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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792 | 1 关于具体的决策程序，唐代的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很多细节也是前后不一，能力所及，这里先说个大概：
政事堂的决策面很宽，凡是军国事务都涉及，根据来源，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是皇帝直接下达命令，这也是五花八门的，可以是婚丧嫁娶，也可以是讨论改革方案，官员任免。对此政事堂会议有权拒绝。如元和初，河东节度使王锷求兼宰相。密旨下：“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但是当时主持政事堂的李藩却以笔涂“兼相”字，上奏：“不可”。第二类是臣下的奏疏，有的是先递给皇帝，皇帝转发给政事堂讨论；有的是中央各机构向皇帝所上奏状主动要求转发政事堂，尚书省诸司的某些奏状也可以直接上报政事堂处理。第三类是宰相们认为有必要讨论的政事。如唐武宗时回鹘逼近河套天德军一带，政事堂在讨论后拟定了十一条措施。
第二类、第三类这里可以归到一起，属于政事堂自己的决策，宰相们协商一致后形成“熟状拟定”，以中书门下奏状的方式呈递皇帝，如果批准，熟拟就作为与诏令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颁布，或转交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起草正式诏令颁发。如果被否决，其所议即作罢论。反之，皇帝的命令（即第一类），在一般情况下也要经过政事堂讨论通过，程序上需要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正式生效。于是皇权和相权在最高决策层面就互有制衡。
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人数不等，其中宰相多在2到4人，武后中宗睿宗时比较多，比如景龙中甚至十余人，时称“政出多门， 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
政事堂决策实行宰相集议，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一票否决，所以必须全体一致，有些像陪审团，向皇帝递的熟拟需要全体宰相的联合署名，在前期还要有中书舍人的署名，只要有一个宰相拒绝署名，此状即为废状。若是宰相们扯皮，各以己见上奏，则属于违反联署制度，通常的结果是罢相。即便在权相如李林甫当政时，虽然“文书填凑，坐家裁决”，但联署这个程序还是要的，当然，其他宰相也只有“不敢诘，署惟谨”了。这里附带说一句，玄宗一朝，权相似乎颇得势。碰上姚崇宋璟算人品好，碰上林甫国忠不免就国运转衰了。
另外，对于日常一般性事务，政事堂的命令也并不全需要皇帝首肯，所谓：“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堂后五房主书发遣堂帖，须有秉笔宰相签署，宰相决策会议的其他成员同署。堂帖可以号令四方，在宋朝称作札子或堂扎。与此对应，皇帝有时也不经中书门下命令，但在当时上不了台面，连皇帝自己都不好意思，叫做“斜封墨敕”。
唐代政事堂的权柄由此可见一斑，因为其一，皇帝是“高居深视”，没有别人建议没有商量，突然拍脑袋拍出个idea让底下实行的次数应该有限，如果这皇帝靠谱一些的话。其二，说是堂帖只是日常事务，给人印象好像小事才用堂帖，但实际操作中，是大是小很多是主观判断的，而需要政事堂处理的国家事务，又能有多小？当然，无论如何，最高权力在皇帝手里，这是核心问题，正式的决策还是主要通过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各种诏令颁行，诏令有册书，制书，敕旨等等。一旦政事堂的熟拟为皇帝批准，或是皇帝的旨意为宰相接受，加盖了中书门下（政事堂）之印，那就该正式起草诏令了，这是中书省的事，具体由中书舍人负责（玄宗后常常以翰林学士草诏）。中书舍人有时被宣传入宫起草，有时是皇帝派宦官（中晚唐便是枢密使）将要草拟诏令宣付中书。中书省得到宣命之后便在簿籍上记载下来，称为宣底。中书舍人就凭此起草、进画。除由皇帝直接降宣之外，另一种方式是宰相把诏令要点——“词头”交给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根据词头起草诏令，若中书舍人认为词头不合适还可以“封还”。“封还”不是封还给宰相，而是给皇帝，应否据“词头”拟旨待皇帝决定。中书舍人承皇帝宣命或宰相的词头起草后，要呈送皇帝签署意见——称为“进画”。草拟的诏令大体可以分为“制”和“敕”两类，前者是较重要的诏令，用黄麻纸，后者是对于百司奏抄的批复，开始白纸，后为防蛀才改用黄纸。皇帝如果认可，也是重要的画“可”，一般性的画“闻”。中书省接到皇帝认可的批复，即可在诏令上署上中书省相关要员的名字，某人宣，某人奉之类，然后以一本留档，一本宣行。宣行的诏令就送到门下省“宣署申覆而施行焉”。 此种经过中书、门下两省，有底本留在中书省的宣命称为“正宣”
门下省的审核工作则由给事中执行，侍中复核，如果无误，且是相对重要的制书，门下省署名后须再呈送皇帝书面批准；如有错失，可以封还，皇帝命中书省重新起草或作废。审核无缺失，正本存档，另抄一份注明“制可”，交尚书省颁行。
以上大致就是唐代最高决策出台的基本过程。当然，时段不同差别也不小。贞观以前，诏敕也是通过中书省，但承受者多，拟进者少，就是说第一类来源多，第三类少。故宰相议政，多不在诏旨拟定以前，而是在诏旨拟定之后。诏敕之下，事先议论少，事后检查多，所以政事堂之初设于门下，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贞观以后，中书省于定敕之前，多在政事堂拟定。于是政事堂成为宰相议决政务的最高机构。贞观年间的“先于政事堂议定”，即议决朝政，同武德年间“常于门下省议事”明显有别。由一般“议事”到“议定”朝政，即是政事堂职能演变的基本所在。
关于中书省（尤其中书舍人）和门下省在决策中的作用再补充几点。
唐制，中书舍人品秩正五品上，员额六人，其中一人主要负责诏令起草工作的，玄宗是开始称为“知制诰”。知制诰可以列席政事堂会议，给食于政事堂。若以他官掌制诰策命，则称“兼知制诰”。为了能够及时执行草诏任务，中书舍人须在政事堂值班。起草诏令不一定完全出自中书舍人之手。常常或口述或写底稿，由主书等人代笔，再由其他佐官和工匠最后完成。
中书舍人在唐代前期权柄颇大，皇帝的诏令和尚书省各部的奏议文书，在送交宰相正式讨论之前，均须交由中书舍人讨论初步意见。中书舍人参议政事按尚书省六部分工，6位舍人各押一部，所谓分押尚书六曹。每位舍人除对所判之部可以对政事提出意见外，对其他五部的政务也可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署名。这就是“五花判事”，这也可以看作是玄宗前宰相会议的秘书制度。当时中书舍人又被称为“宰相判官”，其时由中书舍人署名进程宰相的各种决策方案，往往即为宰相会议的议题，如果6位中书舍人意见一致，同署拟进，那宰相只能就所拟方案进行审核，做出是否上奏皇帝的决定，无法就更多的方案作出抉择。中书舍人并拥有连署权。因此，中书舍人对于宰相决策会议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为了限制中书舍人权力，宰相姚崇在开元年间奏请废除了中书舍人连署进状的制度。后来张说设政事堂五房取代中书分押六曹，进一步削弱了中书舍人对政事堂的话语权，唯有中书舍人兼知制诰者仍为起草诏令之职。五房办事人员初主书七品官外，其余皆为吏员，完全听命于宰相。玄宗以后，内命又多由翰林学士起草，中书舍人的权力更见式微，但仍不失为很有潜力的职位。
至于门下省，唐六典中说：“出纳帝命，缉熙皇极”，简而言之，皇帝的诏令由门下省转下，臣下的奏章由门下送达皇帝，使得上下通达。门下省在决策系统中的主要工作是审议和封驳。“封”指封还皇帝的诏书，“驳”指驳正臣下的章奏。给事中实际掌握封驳事务。
给事中审核诏敕时，认为有不便于施行的，可以封还重拟，甚至可以直接在上面涂改而奏还，称为“涂归”。开成三年规定每季须将封驳和未封驳制敕的数目上报。
门下给事中原本和中书舍人地位相当，但从后来的职权演变来看，给事中或要稍胜一筹。 |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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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方面俺一直糊涂的说
关于具体的决策程序，唐代的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很多细节也是前后不一，能力所
及，这里先说个大概：
政事堂的决策面很宽，凡是军国事务都涉及，根据来源，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是
皇帝直接下达命令，这也是五花八门的，可以婚丧嫁娶，也可以是讨论改革方案，官员
任免。对此政事堂会议可以予以拒绝。如元和初，河东节度使王锷求兼宰相。密旨下：
“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但是当时主持政事堂的李藩却以笔涂“兼相”字，上奏
：“不可”。第二类是臣下的奏疏，有的是先递给皇帝，皇帝转发给政事堂讨论；有的
是中央各机构向皇帝所上奏状主动要求转发政事堂，尚书省诸司的某些奏状也可以直接
上报政事堂处理。第三类是宰相们认为有必要讨论的政事。如唐武宗时回鹘逼近河套天
德军一带，政事堂在讨论后拟定了十一条措施。
第二类、第三类这里可以归到一起，都属于政事堂的决策，由宰相们协商一致后形
成“熟状拟定”，以中书门下奏状的方式呈递皇帝，如果批准，熟拟就作为与诏令具有
同等效力的文件颁布，或转交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起草正式诏令颁发。如果被否决，其
所议即作罢论。反之，皇帝的命令（即第一类），在一般情况下也要经过政事堂讨论通
过，程序上需要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正式生效。于是皇权和相权在最高决策层面就
互有制衡。
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人数不等，其中宰相多在2到4人，武后中宗睿宗时比较多，比如
景龙中甚至十余人，时称“政出多门， 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
员外官也。”
政事堂决策实行宰相集议，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一票否决，所以必须全体一致
，有些像陪审团，向皇帝递的熟拟需要全体宰相的联合署名，在前期还要有中书舍人的
署名，只要有一个宰相拒绝署名，此状即为废状。若是宰相们扯皮，各以己见上奏，则
属于违反联署制度，通常的结果是罢相。即便在权相如李林甫当政时，虽然“文书填凑
，坐家裁决”，但联署这个程序还是要的，当然，其他宰相也只有“不敢诘，署惟谨”
了。这里附带说一句，玄宗一朝，权相似乎颇得势。碰上姚崇宋璟算人品好，碰上林甫
国忠不免就国运转衰了。
另外，对于日常一般性事务，政事堂的命令也并不全需要皇帝首肯，所谓：“宰相
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堂后五房主书发遣堂帖，须有秉笔宰相签署，
宰相决策会议的其他成员同署。堂帖可以号令四方，在宋朝称作札子或堂扎。与此对应
，皇帝有时也不经中书门下命令，但在当时上不了台面，连皇帝自己都不好意思，叫做
“斜封墨敕”。
唐代政事堂的权柄由此可见一斑，因为其一，皇帝是“高居深视”，没有别人建议
没有商量，突然拍脑袋拍出个idea让底下实行的次数应该有限，如果这皇帝靠谱一些的
话。其二，说是堂帖只是日常事务，给人印象好像小事才用堂帖，但实际操作中，是大
是小很多是主观判断的，而需要政事堂处理的国家事务，又能有多小？当然，无论如何
，最高权力在皇帝手里，这是核心问题，正式的决策还是主要通过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各
种诏令颁行，诏令有册书，制书，敕旨等等。一旦政事堂的熟拟为皇帝批准，或是皇帝
的旨意为宰相接受，加盖了中书门下（政事堂）之印，那就该正式起草诏令了，这是中
书省的事，具体由中书舍人负责（玄宗后常常以翰林学士草诏）。中书舍人有时被宣传
入宫起草，有时是皇帝派宦官（中晚唐便是枢密使）将要草拟诏令宣付中书。中书省得
到宣命之后便在簿籍上记载下来，称为宣底。中书舍人就凭此起草、进画。除由皇帝直
接降宣之外，另一种方式是宰相把诏令要点——“词头”交给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根据
词头起草诏令，若中书舍人认为词头不合适还可以“封还”。“封还”不是封还给宰相
，而是给皇帝，应否据“词头”拟旨待皇帝决定。中书舍人承皇帝宣命或宰相的词头起
草后，要呈送皇帝签署意见——称为“进画”。草拟的诏令大体可以分为“制”和“敕
”两类，前者是较重要的诏令，用黄麻纸，后者是对于百司奏抄的批复，开始白纸，后
为防蛀才改用黄纸。皇帝如果认可，也是重要的画“可”，一般性的画“闻”。中书省
接到皇帝认可的批复，即可在诏令上署上中书省相关要员的名字，某人宣，某人奉之类
，然后以一本留档，一本宣行。宣行的诏令就送到门下省“宣署申覆而施行焉”。 此
种经过中书、门下两省，有底本留在中书省的宣命称为“正宣”
门下省的审核工作则由给事中执行，侍中复核，如果无误，且是相对重要的制书，
门下省署名后须再呈送皇帝书面批准；如有错失，可以封还，皇帝命中书省重新起草或
作废。审核无缺失，正本存档，另抄一份注明“制可”，交尚书省颁行。
以上大致就是唐代最高决策出台的基本过程。当然，时段不同差别也不小。贞观以
前，诏敕也是通过中书省，但承受者多，拟进者少，就是说第一类来源多，第三类少。
故宰相议政，多不在诏旨拟定以前，而是在诏旨拟定之后。诏敕之下，事先议论少，事
后检查多，所以政事堂之初设于门下，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贞观以后，中书省于定敕之前，多在政事堂拟定。于是政事堂成为宰相议决政务的
最高机构。贞观年间的“先于政事堂议定”，即议决朝政，同武德年间“常于门下省议
事”明显有别。由一般“议事”到“议定”朝政，即是政事堂职能演变的基本所在。
关于中书省（尤其中书舍人）和门下省在决策中的作用再补充几点。
唐制，中书舍人员额六人，正五品上。六人中负责诏令起草工作的，主要是中书舍
人中的一人，玄宗是开始称为“知制诰”。知制诰可以列席政事堂会议，给食于政事堂
。若以他官掌制诰策命，则称“兼知制诰”。为了能够及时执行草诏任务，中书舍人须
在政事堂值班。起草诏令不一定完全出自中书舍人之手。常常或口述或写底稿，由主书
等人代笔，再由其他佐官和工匠最后完成。
中书舍人在唐代前期权柄颇大，皇帝的诏令和尚书省各部的奏议文书，在送交宰相
正式讨论之前，均须交由中书舍人讨论初步意见。中书舍人参议政事按尚书省六部分工
，6位舍人各押一部，所谓分押尚书六曹。每位舍人除对所判之部可以对政事提出意见
外，对其他五部的政务也可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署名。这就是“五花判事”。如果6位中
书舍人意见一致，同署拟进，那宰相只能就所拟方案进行审核，做出是否上奏皇帝的决
定，无法就更多的方案作出抉择。所以中书舍人的六押制度，实际上就是玄宗前宰相会
议的秘书制度。故当时中书舍人又被称为“宰相判官”。其时由中书舍人署名进程宰相
的各种决策方案，往往即为宰相会议的议题，宰相就此方案讨论决策后再上奏皇帝。中
书舍人并拥有连署权。因此，中书舍人对于宰相决策会议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宰相们
也常就具体政事征求中书舍人的意见。为了限制中书舍人权力，宰相姚崇在开元年间奏
请废除了中书舍人连署进状的制度。后来张说设政事堂五房取代中书分押六曹，进一步
削弱了中书舍人对政事堂的影响力，唯有中书舍人兼知制诰者仍为起草诏令之职。五房
办事人员初主书七品官外，其余皆为吏员，完全听命于宰相。玄宗以后，内命又多由翰
林学士起草，中书舍人的权力更见式微，但仍不失为很有潜力的职位。
至于门下省，唐六典中说：“出纳帝命，缉熙皇极”，简而言之，皇帝的诏令由门
下省转下，臣下的奏章由门下送达皇帝，使得上下通达。门下省在决策系统中的主要工
作是审议和封驳。“封”指封还皇帝的诏书，“驳”指驳正臣下的章奏。给事中实际掌
握封驳事务。
给事中审核诏敕时，认为有不便于施行的，可以封还重拟，甚至可以直接在上面涂
改而奏还，称为“涂归”。开成三年规定每季须将封驳和未封驳制敕的数目上报。
门下给事中原本和中书舍人地位相当，但从后来的职权演变来看，给事中或要稍胜
一筹。
【在 t******o 的大作中提到】
: 关于具体的决策程序，唐代的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很多细节也是前后不一，能力所及，这里先说个大概：
:
: 政事堂的决策面很宽，凡是军国事务都涉及，根据来源，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是皇帝直接下达命令，这也是五花八门的，可以是婚丧嫁娶，也可以是讨论改革方案，官员任免。对此政事堂会议有权拒绝。如元和初，河东节度使王锷求兼宰相。密旨下：“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但是当时主持政事堂的李藩却以笔涂“兼相”字，上奏：“不可”。第二类是臣下的奏疏，有的是先递给皇帝，皇帝转发给政事堂讨论；有的是中央各机构向皇帝所上奏状主动要求转发政事堂，尚书省诸司的某些奏状也可以直接上报政事堂处理。第三类是宰相们认为有必要讨论的政事。如唐武宗时回鹘逼近河套天德军一带，政事堂在讨论后拟定了十一条措施。
: 第二类、第三类这里可以归到一起，属于政事堂自己的决策，宰相们协商一致后形成“熟状拟定”，以中书门下奏状的方式呈递皇帝，如果批准，熟拟就作为与诏令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颁布，或转交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起草正式诏令颁发。如果被否决，其所议即作罢论。反之，皇帝的命令（即第一类），在一般情况下也要经过政事堂讨论通过，程序上需要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正式生效。于是皇权和相权在最高决策层面就互有制衡。
: 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人数不等，其中宰相多在2到4人，武后中宗睿宗时比较多，比如景龙中甚至十余人，时称“政出多门， 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
: 政事堂决策实行宰相集议，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一票否决，所以必须全体一致，有些像陪审团，向皇帝递的熟拟需要全体宰相的联合署名，在前期还要有中书舍人的署名，只要有一个宰相拒绝署名，此状即为废状。若是宰相们扯皮，各以己见上奏，则属于违反联署制度，通常的结果是罢相。即便在权相如李林甫当政时，虽然“文书填凑，坐家裁决”，但联署这个程序还是要的，当然，其他宰相也只有“不敢诘，署惟谨”了。这里附带说一句，玄宗一朝，权相似乎颇得势。碰上姚崇宋璟算人品好，碰上林甫国忠不免就国运转衰了。
: 另外，对于日常一般性事务，政事堂的命令也并不全需要皇帝首肯，所谓：“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堂后五房主书发遣堂帖，须有秉笔宰相签署，宰相决策会议的其他成员同署。堂帖可以号令四方，在宋朝称作札子或堂扎。与此对应，皇帝有时也不经中书门下命令，但在当时上不了台面，连皇帝自己都不好意思，叫做“斜封墨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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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政事堂的权柄由此可见一斑，因为其一，皇帝是“高居深视”，没有别人建议没有商量，突然拍脑袋拍出个idea让底下实行的次数应该有限，如果这皇帝靠谱一些的话。其二，说是堂帖只是日常事务，给人印象好像小事才用堂帖，但实际操作中，是大是小很多是主观判断的，而需要政事堂处理的国家事务，又能有多小？当然，无论如何，最高权力在皇帝手里，这是核心问题，正式的决策还是主要通过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各种诏令颁行，诏令有册书，制书，敕旨等等。一旦政事堂的熟拟为皇帝批准，或是皇帝的旨意为宰相接受，加盖了中书门下（政事堂）之印，那就该正式起草诏令了，这是中书省的事，具体由中书舍人负责（玄宗后常常以翰林学士草诏）。中书舍人有时被宣传入宫起草，有时是皇帝派宦官（中晚唐便是枢密使）将要草拟诏令宣付中书。中书省得到宣命之后便在簿籍上记载下来，称为宣底。中书舍人就凭此起草、进画。除由皇帝直接降宣之外，另一种方式是宰相把诏令要点——“词头”交给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根据词头起草诏令，若中书舍人认为词头不合适还可以“封还”。“封还”不是封还给宰相，而是给皇帝，应否据“词头”拟旨待皇帝决定。中书舍人承皇帝宣命或宰相的词头起草后，要呈送皇帝签署意见——称为“进画”。草拟的诏令大体可以分为“制”和“敕”两类，前者是较重要的诏令，用黄麻纸，后者是对于百司奏抄的批复，开始白纸，后为防蛀才改用黄纸。皇帝如果认可，也是重要的画“可”，一般性的画“闻”。中书省接到皇帝认可的批复，即可在诏令上署上中书省相关要员的名字，某人宣，某人奉之类，然后以一本留档，一本宣行。宣行的诏令就送到门下省“宣署申覆而施行焉”。 此种经过中书、门下两省，有底本留在中书省的宣命称为“正宣”
: 门下省的审核工作则由给事中执行，侍中复核，如果无误，且是相对重要的制书，门下省署名后须再呈送皇帝书面批准；如有错失，可以封还，皇帝命中书省重新起草或作废。审核无缺失，正本存档，另抄一份注明“制可”，交尚书省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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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4458 | 3 印象中玄宗一朝换相相对很频繁
所及，这里先说个大概：
是皇帝直接下达命令，这也是五花八门的，可以婚丧嫁娶，也可以是讨论改革方案，官
员任免。对此政事堂会议可以予以拒绝。如元和初，河东节度使王锷求兼宰相。密旨下
：“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
形成“熟状拟定”，以中书门下奏状的方式呈递皇帝，如果批准，熟拟就作为与诏令具
有同等效力的文件颁布，或转交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起草正式诏令颁发。如果被否决，
其所议即作罢论。反之，皇
如景龙中甚至十余人，时称“政出多门， 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
及员外官也。”
致，有些像陪审团，向皇帝递的熟拟需要全体宰相的联合署名，在前期还要有中书舍人
的署名，只要有一个宰相拒绝署名，此状即为废状。若是宰相们扯皮，各以己见上奏，
则属于违反联署制度，通常
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堂后五房主书发遣堂帖，须有秉笔宰相签署
，宰相决策会议的其他成员同署。堂帖可以号令四方，在宋朝称作札子或堂扎。与此对
应，皇帝有时也不经中书门
议没有商量，突然拍脑袋拍出个idea让底下实行的次数应该有限，如果这皇帝靠谱一些
的话。其二，说是堂帖只是日常事务，给人印象好像小事才用堂帖，但实际操作中，是
大是小很多是主观判断的，
，门下省署名后须再呈送皇帝书面批准；如有错失，可以封还，皇帝命中书省重新起草
或作废。审核无缺失，正本存档，另抄一份注明“制可”，交尚书省颁行。
以前，诏敕也是通过中书省，但承受者多，拟进者少，就是说第一类来源多，第三类少
。故宰相议政，多不在诏旨拟定以前，而是在诏旨拟定之后。诏敕之下，事先议论少，
事后检查多，所以政事堂之
的最高机构。贞观年间的“先于政事堂议定”，即议决朝政，同武德年间“常于门下省
议事”明显有别。由一般“议事”到“议定”朝政，即是政事堂职能演变的基本所在。
【在 t******o 的大作中提到】
: 关于具体的决策程序，唐代的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很多细节也是前后不一，能力所及，这里先说个大概：
:
: 政事堂的决策面很宽，凡是军国事务都涉及，根据来源，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是皇帝直接下达命令，这也是五花八门的，可以是婚丧嫁娶，也可以是讨论改革方案，官员任免。对此政事堂会议有权拒绝。如元和初，河东节度使王锷求兼宰相。密旨下：“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但是当时主持政事堂的李藩却以笔涂“兼相”字，上奏：“不可”。第二类是臣下的奏疏，有的是先递给皇帝，皇帝转发给政事堂讨论；有的是中央各机构向皇帝所上奏状主动要求转发政事堂，尚书省诸司的某些奏状也可以直接上报政事堂处理。第三类是宰相们认为有必要讨论的政事。如唐武宗时回鹘逼近河套天德军一带，政事堂在讨论后拟定了十一条措施。
: 第二类、第三类这里可以归到一起，属于政事堂自己的决策，宰相们协商一致后形成“熟状拟定”，以中书门下奏状的方式呈递皇帝，如果批准，熟拟就作为与诏令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颁布，或转交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起草正式诏令颁发。如果被否决，其所议即作罢论。反之，皇帝的命令（即第一类），在一般情况下也要经过政事堂讨论通过，程序上需要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正式生效。于是皇权和相权在最高决策层面就互有制衡。
: 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人数不等，其中宰相多在2到4人，武后中宗睿宗时比较多，比如景龙中甚至十余人，时称“政出多门， 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
: 政事堂决策实行宰相集议，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一票否决，所以必须全体一致，有些像陪审团，向皇帝递的熟拟需要全体宰相的联合署名，在前期还要有中书舍人的署名，只要有一个宰相拒绝署名，此状即为废状。若是宰相们扯皮，各以己见上奏，则属于违反联署制度，通常的结果是罢相。即便在权相如李林甫当政时，虽然“文书填凑，坐家裁决”，但联署这个程序还是要的，当然，其他宰相也只有“不敢诘，署惟谨”了。这里附带说一句，玄宗一朝，权相似乎颇得势。碰上姚崇宋璟算人品好，碰上林甫国忠不免就国运转衰了。
: 另外，对于日常一般性事务，政事堂的命令也并不全需要皇帝首肯，所谓：“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堂后五房主书发遣堂帖，须有秉笔宰相签署，宰相决策会议的其他成员同署。堂帖可以号令四方，在宋朝称作札子或堂扎。与此对应，皇帝有时也不经中书门下命令，但在当时上不了台面，连皇帝自己都不好意思，叫做“斜封墨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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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政事堂的权柄由此可见一斑，因为其一，皇帝是“高居深视”，没有别人建议没有商量，突然拍脑袋拍出个idea让底下实行的次数应该有限，如果这皇帝靠谱一些的话。其二，说是堂帖只是日常事务，给人印象好像小事才用堂帖，但实际操作中，是大是小很多是主观判断的，而需要政事堂处理的国家事务，又能有多小？当然，无论如何，最高权力在皇帝手里，这是核心问题，正式的决策还是主要通过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各种诏令颁行，诏令有册书，制书，敕旨等等。一旦政事堂的熟拟为皇帝批准，或是皇帝的旨意为宰相接受，加盖了中书门下（政事堂）之印，那就该正式起草诏令了，这是中书省的事，具体由中书舍人负责（玄宗后常常以翰林学士草诏）。中书舍人有时被宣传入宫起草，有时是皇帝派宦官（中晚唐便是枢密使）将要草拟诏令宣付中书。中书省得到宣命之后便在簿籍上记载下来，称为宣底。中书舍人就凭此起草、进画。除由皇帝直接降宣之外，另一种方式是宰相把诏令要点——“词头”交给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根据词头起草诏令，若中书舍人认为词头不合适还可以“封还”。“封还”不是封还给宰相，而是给皇帝，应否据“词头”拟旨待皇帝决定。中书舍人承皇帝宣命或宰相的词头起草后，要呈送皇帝签署意见——称为“进画”。草拟的诏令大体可以分为“制”和“敕”两类，前者是较重要的诏令，用黄麻纸，后者是对于百司奏抄的批复，开始白纸，后为防蛀才改用黄纸。皇帝如果认可，也是重要的画“可”，一般性的画“闻”。中书省接到皇帝认可的批复，即可在诏令上署上中书省相关要员的名字，某人宣，某人奉之类，然后以一本留档，一本宣行。宣行的诏令就送到门下省“宣署申覆而施行焉”。 此种经过中书、门下两省，有底本留在中书省的宣命称为“正宣”
: 门下省的审核工作则由给事中执行，侍中复核，如果无误，且是相对重要的制书，门下省署名后须再呈送皇帝书面批准；如有错失，可以封还，皇帝命中书省重新起草或作废。审核无缺失，正本存档，另抄一份注明“制可”，交尚书省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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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发帖数: 2792 | 4 多谢，昨天写得仓促，开头结尾都有些乱，刚改了不少。
唐朝是群相制，所以宰相更替还是比较频的，太宗时宰相比较稳定，高宗武后时动辄一大堆宰相，短命宰相就多了，玄宗一朝，具体数字我忘了，印象里比不过太宗，但相比其他皇帝，应该不算太频繁。
【在 t*n 的大作中提到】
: 赞
: 政治制度方面俺一直糊涂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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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具体的决策程序，唐代的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很多细节也是前后不一，能力所
: 及，这里先说个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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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事堂的决策面很宽，凡是军国事务都涉及，根据来源，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是
: 皇帝直接下达命令，这也是五花八门的，可以婚丧嫁娶，也可以是讨论改革方案，官员
: 任免。对此政事堂会议可以予以拒绝。如元和初，河东节度使王锷求兼宰相。密旨下：
: “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但是当时主持政事堂的李藩却以笔涂“兼相”字，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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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发帖数: 3240 | 5 赞认真，我也没怎么看过官制的东西，很多事情想当然，这文章算是给我一棒，哈哈
一大堆宰相，短命宰相就多了，玄宗一朝，具体数字我忘了，印象里比不过太宗，但相
比其他皇帝，应该不算太频繁。
【在 t******o 的大作中提到】
: 多谢，昨天写得仓促，开头结尾都有些乱，刚改了不少。
: 唐朝是群相制，所以宰相更替还是比较频的，太宗时宰相比较稳定，高宗武后时动辄一大堆宰相，短命宰相就多了，玄宗一朝，具体数字我忘了，印象里比不过太宗，但相比其他皇帝，应该不算太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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