年），“弛
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标志着明朝开国确立的货币制度的终结。几乎同时，
1430年的周忱代表的“赋役折银”改革，确实开启了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历史进程。1530
年，张居正创立“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赋役合并、田赋一律征银、算赋役数额以县
为单位和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不过是此前一系列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延伸与制度化
。毫无疑义，在这一百年之中的白银需求发生了巨大增长。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
的问题：明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银”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如果说白银来自本土“银矿”开发，非常有限；如果说来自国际贸易，因为明朝建立伊
始就制定了“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国策。这个国策得以改变已经是明隆庆元年（1567
年）。
按照历史逻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明朝正统年间的“银”，主要来自民间，而民间的
白银，则与蒙古帝国及元代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发生明初从朱元璋到朱棣实行的多次
迁徙富户的举措。简言之，很可能是蒙古帝国所留的白银存量，支撑了中国从明英宗正
统初年（1436年）至1540年代中国的白银货币化，造成“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
银”的互动，这个时段几近一个世纪。
（3）“白银纠缠”和16-17世纪的全球经济体系。
明朝（1368-1644）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略长于清朝。在明代的经济
史，特别是明代货币史中， 1540年代是重要的拐点。中国从此开启了奉行长达500年左
右的的实银通货，或者“称量货币”，即“自由银”货币制度。而这种自由银货币制度
，强烈地刺激出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对白银需求最大和吸纳全球白银
资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南美洲成为向中国输入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也因此成就了中
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实，相比较清代，明朝并没有那么糟糕。满清统治时
期，有意毁灭大量明史资料，对明史颇有歪曲。20世界中后期以来，从吴晗、姚雪垠、
金庸，再到黄仁宇，“扬清抑明”思潮潜移默化。前几年的《明朝那些事》，用通俗手
法误导了民众对明朝的认识。
在这个期间，中国的白银需求和“白银纠缠”，不可避免地与地理大发现联系在一起和
搅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确立了白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和白银作为世界主要
货币的基础；造成了美洲白银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了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和东
南亚货币体系的白银化。从此，以白银为媒介和国际贸易网络中心，中国通过海上贸易
参与创建了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围绕白银运转，而白银围绕中国运转，形成了以白
银作为主要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体系。所以，中国开始向”白银帝国”的演变，开始于
1540年代。从此，明朝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供给
严重短缺的问题。城市人口激增，农业商品化，工商业繁荣。徐瑾写了如下的文字：白
银不仅刺激了中国经济，催生了社会的诸多变革。正是因为白银流入对于晚明意义重大
，在那时形成了一个因商业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白银帝国》中特别提到了，“《
金瓶梅》成书期间，刚好对应晚明经济白银化的历程，某种意义而言，正是白银，成全
了西门庆们。仔细阅读对比，就可以注意到这是与以往古典小说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
。如果阅读明朝胡我琨撰写的三十二卷之多的《钱通》，其中的卷一，卷二，提供了众
多明朝寻常百姓与白银货币的故事。明代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启动了中国的双转型：
从内向型农耕经济向外向型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经济的转型，从古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
式向近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的转型。
在西方史学界，不乏以1570年代初作为世界大历史（1571-1689）、近现代全球贸易和
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起点。中国明史专家万明则主张从1540年代作为起点，即中国内部
产生巨大白银需求，而世界恰恰具备了满足这种需求的资源和生产条件。从此，白银成
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开始发挥核心作用。
但是，中国因此也进入了对白银的漫长“路径依赖”。崔瑞德和牟复礼（Denis C.
Twitchett， Frederick W. Mote）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中，描述了明朝与
新兴世界经济的关系，观察到明代存在着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对世界经济依赖的两个
方面：“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
、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
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因为明代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性，明朝货币经济对世界性
白银需求和供给的高度依赖，一旦内部和外部的的迭加性危机，基于国家官僚体制的僵
化，社会的分裂，必然丧失应对能力和手段。牟复礼特别提到：“到1644年，中国是世
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成的农业
转变的影响。”所以，明朝覆灭于1644年“甲申国变”，原因很多，但是，崇祯末年发
生的海外白银供给的骤然短缺，直接引发了白银价格和通货紧缩，间接导致铜钱贬和通
货膨胀，国家基础解体。“白银繁荣了大明帝国之际，无意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
”同是1644年，在英国也爆发内战，结果是代表新生资产阶级的一方获得胜利，英国完
成了向近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型。
明朝作为“白银帝国”的历史过程持续到明朝覆灭的1640年代，发生了短暂的中断，之
后的清王朝很快恢复了中国的“白银帝国”地位。
（4）“白银纠缠”和“银铜复本位制度”
相比较明代，清代（1644-1911）作为“白银帝国”，其实需要打个折扣。因为，清代
货币制度，基本延续明朝 “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度，前朝纸币教训也使得清朝基本
远离类似实验。用比较专业的语言，清朝自始至终所实施的是“银铜复本位制度”。
这个“银铜复本位制度”，是在一种货币体系下，两种货币金属同时充当货币材料，并
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价同时流通的制度，故并非是西方货币学所定义的”双本位制度“（
Bimetallism）。一般来说，清代的“银铜复本位”具有如下特征：银钱供给的数量以
及银钱比价，决定社会货币供给总量；国家完全放任白银供给和流通，白银偿还能力具
有法律保障；政府视制钱为整个货币制度的核心，关乎国计民生，故国家垄断铜钱铸造
，政府控制铜的生产与贸易，铜钱并非辅币，而是货币；白银和铜钱两种货币功能互补
，大宗交易多用银，零星买卖通常用钱；国家对银钱比价没有法律约束，因市场上的供
需状况而变动。
在“银铜复本位制度”之下，特别是至19世纪中叶后，清代货币体系日益复杂，除了金
、银两、银元和铜钱之类的金属货币之外，还包括外币、私票、各种银行券，构成了多
重的“比价”和“汇率”。其中，对清王朝困扰最大的是“银钱比价”、“金银比价”
、“银银比价“和“双重汇价”的交叉影响。
“银钱比价”，源于银是贵金属，铜是贱金属，银价波动，铜价自然跟进。只是银钱的
比价是反方向的：银贵则钱贱，银贱则钱贵，形成“银贵钱贱”和“钱贵银贱”的交替
循环。“金银比价”，源于金银都是贵金属，金的价格透过银实现，银的价格透过金实
现。金银比价是金融货币史中最基本的比价。金银比价的变化，主要取决于金银供给数
量的起伏，或金银的相对充裕程度。清代的货币史，其实是白银逐渐成为主体货币，需
求不断增长和白银购买力不断提高的历史。在16、17世纪，世界的金银市场处于分散状
态，比价变动周期较长，幅度有限，频率缓慢，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还不那么强烈。18
世纪后，全球形成了若干金银主要交易中心，白银价格呈现频繁的升降，且幅度加大，
比价周期显着缩短。自1870年代，全球开始确立“金本位”制度，深刻影响了金银比价
结构和频率。从此，中国货币经济愈来愈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银银关系
”，源于18世纪的最后25年，银元开始在中国成为一种广泛流通的货币，甚至成为其他
银币的价值尺度。这样，在中国的生银和银元之间，就产生了“银银”比价关系。因为
“银银”比价，并没有法定比价，于是自发产生“洋厘”行市。直到1933年的“废两改
元”成功和确立银本位，外国银元彻底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维系八十余年“洋厘”行市
最终消亡。至于“双重汇率”，是指对外贸易以白银结算，涉及金银汇率，或者白银与
英镑、美元等货币的汇率；对内则是银钱汇率，由银铜两种金属的相对供给决定。“双
重汇率”连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之所以清代还是“白银帝国”，主要因为白银自始至终是财富的基本形态；白银是基准
货币；白银是国内跨地区贸易的交易货币；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价格的变化，直接
影响货币供给规模；银价是物价的主要机制；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税种与白银密不可分；
白银是窖藏的货币财富；白银是会计制度基础。一言以蔽之，白银支撑着国民经济的运
行，若是没有白银，整个货币体系必然陷入混乱，甚至倒塌。
（5）“白银纠缠”与自清末、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废两改元”。
中国自15世纪开始白银货币化，不等于就自然确立了“银本位”。从1870-1890年代，
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实施“金本位“，西方国家建立了 “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白银地
位全面跌落。中国没有成为金本位国家，不可能成为“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的受益者。
从此，中国的”白银帝国“光环开始暗淡无光。到光绪年间（1884—1908）中后期，尤
其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实行“金本位”，在光绪皇帝和同代精英中，逐渐形成中国
货币制度需要根本性改革的共识。所谓根本性改革就是要选择究竟实行“金本位”，还
是通过“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
徐瑾在《白银帝国》中，提及了在这样的历史节点，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eremiah W.
Jenks，1856-1929）于1904年向清政府提出的以“金本位”为目标，导入金汇兑本位制
币的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点包括在于以相当于白银一两的黄金为单位货币，金银币间比
价维持1:32，由清政府在伦敦等地开立信用户出售金汇票以维持比价，且启用外国人担
任司泉官，即掌管货币金融部门。精琪方案不仅符合历史潮流，考虑到中国国情，而且
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当时的中国，货币主权观念已经在中国传播，加之各种利益集团
的反对，尤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最为有力，精琪的方案遭到清廷拒绝。这是不可弥
补的历史遗憾。之后，清末的币制改革走上了以“废两改银”为核心的轨道。为了推销
货币改革，光绪三十年（1904）创立的户部银行，几年后，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
宣统二年（1910），朝廷先后颁布《大清银行则例》和《币制则例》，从法律上确立银
元的合法性，保证银本位制度的建立，并规定大清国币单位定名为“圆”，即“龙洋”
。清末中国究竟铸造的龙洋的数目，无法精确统计。可以肯定的是，龙洋进入流通，大
幅增加了铸币供给量，银两的存量减少，推动了中国货币制度从称量到计数，银钱平行
本位向银本位的转变。
1911年，发生武昌起义，清朝被推翻。在民国初年，朝野上下的主流是在中国建立“金
本位”。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和《国币条例施行细则》，铸造袁世
凯头像银币，实行银本位制，其实是过渡性质的条例。1915年，北洋政府拟定《修正国
币条例草案》，确认将来过渡到金本位制；1917年，北洋政府颁布《金券条例》，准备
实施金本位改革。但是，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反帝爱国热潮，严重阻碍原本希望
很大的“金本位”改革。自此之后，中国彻底丧失了建立“金本位”的历史机会。顺便
要说的是：梁启超实属为在中国实现“金本位”而努力的最后一人，他一定会为这个夙
愿未能实现而抱憾终身。
北洋政府继续实施金银自由流动制度，国际市场的金银比价直接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量
。中国无法摆脱白银的国内需求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世界银价的变动自然对于中国的
币制及其经济影响甚巨。中国更无法改变对白银市场定价权的被动处境。金银波动成为
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对中国发生影响的最重要方式。中国货币供给属于“不可控外生变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价波动。进入1920 年代，英国主导回归“金本位制度”
。金银比价大幅度震荡。白银汇价涨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货币供给、利率、偿还外
债和物价，一句话，对国计民生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至1920年代末，英国回归金本位的失败，诱发了世界性经济紧缩和经济危机。进入1930
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制瓦解，世界主要国家发行不兑换的纸币，贷币流通和信用
制度遭到破坏，实施赤字财政，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中，全球金融市场完全处于失序状态，股票暴跌，银行倒闭，信用危机，企业也随之大
量破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政府时代，有中央银行，却没有形成系统的“货币政策
”体系，这不等于南京政府时代没有“货币政策”意识和行为。南京政府断然选择1933
年完成从“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希望幸免于这次世界性大萧条。但是，毕竟“废
两改元”是逆时代货币制度潮流的，并没有能够有效地抑制和化解中国日益恶化的经济
形势。
（6）“白银纠缠”的极致和终结。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公民持有金币、金块或黄金证券
为非法。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一九三四年购银法》，立即刺激了世界白银
价格上涨，导致中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白银大规模外流，为过去五百余年所未有，引爆
了从1934年夏季至1935年的“白银风潮”。进入1935年，白银存底继续减少、通货紧缩
、利率上升、公债跌价、银行倒闭、物价下跌、企业破产、失业增加，而且涉及货币经
济的主要环节，中国陷于全面经济衰退，形势坏到不容再拖的地步。1934年至1935年，
一方面，中国这个昔日的“白银帝国”已经是只纸老虎，另一方面“白银纠缠”造成的
“剪不断、理还乱”发展到历史的极致。
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从表面上看，中国是美国新白银政策的牺牲者，根本
原因在于中国的“银本位”。只要继续银本位，中国货币经济受制于国际白银价格，非
中国可以左右，白银价格的上升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白银价格下降则导致通货膨胀。
任何在银本位框架内的改革，都没有出路。唯有废除“银本位”，方有可能遏止白银外
流，结束以白银为主要形态的货币供给完全失控的态势。
1935年初，中国秘密通知美国，计划放弃银本位，采取金银复本位，并将这种新货币与
美元联系，以稳定中国的汇率。时至1935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已经恶化到崩溃边缘。11
月4日，时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宣布废除银本
位，并立即实施停止白银合法出口、白银国有化、统制银行系统、垄断货币发行权、严
格外汇和黄金管制政策。
1935年的法币改革的前提是：法币和外汇需要有稳定的汇率，法币是可兑换货币，主要
是英镑和美元。为此，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经过中国和美国的白银谈判”，于1936年
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该协议成为美国支持法币改革的法律保障，标志美国和中国正
式实行货币体系的合作。“货币制度中的相互联系背后，其实是对利益同盟的确认”。
为了保证法币政策之实施，维系法币的可兑换性和汇率稳定，需要外汇自由买卖制度，
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有足够的外汇，持续实行白银国有化，强化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垄断统
制。
法币改革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币改革意味着中国在没有经过金本位
过渡阶段，完成了货币现代化，降低了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推动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家
市场的进程，对国民经济的效益明显，有助于国民经济走出萧条。法币改革与中日战争
的时间相当接近。对于中国来说，法币改革加快了中国形成民族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另
一方面，国家彻底垄断货币铸造权，国家全方位统制金融体系，开启了政府超量发行之
门。“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从稳定到轻微通货膨胀，再一步步陷入高通
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推出。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被掠夺
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法币改革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但是，关于如何评价法币改革的历史
地位，却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如何，因为法币诞生，作
为“白银帝国”的那个中国寿终正寝，也因此彻底终结了“白银纠缠”。然而，如今，
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各种纸币，呈现的是永无休止的货币扩张和财富贬值，以致
人们不免怀念那个令人又爱又恨的“白银纠缠”年代。
徐瑾在《白银帝国》的结尾如是说：“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
就是中国白银五六百年的循环。期间有无数王朝的兴起与陨落，也有不少人杰的努力与
奔走，一切都在历史之中回响，历史的循环之中，有无数天问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银，
也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败”。这是一个颇有历史空间感的结语。在世界范围
内，研究货币经济，特别是研究货币经济历史，其实是一个少有遐想和拒绝浪漫的工作
，更多是要面对严酷史实和严密的历史逻辑。如果用军事语言，货币经济研究始终处于
冷兵器时代，那里的每件武器都是笨钝和沉重，锈迹斑斓，显然是以男性为主体，少有
女性的领地。然而，前些年，在台湾，有一位历史学家林满红女士，她的《银线》（
China Upside Down）,将19世纪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近年来，徐瑾以
她的《印钞者》和这本《白银帝国》，将史学家冷僻的工作，加以大众化书写，为货币
经济历史的疆域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景线。
2016年9月27日，台北阳明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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