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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转载相对客观的三年自然灾害论述)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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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在谁领导下中国没有三年连续自然灾害,什么死亡人数空前的人都歇了吧。三年自然灾害最大的恶果其实是人口膨胀
数学关于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人数 的原帖杨继绳写书说三年自然灾害中国饿死3600万人,哈佛得奖了 (转载)
三年自然灾害受灾数据(原始资料可以翻阅灾情报告等原始数据)三年自然灾害把刘伯承大儿子都饿死了 (转载)
大饥荒是人祸跑不掉三年大灾饿死那么多人,是整个体制失去监督效应
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大责任人还是老毛1929年的Great Depression和中国的自然灾害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到底是多少中国历史变迁好像不考虑自然灾害的因素
不要吵了,三年自然灾害就没有发生过天灾还是人祸可以休矣
给安徽的同学看张图Re: 东北人在饿死3000万时他们饿死多少?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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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粮食话题: 自然灾害话题: 1959话题: 灾害话题: 亿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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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关于其主要成因,1978
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
这三年“风调兩顺”,根本没有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唯一的原因。本文根
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 同
时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重点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
因果关系链的比较指数,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
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本文的结论是: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
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
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关键词]灾害经济学 三年困难时期 自然灾害 决策错误
1998年中国发生特大洪水以后,一门新兴的经济研究学科一一灾害经济学得到了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校开设了专门课程,并有相关专著问世。
2003年出现SARS疫情以后,这门学科成为热点。关于灾害经济学的定义,有人认为:“
灾害经济学首先研究的课题是灾害对经济的直接负面效应与间接正面效应,并探讨如何
充分挖掘其间接正面效应,降低直接负面效应。”[1]有人认为:“灾害经济学的研究
不能再局限于自然灾害,而应对人为灾害以及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下的各种灾害予以高度
重视”,“人灾互制、害利互变是灾害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或规律”。[2]总的来说,灾
害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灾害的关系的学科。用这门新兴学科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
生过的灾害,不仅对于国史、经济史研究有着跨学科的创新意义,而且对粗具规模的灾
害经济学本身也有奠基作用。建国以来对经济影响最大的灾害,人所共知的是1959—
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
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这本来不成其为问题,只是在人与灾害的关系(即“人祸”与
“天灾”)上,不同时期的说法有别。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
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
,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3]但是,1962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
共八届十中全会严厉批评了所谓“黑暗风”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直到
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直成为这三年历史的代名词。1981年6月,《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
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
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1961年的判断是
基本相同的。
但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年来,根本否定存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又不断出现,开始
成为辗转引证的热点。
例如,金辉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一1959 —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利用气象专家
编制的1895—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的120个水文站资料得出全国平均
指数,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
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
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
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
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
该结束了。”[4]
王维洛的《天问一一“三年自然灾害”》一文认为:“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
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 ‘三年自然灾
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
代名词。”“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 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
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
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
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
到 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5]
本文无意于论证需要气象学家研究的问题,只想引用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的《1949—
1995中国灾情报告》(以下简称《灾情报告》)中的史实进行说明。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灾害)灾害、洪水、地震等,
1958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其中1954年的洪水灾害较大,但从受
灾面积看仍“属中等水平”[6]。

1959 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
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 [6](p.378)。其
中成灾占受灾面积的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
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
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的影响十分严重。
1959 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卑,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的生长,黑龙江受
旱达4寸—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等地50 多万公顷农田
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
,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
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6—8月,出现以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
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
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
田被淹。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1959年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
建国以来并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受灾面
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7]。主要灾害是
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60 年1—9月,从1959秋季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
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天一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
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
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流经
山东、河南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
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地区除西藏外
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50年来最高记录。
1960 年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达11次,高
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长达10小时—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6
](p.379)。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
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面积达 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
。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内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米—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
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
庄受到毁灭性打击”[6](pp.378,379)。
1960年3—5月、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个省区,受灾面积138.
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个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
.26万公顷。
1960年大灾害不仅成灾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受灾的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更
大。另一个特点是早、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
部分地区则持续干旱,给救灾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1961 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1960年,为建
国50年来的第2位。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 [7](p.35),其中1/4
面积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1960年。
从1960 年冬季持续到1961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的农田遭受大旱,4
—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 3784.6万公顷,
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1960年最
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省有67万公顷土地未能播种,河南省有73万公顷农田基本失收
。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地区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毁
房屋504万间。
1961 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
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
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的54%,近
100万公顷农田没有收成。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土地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
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4.9%。7月下旬至8月,
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人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
花江流域7万公顷农田绝收。
1961年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
,其中12级以上的占9次,是建国50年里最多的[6](p.82)。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
的如渔船损坏、房屋倒塌、海堤被冲毁、人口死亡等损失都超过了1960年。
1949 1998年受灾成灾面积曲线表 单位:千公顷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年版,1966—1969年统计数字原缺。
图1
由图1可见,1959—1961年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出现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
直接原因。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已经多次提到这个判断,并不像金、王二文所断言的是后
来才编造的。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
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
过。”[8]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一个“特别的理由”就是了解是否
发生了大的自然灾害。他在分别会见毛泽东、刘少奇时,几次问到这个问题。刘少奇认
为:当前的“一连三年大灾”是80年来没有的。毛泽东也同意说:“过去局部性旱灾有
过,但全国性的没有。”他还指出,中国水利灌溉抵御旱灾的作用“还差得很远。中国
几千年来,加上我们十二年的工作,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耕地有灌溉。其他地方还是靠
天吃饭。要逐步来。”[9]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生产力十分低下,综合国力很弱,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有
限,遇到持续三年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更严重的问题还在
于,当时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二、决策错误对当时经济的影响
“三年经济困难”的最大损失,莫过于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粮食存量大减,致使
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
食总产量的比重)为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
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因旱灾粮
食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相当1949—1959年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10]。但是,
农村粮食存量的减少,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使粮食减产。为了说明这一点,可
以采用比较自然灾害程度相似时期的办法,分析有哪些因素影响着粮食存量的变化。从
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1978年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上与1959—1961年时期有比较相似的
地方:
第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
、程度重,仅就旱灾而言,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
历史上罕见的。1978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低于1960、
1961年,高于1959年。
第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提出一个“新
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
世界先进水平。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第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
1891年至今为干旱期,在后一个时间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
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6](p.5)。
第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
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
然而,两个时期的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 1960、1961
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
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
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 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
8%。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
得注意的现象。分析造成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大跃进”决策错
误的严重影响。
1.“大跃进”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1958 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亿
公斤—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把预计产量又夸大
为4250亿公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
要。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
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
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
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
策:
第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
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3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
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4亿人,占
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第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 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
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
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11]。全国农
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 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业劳动者
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
第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 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
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
事业。1960年9月,谭震林向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
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
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
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女多男少,老多壮
少。这些都造成粮食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
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也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第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 年做出了次年减
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
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12]。按照
1957年粮食亩产计算,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lO%。
第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
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
27日,广东省委书记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
,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
作组对桐城的调查报告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
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在这种错误认识的
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
,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 亿公斤和26.5亿公斤,
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13]。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方面的原因
,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
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这样,当自然灾害造成粮
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河北省1959年1月
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了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
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78年的情况则不同,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1977—1983年年
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
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
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这些政策均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
息。
从表1 可以清楚地看出:1959、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
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和进口。1979—1982年,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却采取了低征
购率和大量进口的政策。一缩一盈,一消一长,自然就使两个时期人民粮食占有水平相
差甚大,1978年比1960年增加48%。
应该说,两个时期的历史情况也不相同。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20 世纪50年
代,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口粮食。而在国家已经初步奠定工业
化基础的70年代末期,采取进口粮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客观条件变化的支持,得益
于多年的积累增加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义。因此,这
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领导人的决策看。
表1 1958—1961、1977—1982两个时期粮食变动表

全国粮食变动量

全国人均
年 份

总产量
(万吨)

净收购比例


出口量
(万吨)

进口量
(万吨)

占有量
(公斤)
1958
1959
1960
1961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20000
17000
14350
14750
28273
30477
33212
32056
32502
35450

20.9
28.0
21.5
17.5
13.3
14.0
15.6
15.0
15.0
15.6

266
416
265

445
569
695
1071
1181
1348
1534

306.0
255.0
215.0
240.5
299.5
318.5
342.5
326.5
327.0
350.5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992年版编制。出口为正值,进口为负值。净
收购比例指收购量减去返销农村数量后占总收购量的比例。
2.“大跃进”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
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因此对抗灾关注不够,反而继续要求“大跃
进”,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应该说,在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做了重
要的准备。但是,这种程度低下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
度。 1958年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
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
代表会议。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1959 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
在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
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3天内用飞机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
危机[14]。4月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 “再接再厉,视死如归,
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14](p.217)但是,到了8月庐山会议“反右倾”以
后,由于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
都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如8月1日
,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像的好。受灾
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毛泽东看后
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
进行“大跃进”。到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周恩来等
才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之前,尽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各种抗灾斗争
,但并没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
限,20世纪6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0.61亿元,50
年代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毛
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提醒“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
。在具体部署上,1966年决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分别担
任各省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周恩来还亲自担任河北组组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
从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总参、计委及水电、农林、财政、商业、
交通各部组成,各地区、各部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防治自然灾害成为全国的长期性工
作。20世纪7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为2.05亿元,相
当于20世纪60年代年均的3倍以上。
1978年出现大旱灾之初,国务院即召开全国会议,王震、康世恩讲话动员,要求各部门
各地区把救灾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陈永贵还亲临灾区视察和指挥。11
月,国家决定拿出10亿元支持各地抗旱。对防治灾害的重视和投入,成为1978年战胜灾
害的重要因素。
3.两个时期的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持续的时间、影响程度不同
1959—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损害力及致使人
类承受灾难能力的衰减,绝非算数级数,而是成几何级数。而1978年的灾害虽然严重,
只集中在一年,1977年和1979年自然灾害属于轻度和中上度。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一直持续了三年,有些“左”的政策到1962年才全面纠正
。而1978年开始的“跃进”只实行了不到一年就得到抑止。而且,由于国际环境和思路
的变化,1978年“跃进”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大量引进外资,以后分期偿还。虽然超过了
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对农业影响不是很大。
4.两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参见表2:
表2 1957—1962、1978两个时期农业生产条件比较
由表2 可见,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倍和14.5倍,化
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倍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 179.7倍和14.7倍,农业生产
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
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8年与1957
年相比,全国农田机耕面积增加14.4倍;机电排灌面积增加19.7倍,占总面积比例由
4.4%上升到55.5%。虽然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出现了违背经济规律
和自然规律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了一个大台
阶,“因此可以说,从70年代开始,我国灾害防御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15]。直到
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16]。
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袁隆平等人于1973 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
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6—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
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20
世纪70年代起北方扩大夏播作物复种面积,将两年三熟改为一年两熟;南方发展双季稻
,到 1977年比1965年面积增长72.5%。1965—1977年累计增产稻谷4085万吨,其中靠
提高复种增产的占30%[17]。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
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综上所述,我们对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成因,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评价立场一一应
当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作用结合进行分析,否认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
三、以粮食为指数分析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影响比重
我们仍然把农村粮食存量作为一个比较指数,这也是许多灾害经济学家考察的方法。因
为:粮食在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是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是一条生命线。1959
—1961年这三年农村粮食存量减少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
产;因高征购而减少。前两项使农村粮食产量减少,第三项使农村粮食存量减少。
先考察一下因灾减产的情况。1959—1961年全国粮食因旱灾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6
](p.67),1959年减产粮食378亿公斤中旱灾损失约为260亿公斤[6](p.6)。按照1959
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的68.8%计算(1960年旱情超过1959年),可以估算出三年
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至少为888.8亿公斤。

以“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正常标准(1958年数字不实),1959—1961年
共减产粮食1241.5亿公斤(未考虑年增长率,只能作为一个比较参数,不等于实际减产
量)。其中,除去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888.8亿公斤,其余的352.7亿公斤可以
视为决策错误减产。
我们再来考察使农村粮食存量减少的主要因素一一高征购(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所
多消费的粮食,一般来讲,已包括在高征购所得之内)。高征购的决策源于高估产。
1958年,根据有关部门正式公布的粮食预计产量 3250亿公斤计算,核定各省市自治区
征购粮食计划为579.5亿公斤。从表面上看,征购率为17.8%,比上一年要少得多。
但是按后来核实1958年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计算,净征购率(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就高
达20.9%。1959—1961年三年遭受严重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而年均净征购率反而
高达22.3%,大大超过1957年。考虑到遭受灾害应当减少征购的原则,按照1957年每
111.4亿公斤粮食占一个净征购率百分点的比例,1959 —1961年的净征购率应该为15
.3%、12.88%、13.2%,三年共计多征购402.7亿公斤,则三年农村共减少粮食
1644.2亿公斤。其中,因灾减产888.8亿公斤占54%,决策减产352。7亿公斤占21.5
%,多征购402.7亿公斤占24.5%。后两项都属于决策错误。
至此,我们得出最后的数据:从粮食看,因灾造成的减少略大于决策错误的减少,两者
之比约为54:46。
三年中农村减少粮食1644.2 亿公斤,几乎相当于195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数额是惊人
的。但这仍然不能完全说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
的原因。因为,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三年
共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18],那么,这三年实际并没有多征购,高征
购政策似乎不应成为农村发生严重缺粮危机的因素。
还有两个重要的特殊情况值得考虑:
一是高减产、高征购集中在1959、 1960年,和大量进口返销粮食的1961年之间有一个
时间差。1959年全国因灾减产数量高达378亿公斤,占三年因灾减产总数的42.5%;而
这一年 “浮夸风”仍在盛行,“反右倾”后继续“大跃进”,10月,中央批准了农业
部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争取达到6500亿公斤的报告,使得遭受灾害严重损失的1959年反
而成为建国以来净征购率最高的一年,高达28%,比1957年多征购180亿公斤,占三年
多征购总量的44.7%。1960年,净征购率仍高达21.5%[13](p.393)。这样,产量剧
减,征购激增,仅滞后半年(征购年度为每乍4月至次年3月底),1959年底至1960年底就
到了农村缺粮危机的高峰,后果极为严重的河南信阳事件便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全国农
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急剧下降到1960年的 156公斤、1961年的
153.5公斤[19],人均口粮每天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春荒时期甚至持续断粮。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1960年 u月3日,中央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
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
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但其估计仍偏低,认为“
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18](p.108)从1961年开始,国家
大量进口、调拨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
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 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率降为17.5%
。但是,当时已经错过了救灾时机,这不能不主要归咎于1959年8月本应纠“左”却更
加向“左”发展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和继续发动“大跃进”的决策。
二是还应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即1958 年起持续至1961年的大办公共食堂,使得农村
寅吃卯粮,缺粮危机高度集中在夏粮未下的次年春季。从理论上讲,提前消费并没有减
少农村的粮食存量,但严重打乱了农民为维持全年温饱最低水平的平衡分配,使次年春
荒人口大大增加,出现长期的缺粮、断粮期,不仅不能保证种子和其他再生产的需要,
还导致次年继续人为减产因素加大,甚至影响到生存。以1960年农村每人年均消费156
公斤[19](p.336)计算,平均每天消费0.425公斤,但如果办公共食堂按每天每人消费
0.5公斤计算,则要出现53天的无粮期。因为无法统计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的积蓄粮食数
字和因办公共食堂提前吃光粮食的频率,这个因素虽然难以列出数据,但恶性后果是很
明显的。
由此可见,决策错误对1959 —1961年农村粮食减少的实际影响,并不仅限于上述的比
例。从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看,决策错
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决策,使农村因
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增加了一倍。这与刘少奇在报告中引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是基本一致的。况且,本文只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农业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如果
加上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更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本文的数字统计和考证,并不是为了重复以前已被提出的判断,而是想说明两者之间的
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出现两者中任何之一,都足以导致经济困难。如果决策正确,遇到
大的自然灾害,也远不应发生如此之大的经济损失和非正常死亡;但没有“三年自然灾
害”,决策失误虽然会导致经济严重递减,也不应是集中爆炸性的。用一个简单的比喻
:一个人不顾自身体质疲弱奔跑过快,在平地上会摔跟头,头破血流,但如果前面突然
出现一个深坑,恐怕就要摔得肢断骨裂。试想一下,如果“文化大革命”导致1967年、
1968年出现“全面内战”的极为混乱时期,出现了像1959—1961年那样的持续大自然灾
害,经济损失将比“大跃进”时期更不堪设想。所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除
1972年是灾年外,其余各年灾情都在中等以下,这也是一种偶然性。再加上毛泽东接受
“大跃进”时期的教训注意“备战备荒为人民”并采取了“广积粮”政策等其他原因,
因而使经济建设仍能有一定自然保障。
既然人类现在还远不能制止自然灾害的爆发,那么,我们只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总结
教训、认识规律上,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首先,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要求,增强人类改造、控制自然的能力。“大跃进”时期只强调了人的因素,片面地夸
大精神的作用,而没有强调提高人掌握科学技术的素质。对于提高生产工具水平、认识
自然界灾害作用,也没有予以相应的重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是经过了20世纪70年
代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 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使得国家抗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因此,虽然70—80年代我国的自然灾害发生密度大于50年
代,呈不断加剧趋势,却再也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其次,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状况
,采取适应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如果不能正确
认识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推行大大超前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
使损失大大超过自然灾害本身造成的损失。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的灾难,就是客观规
律借自然之手对我们的惩罚。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参 引 文 献]
[1]魏杰:《应当建立灾害经济学》,《国有资产管理》1998年第11期。
[2]郑功成:《重视人灾互制规律与害利互变原理》,2003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4]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一一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1998年第3期。
[5]王维洛:《天问一一“三年自然灾害”》,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1期(总第
72期)。
[6]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第374页。
[7]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第35页。
[8]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8页。
[9]《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见蒙哥马利谈话记录》,《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
[10]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第1卷,《当代中国的自然灾
害》,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705、576页。
[11]《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12]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内部发行),1980年,第45—49页。
[13]《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393、422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减轻自然灾害报告》,1994年5月日本横滨联合国减灾大会中国
政府文件。
[16]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
[17]《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8]《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1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内部发行),1980年,第336页。
f****i
发帖数: 9419
2
这篇文章论述的内容,我基本赞同,有些不同意见的是78年的灾情对比有两点没有说的
很明白,虽然隐晦的提出来了。一,63年开始吸取教训之后的兴修水利。大修水利58年
开始,但是63年之后更是得到极高的重视。这些设施对中国之后应对自然灾害起到了不
可估量的作用。二,就是78年所谓跃进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老江更是洋跃进既得
利益者,宝钢是其主要政绩。在近现代部分写的隐晦一些并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也认
为政策要有一贯性,没必要讨论老毛老邓哪个对,就要否定现有路线,老百姓不能左左
右右的不停跟着坐车。三,大跃进的错误应该分清,浮夸部分才是错误的,我个人的理
念,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100%错误的事情。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和理念。四,前后二
十年技术的发展和政策的经验积累作用很大,说的并不是特别透,自主技术才是最重要
的。袁隆平73年的杂交水稻可以说是之前教训的一种产物。五,这个是最题外的一点,
我没有从各种客观史料上看出,老毛多么好面子,为了面子甚至故意要饿死中国人。
h********n
发帖数: 1671
3
话能说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比搞党史的大妈强多了。
“洋跃进”、“1978年与1957年相比……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
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
代以前修建的”,这些话都已经擦边了,再明的话,他能写出来,你也看不到。
尤其是将70年代到80年代出现的粮食大幅增产的现象总结为农业机械化、水利建设和种
植技术,只字未提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这要定性的话,也算得上“翻案”了。
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学论文,有方法有数据有结论。和这篇文章相比,满嘴什么这个轮啊
、那个棍啊的贴子,都是跳梁小丑。

【在 f****i 的大作中提到】
: 这篇文章论述的内容,我基本赞同,有些不同意见的是78年的灾情对比有两点没有说的
: 很明白,虽然隐晦的提出来了。一,63年开始吸取教训之后的兴修水利。大修水利58年
: 开始,但是63年之后更是得到极高的重视。这些设施对中国之后应对自然灾害起到了不
: 可估量的作用。二,就是78年所谓跃进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老江更是洋跃进既得
: 利益者,宝钢是其主要政绩。在近现代部分写的隐晦一些并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也认
: 为政策要有一贯性,没必要讨论老毛老邓哪个对,就要否定现有路线,老百姓不能左左
: 右右的不停跟着坐车。三,大跃进的错误应该分清,浮夸部分才是错误的,我个人的理
: 念,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100%错误的事情。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和理念。四,前后二
: 十年技术的发展和政策的经验积累作用很大,说的并不是特别透,自主技术才是最重要
: 的。袁隆平73年的杂交水稻可以说是之前教训的一种产物。五,这个是最题外的一点,

B**W
发帖数: 2273
4
其实到了七十年代末,农业技术,特别是化肥,才真正被接受。
听老人们讲,当初推广磷肥的时候,上级把肥料运到地头上,基层老把式都不用,就觉
得种了一辈子地,这些“石灰面”能提高产量? 最终,通过至少三年的对比实验,老
百姓才彻底接受了化肥。
承包制确实提高了积极性,但在机械化,技术推广等方面是一个大退步。基本上是集体
大机械--〉个体耕牛--〉个体小机械--〉租赁式大机械的路径。

【在 h********n 的大作中提到】
: 话能说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比搞党史的大妈强多了。
: “洋跃进”、“1978年与1957年相比……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
: 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
: 代以前修建的”,这些话都已经擦边了,再明的话,他能写出来,你也看不到。
: 尤其是将70年代到80年代出现的粮食大幅增产的现象总结为农业机械化、水利建设和种
: 植技术,只字未提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这要定性的话,也算得上“翻案”了。
: 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学论文,有方法有数据有结论。和这篇文章相比,满嘴什么这个轮啊
: 、那个棍啊的贴子,都是跳梁小丑。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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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也比较认可这个文章论述,总体来说相对客观。另外,我也理解很多问题提得隐晦的
原因。
而且主要是这个作者论述详细,条理清晰。我个人认为只要有灾不管灾情如何,政府救
援肯定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三年自然灾害的人祸是肯定的,至于谁责任
大,怎么个占比问题那是定量量刑问题。就我个人所知,老毛在公开场合也都承认过错
误。我也不认为老毛会希望所有人都认为他在这次自然灾害里面完全没错。问题就是论
述内容是否详实,论据是否确实充分。就讨论一个历史事件来说,这篇文章的内容风格
是比较值得提倡和效仿的。

【在 h********n 的大作中提到】
: 话能说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比搞党史的大妈强多了。
: “洋跃进”、“1978年与1957年相比……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
: 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
: 代以前修建的”,这些话都已经擦边了,再明的话,他能写出来,你也看不到。
: 尤其是将70年代到80年代出现的粮食大幅增产的现象总结为农业机械化、水利建设和种
: 植技术,只字未提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这要定性的话,也算得上“翻案”了。
: 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学论文,有方法有数据有结论。和这篇文章相比,满嘴什么这个轮啊
: 、那个棍啊的贴子,都是跳梁小丑。

f****i
发帖数: 9419
6
我多问一个问题,这是我确实不知道原因的,我只知道数据的对比,但是没搞懂具体内
容。事先声明,我不是为什么翻案,因为问题太大,我没有那个知识储备。请问,文革
大部分宣传和很多激动人士所说,基本上是秩序崩坏,差点就算解体了。可是为什么粮
食产量确实相对不断提高的。虽然具体详细数据我们可以认为有水份,不去相信。或者
当时具体数据被毁,但是现存的部分数据看,确实是逐步增加的。但是到89年之后,实
际产量数据变化就基本上没有实现稳步逐年提升了。最高的是五千亿公斤出头一点,也
就是万亿斤粮食。

【在 B**W 的大作中提到】
: 其实到了七十年代末,农业技术,特别是化肥,才真正被接受。
: 听老人们讲,当初推广磷肥的时候,上级把肥料运到地头上,基层老把式都不用,就觉
: 得种了一辈子地,这些“石灰面”能提高产量? 最终,通过至少三年的对比实验,老
: 百姓才彻底接受了化肥。
: 承包制确实提高了积极性,但在机械化,技术推广等方面是一个大退步。基本上是集体
: 大机械--〉个体耕牛--〉个体小机械--〉租赁式大机械的路径。

a**i
发帖数: 5846
7
没有资料,随便说的。
粮食产量高不代表一切,老毛时代一直准备打仗,粮食是重要物资,可能不惜一切提高
产量。边际效应不见得好。出产的粮食可能被储备战备的也很多。
改革以后思路转换,和平发展是主题,进口粮食逐步增加,自己产粮就少了。但边际效
应也许更好。老毛时代吃不饱,改革以后吃得饱,这个基本感觉是不会错的。

【在 f****i 的大作中提到】
: 我多问一个问题,这是我确实不知道原因的,我只知道数据的对比,但是没搞懂具体内
: 容。事先声明,我不是为什么翻案,因为问题太大,我没有那个知识储备。请问,文革
: 大部分宣传和很多激动人士所说,基本上是秩序崩坏,差点就算解体了。可是为什么粮
: 食产量确实相对不断提高的。虽然具体详细数据我们可以认为有水份,不去相信。或者
: 当时具体数据被毁,但是现存的部分数据看,确实是逐步增加的。但是到89年之后,实
: 际产量数据变化就基本上没有实现稳步逐年提升了。最高的是五千亿公斤出头一点,也
: 就是万亿斤粮食。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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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当时口粮吃不饱是肯定的,72年粮食产量4800亿斤,现在基本是在9000亿上下浮动。粮
食基本上是过去两倍,而统计人口并没有达到72年的一倍。(当然实际人口可能更多)
加上进口量在物资丰富方面现在肯定比老毛时期好。但粮食储备问题恐怕不能说你是和
平发展主旋律就肯定会和平发展吧?这种战略储备虽然不能说和老毛时期时刻要打仗相
比,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资源纯粹靠进口补贴差额有些不妥。如果说老毛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没有重视灾害和猝发性的灾难应急的粮食储备。我个人认为目前粮食产量恐怕有些
隐忧。另外要说的就是从数据来看,文革时期粮食是增长的。而我不看数据只看宣传和
人们谈话的印象,我个人认为当时的人应该是无心生产种植的。这种数据和我的印象有
些矛盾。

【在 a**i 的大作中提到】
: 没有资料,随便说的。
: 粮食产量高不代表一切,老毛时代一直准备打仗,粮食是重要物资,可能不惜一切提高
: 产量。边际效应不见得好。出产的粮食可能被储备战备的也很多。
: 改革以后思路转换,和平发展是主题,进口粮食逐步增加,自己产粮就少了。但边际效
: 应也许更好。老毛时代吃不饱,改革以后吃得饱,这个基本感觉是不会错的。

h********n
发帖数: 1671
9
农业生产不像工业,建十个工厂,产量就是一个工厂的十倍。农业是靠“天”吃饭,这
个“天”是广义的,包括自然天气、种植面积、机械化程度、水利设施、农业技术等等
,也包括农民的积极性。自然天气嘛,没什么好说的,在几十年的刻度内可以认为是稳
定的,对产量影响不大。积极性,无论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好,联产承包也好
,对粮食产量的提高也只能是短暂的、一次性的,不可能说一年比一年积极性高。而其
它这些硬件条件,在解放后都在逐步提高,所以产量也才能随着逐步提高。到90年代,
这些条件都释放光了,没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了,粮食产量也很难再提高了。

【在 f****i 的大作中提到】
: 我多问一个问题,这是我确实不知道原因的,我只知道数据的对比,但是没搞懂具体内
: 容。事先声明,我不是为什么翻案,因为问题太大,我没有那个知识储备。请问,文革
: 大部分宣传和很多激动人士所说,基本上是秩序崩坏,差点就算解体了。可是为什么粮
: 食产量确实相对不断提高的。虽然具体详细数据我们可以认为有水份,不去相信。或者
: 当时具体数据被毁,但是现存的部分数据看,确实是逐步增加的。但是到89年之后,实
: 际产量数据变化就基本上没有实现稳步逐年提升了。最高的是五千亿公斤出头一点,也
: 就是万亿斤粮食。

f****i
发帖数: 9419
10
另外我个人认为耕地的减少也是一个原因,只是我个人认为减少耕地对于农业大国来说
还是应该警惕的。另外就是,文革时期的印象都是给人无心生产的,当时的增长是让我
疑惑的一件事情。我想知道一点文革时期社会的具体情况,当时动荡的情况到底有多严
重,是当时的粮食产量数据作假了,还是当时社会动荡程度没有宣传那么大那么强?
另外多谢回复,俺得睡了,太困了。下了88

【在 h********n 的大作中提到】
: 农业生产不像工业,建十个工厂,产量就是一个工厂的十倍。农业是靠“天”吃饭,这
: 个“天”是广义的,包括自然天气、种植面积、机械化程度、水利设施、农业技术等等
: ,也包括农民的积极性。自然天气嘛,没什么好说的,在几十年的刻度内可以认为是稳
: 定的,对产量影响不大。积极性,无论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好,联产承包也好
: ,对粮食产量的提高也只能是短暂的、一次性的,不可能说一年比一年积极性高。而其
: 它这些硬件条件,在解放后都在逐步提高,所以产量也才能随着逐步提高。到90年代,
: 这些条件都释放光了,没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了,粮食产量也很难再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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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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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革期间集中全国人力物力,综合了两千多名农业技师和几万名协作人员搞的杂交育种
等农业革新也是粮食产量答复提高的一个关键。(袁隆平就是这个轰轰烈烈的文革农业
革新运动的其中的一个反映)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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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革的混乱时期主要集中在66年底至69年初这一段,特点是城市闹的欢,农村比较稳定
,反映在生产上,就是农业基本没受影响,而工业大幅度下滑。
全国农业总产值,66年到69年分别是702.2/714.2/726.3/736.2,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
,而工业总产值,66年到69年则分别是648.6/544.9/490.8/626.1,受到影响的还是非
常可观的。

【在 f****i 的大作中提到】
: 另外我个人认为耕地的减少也是一个原因,只是我个人认为减少耕地对于农业大国来说
: 还是应该警惕的。另外就是,文革时期的印象都是给人无心生产的,当时的增长是让我
: 疑惑的一件事情。我想知道一点文革时期社会的具体情况,当时动荡的情况到底有多严
: 重,是当时的粮食产量数据作假了,还是当时社会动荡程度没有宣传那么大那么强?
: 另外多谢回复,俺得睡了,太困了。下了88

d*******d
发帖数: 155
13
咱们只知道杂交水稻是顶住了文革乱搞的压力而作出来的。袁老的育种在文革时代被红
卫兵小将全部毁坏了,他看到毛轮吹嘘文革帮助他研制成功杂交水稻,会不会抽你们毛
轮的耳光?
袁老还说,大饥荒期间饿死了四五千万人。毛轮那袁老说事,被袁老抽耳光都不知道?

【在 k*****a 的大作中提到】
: 文革期间集中全国人力物力,综合了两千多名农业技师和几万名协作人员搞的杂交育种
: 等农业革新也是粮食产量答复提高的一个关键。(袁隆平就是这个轰轰烈烈的文革农业
: 革新运动的其中的一个反映)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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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多谢,工业产值我没太对比,我去翻翻资料,多谢你的观察角度。但是从农业上说,即
便是69年之后72年的资料也现实,是增长的。这个让我很疑惑,当然其他数据我在翻翻
能不能找到72年到78年的。我记得五十年汇编里面有。

【在 F********l 的大作中提到】
: 文革的混乱时期主要集中在66年底至69年初这一段,特点是城市闹的欢,农村比较稳定
: ,反映在生产上,就是农业基本没受影响,而工业大幅度下滑。
: 全国农业总产值,66年到69年分别是702.2/714.2/726.3/736.2,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
: ,而工业总产值,66年到69年则分别是648.6/544.9/490.8/626.1,受到影响的还是非
: 常可观的。

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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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种印象正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沿续性。从五十年代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到八十年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括中间你说的“文革时期的印象都是给人无心
生产的”,这些思想存在的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后果不同,现在的评价也不同,
但有一点是连贯的,就是这些思想都是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因素当成了社会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概念上讲,把人的因素当成了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并没有错,但是具体到各项事业的
发展,这种认识就显得荒唐了。我前面说了农业的情况,其中人的积极性的作用是很有
限的。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耕地的面积的变化,水利的发展怎样,机械化的发展怎
样,化肥的产量怎样,农科技术有什么进步,这些客观情况摆出来,农业发展的基调就
出来。人的积级性与自然天气一样,只不过是这个基调上叠加的高阶谐波而已。
按政治因素分,文革时怎样、文革后怎样,或者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怎样、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怎样,或者说没联产承包时怎样、有了联产承包后怎样,这些说法与当年“人有
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性质并无二致。换成其它方面,比如说工业、科技等等,也都
是类似情况。
如果跳出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框框,来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许多人都承认,西方文化
比较注重科学、讲实证,而中国文化里,总是先定立场,然后根据立场来下结论。
比如说评价文革的社会发展,西方人的思路是,看这个时期粮食产量、钢产量、科技水
平、人均寿命、大众医疗、入学率、文盲率等等。而中国人思路是,先定一个立场,是
赞成还是反对文革,是三七开还是全面否定。定下这个立场,然后才能评价。要赞成就
说好,要反对就说不好。要三七开就说成绩是主要的,要全面否定就一无是处。所以才
会出现你说的“文革时期的印象都是给人无心生产的,当时的增长是让我疑惑的一件事
情”,因为这不是根据现象下结论,而是根据结论来宣传符合结论的现象。
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文革也是,到了改革开放还是。这种思想在上
千年的历史跨度都是连贯的,不会因为短暂的政治气氛的变化而变化。邓小平的GDP论
,可以说比文革时前进了一小步,但他对文革本身的评价,却又退了一大步。

【在 f****i 的大作中提到】
: 另外我个人认为耕地的减少也是一个原因,只是我个人认为减少耕地对于农业大国来说
: 还是应该警惕的。另外就是,文革时期的印象都是给人无心生产的,当时的增长是让我
: 疑惑的一件事情。我想知道一点文革时期社会的具体情况,当时动荡的情况到底有多严
: 重,是当时的粮食产量数据作假了,还是当时社会动荡程度没有宣传那么大那么强?
: 另外多谢回复,俺得睡了,太困了。下了88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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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嗯,确实,近代中国包括建国之后很多事情从初衷和政策以及实施目的来看都是好的,
但是执行当中总是极端化,扩大化。而之后的定性总是根据立场来进行评价而不是数据。
但是说整个中国历史时期,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就我读史的经验,宋史之前虽然倾向性
有,数据等实证门类并不细化,但是总体观点没有现今这么极端化。王安石在历史上让
我个人观感略差的原因就是他把朋党搞得太过。明的时候在定性记载上虽然走下坡路,
但是总体也并不差。可是清之后就有点变味道了,就我所知,这种极端化还是最近几百
年逐步养成的。我个人认为民智开启程度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读宋史的时候,尤其是
北宋前期还是开明化的,承接唐的融合性,在包容性很大。

【在 h********n 的大作中提到】
: 这种印象正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沿续性。从五十年代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 ,到八十年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括中间你说的“文革时期的印象都是给人无心
: 生产的”,这些思想存在的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后果不同,现在的评价也不同,
: 但有一点是连贯的,就是这些思想都是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因素当成了社会
: 发展的决定因素。
: 从概念上讲,把人的因素当成了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并没有错,但是具体到各项事业的
: 发展,这种认识就显得荒唐了。我前面说了农业的情况,其中人的积极性的作用是很有
: 限的。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耕地的面积的变化,水利的发展怎样,机械化的发展怎
: 样,化肥的产量怎样,农科技术有什么进步,这些客观情况摆出来,农业发展的基调就
: 出来。人的积级性与自然天气一样,只不过是这个基调上叠加的高阶谐波而已。

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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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说的不是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只是说这种文化思想上的变化是成百上千年才能完成的
,不可能以某个历史事件做清晰的分界。文革的问题正在于此。文化是需要革命的,这
个认识是正确的,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一开始文革只计划搞一年,不行,两年,
不行,最后搞了十年,越搞越乱。而那些搞文革的人所采取的方式,所表现出的思想,
正是文革本来所要扫除的。这样的文革已经完全没有意义。
“否定文革”也要看怎么认识。退回到否认中国文化需要革命,是错误的。否定文革中
所表现出的主观盲目思想,是正确的,这本来也是文革的初衷。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全
面否定,这其实正是文革的悖论:以自己所反对的思想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反对自己所
反对的思想。
所以,不能把文革的开始和结束当做几个历史时期的分水岭,而应当看到这其中的连贯
性。再推广一些,从五四以来,这种思想就一直是连续的,只是在不同时期的外在表现
形式不同罢了。五四以前也有连续性,只是对现实意义不大,这里不讨论。
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联产承包”就是“亩产万斤”,“彻底否定文革”就是
“坚持两个凡是”。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基本都可以在文革或大跃进中找到投影。举
个例子,把进口芯片打磨冒充自主知识产权,和把其它田里的苗插到一块田里冒充万斤
田,何其相似?甚至连背后的高指标、假大空的成因也极其相似。那么一边批判“亩产
万斤”,一边以高科技的面目不断制造新的“亩产万斤”,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说文革这不好、那不好,是作为后来人往前看。身处文革漩涡当中的人,是很难看
清这一点的。现在也是如此,从思想状态来看,我们也正处于一个新的文革当中,甚至
于比上一次文革更疯狂。现在网上的贴子,表现出的狂热和非理性,是上一次文革中的
大字报远不能及的。回到主题,现在分析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有多少能像首贴这样客
观理性,又有多少是摆着当年红卫兵批斗走资派的架势,要批倒、批臭、踏上一万只脚
永世不得翻身?
不能说现在的问题都是邓造成的,同理也不能说文革的问题都是毛造成的。从根本上讲
,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沿续,是个人无法左右的。毛和邓都是陷于这个漩涡。毛
比邓强一点点的地方在于,他能看到传统思想对现实社会的约束,提出了“文化大革命
”这个命题,而邓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认识,甚至通过否定文革而间接否定了这一命题
。因为毛是一个思想家,而邓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据。

【在 f****i 的大作中提到】
: 嗯,确实,近代中国包括建国之后很多事情从初衷和政策以及实施目的来看都是好的,
: 但是执行当中总是极端化,扩大化。而之后的定性总是根据立场来进行评价而不是数据。
: 但是说整个中国历史时期,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就我读史的经验,宋史之前虽然倾向性
: 有,数据等实证门类并不细化,但是总体观点没有现今这么极端化。王安石在历史上让
: 我个人观感略差的原因就是他把朋党搞得太过。明的时候在定性记载上虽然走下坡路,
: 但是总体也并不差。可是清之后就有点变味道了,就我所知,这种极端化还是最近几百
: 年逐步养成的。我个人认为民智开启程度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读宋史的时候,尤其是
: 北宋前期还是开明化的,承接唐的融合性,在包容性很大。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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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呵呵,这个回帖好,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先生加上充分的数据,实例可以说不会比我
转载的文章差。我和先生观点非常一致,类似我们的观点在北宋环境下,类似苏轼的寒
暑论,呵呵,也就是很多人认为的和稀泥。而其实我个人认为北宋改革苏轼的寒暑论要
比王安石的激进派更强。
转到今天主题,确实是这样的。很多否定老毛一切的人举例确实偏颇极端,只要是符合
自己观点的就拿来直接用根本不管具体情况和上下文承接的意思表述。事实上这就是文
革后期表现出得极端和狂热思维。之前,我也一直认为文革实际上应该负责的是我们整
个民族,而不是某一个符号人物。即便是江青等人我也认为有些优点,只是没有用在准
确地方。打一个比方。我所学习的专业来说,江青在文艺领域有过很多的贡献。至今为
止,76年之后,中国文化艺术都呈现了一种极端的低迷。而76年之前则呈现出了西方民
族乐派末期延续的中兴势头。无数的优秀大型组曲都是在那个时候出来得,这也是先生
所说的,老邓是个实用主义者。可是有些时候人需要点理想主义的。呵呵。扯远了。不
过总结一句话,我很疑惑的就在于先生表述的内容,为什么全盘否定76年之前的人会自
己用着文革的方式方法和思维去否定文革呢?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这种极端的人,没有
一个人回答我。我只能说,这些大加批判文革和毛的人,放在文革也许正是那些批斗别
人的人。也正是这些做事风格的人在文革时期做出很多悲剧,我就认识一些这类人,打
听一下老底,原来这群人原先就是文革中极端狂热整人的那部分人。可惜,时代变了,
他们的论调也变了而已。(多加一句,我个人没有要为文革翻案,因为我知识储备不足
,仅仅是从自身行为和所知情况做出感慨。)

【在 h********n 的大作中提到】
: 我说的不是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只是说这种文化思想上的变化是成百上千年才能完成的
: ,不可能以某个历史事件做清晰的分界。文革的问题正在于此。文化是需要革命的,这
: 个认识是正确的,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一开始文革只计划搞一年,不行,两年,
: 不行,最后搞了十年,越搞越乱。而那些搞文革的人所采取的方式,所表现出的思想,
: 正是文革本来所要扫除的。这样的文革已经完全没有意义。
: “否定文革”也要看怎么认识。退回到否认中国文化需要革命,是错误的。否定文革中
: 所表现出的主观盲目思想,是正确的,这本来也是文革的初衷。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全
: 面否定,这其实正是文革的悖论:以自己所反对的思想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反对自己所
: 反对的思想。
: 所以,不能把文革的开始和结束当做几个历史时期的分水岭,而应当看到这其中的连贯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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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记得看过一本叫《第三只眼看中国》(名字不一定准确, 老外写的)中有详细的工
业数据对比。 结果好像是老毛主政(49-76)期间,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点也不低,与
开放后相比也不逊色。当时很吃惊。
你可以找这本书看看, 我记得里面有不少的数据。
另外,关于文革期间经济在崩溃边缘的说法应该是一种宣传,当时的政治运动的确是在
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 但不至于到了崩溃的边缘, 关于这个说法, 没有一点数据的
支持。

【在 f****i 的大作中提到】
: 多谢,工业产值我没太对比,我去翻翻资料,多谢你的观察角度。但是从农业上说,即
: 便是69年之后72年的资料也现实,是增长的。这个让我很疑惑,当然其他数据我在翻翻
: 能不能找到72年到78年的。我记得五十年汇编里面有。

h********n
发帖数: 1671
20
所谓崩溃,指的是无限定因素条件下的正反馈。市场经济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反馈
。正常情况下这种反馈是负反馈,那么结果是稳定的和精确的,但是搞不好就会成为正
反馈,尤其是在社会不断发展,一切系统参数都在变化的情况下。这正是资本主义弊端
的表现形式。
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来说,优点正是去掉了“市场”这个反馈因素,消除了正反馈
导致崩溃的隐患,而缺点也正是失去了负反馈带来的精确性。当然这个精确性可以用提
高前向环节的精度来弥补,但这个技术水平要求高得多了。简单讲,能达到这个技术水
平,那么开环控制是最好的;达不到这个技术水平,那么只能冒崩溃的危险采用反馈系
统。换成政治学名词,这个“技术水平”指的就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力。
文革时计划经济的弊端很多,但恰恰不包括崩溃。相反,资本主义每次遇到危机,还总
要借助于类似计划经济的手段来摆脱,消除掉造成崩溃的正反馈因素。文革中的政治运
动的确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不是数量上有没有到了崩溃的边缘的问题,而是错
误的性质根本就是不同的,是为了远离崩溃而造成的缺乏活力、效率低下。
文革时批评资本主义,总爱用“崩溃”这个词。这本来是合适的,正确了反映了市场经
济的特点。开始用这个词的人可能还明白其中的含义,搞到后来就人去亦云,只当做一
个贬义词而已。到了文革后,批判的对象已经变了180度,可是搞宣传的人仍然继续照
搬以前的宣传用语,把所有贬义词用在所有他们批判的东西上。这正是前面所说的,反
文革的急先锋,恰恰是文革思想的继承人。

【在 A*D 的大作中提到】
: 我记得看过一本叫《第三只眼看中国》(名字不一定准确, 老外写的)中有详细的工
: 业数据对比。 结果好像是老毛主政(49-76)期间,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点也不低,与
: 开放后相比也不逊色。当时很吃惊。
: 你可以找这本书看看, 我记得里面有不少的数据。
: 另外,关于文革期间经济在崩溃边缘的说法应该是一种宣传,当时的政治运动的确是在
: 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 但不至于到了崩溃的边缘, 关于这个说法, 没有一点数据的
: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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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变迁好像不考虑自然灾害的因素言必自然灾害的都是矮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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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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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不但江青有优点,王张姚都有优点,只是看你从哪个方面看。现在流行谍战片,讲的都
是解放前中共间谍如何神勇。其实我们都知道,谍战分为两部分,自已派出去间谍和破
获敌人的间谍。前一部分现在大家都很热衷,什么前三杰后三杰,那么后一部分是谁的
功劳呢?把一个人的名字当成是褒义或贬义的符号来歌颂或批判,这难道不就是文革吗?

【在 f****i 的大作中提到】
: 呵呵,这个回帖好,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先生加上充分的数据,实例可以说不会比我
: 转载的文章差。我和先生观点非常一致,类似我们的观点在北宋环境下,类似苏轼的寒
: 暑论,呵呵,也就是很多人认为的和稀泥。而其实我个人认为北宋改革苏轼的寒暑论要
: 比王安石的激进派更强。
: 转到今天主题,确实是这样的。很多否定老毛一切的人举例确实偏颇极端,只要是符合
: 自己观点的就拿来直接用根本不管具体情况和上下文承接的意思表述。事实上这就是文
: 革后期表现出得极端和狂热思维。之前,我也一直认为文革实际上应该负责的是我们整
: 个民族,而不是某一个符号人物。即便是江青等人我也认为有些优点,只是没有用在准
: 确地方。打一个比方。我所学习的专业来说,江青在文艺领域有过很多的贡献。至今为
: 止,76年之后,中国文化艺术都呈现了一种极端的低迷。而76年之前则呈现出了西方民

t******0
发帖数: 629
22
好贴!!而且回帖的人中,有几个人水平非常高。
学到不少东西,谢谢啊。
A*D
发帖数: 1783
23
受教了。

【在 h********n 的大作中提到】
: 所谓崩溃,指的是无限定因素条件下的正反馈。市场经济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反馈
: 。正常情况下这种反馈是负反馈,那么结果是稳定的和精确的,但是搞不好就会成为正
: 反馈,尤其是在社会不断发展,一切系统参数都在变化的情况下。这正是资本主义弊端
: 的表现形式。
: 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来说,优点正是去掉了“市场”这个反馈因素,消除了正反馈
: 导致崩溃的隐患,而缺点也正是失去了负反馈带来的精确性。当然这个精确性可以用提
: 高前向环节的精度来弥补,但这个技术水平要求高得多了。简单讲,能达到这个技术水
: 平,那么开环控制是最好的;达不到这个技术水平,那么只能冒崩溃的危险采用反馈系
: 统。换成政治学名词,这个“技术水平”指的就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力。
: 文革时计划经济的弊端很多,但恰恰不包括崩溃。相反,资本主义每次遇到危机,还总

f****i
发帖数: 9419
24
是的,俺也学到了好多的说,感觉少了扣帽子的人,大家讨论都言之有物和宽容一点,
还是可以引出很多有用的人发言的。

【在 A*D 的大作中提到】
: 受教了。
g********e
发帖数: 6425
25
文革前是工农业总产值,上餐馆吃饭是不计的

【在 h********n 的大作中提到】
: 这种印象正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沿续性。从五十年代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 ,到八十年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括中间你说的“文革时期的印象都是给人无心
: 生产的”,这些思想存在的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后果不同,现在的评价也不同,
: 但有一点是连贯的,就是这些思想都是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因素当成了社会
: 发展的决定因素。
: 从概念上讲,把人的因素当成了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并没有错,但是具体到各项事业的
: 发展,这种认识就显得荒唐了。我前面说了农业的情况,其中人的积极性的作用是很有
: 限的。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耕地的面积的变化,水利的发展怎样,机械化的发展怎
: 样,化肥的产量怎样,农科技术有什么进步,这些客观情况摆出来,农业发展的基调就
: 出来。人的积级性与自然天气一样,只不过是这个基调上叠加的高阶谐波而已。

f****i
发帖数: 9419
26
顶上来一下,感觉很多人还是要么根本不了解当时具体情况发展,只是凭着主观印象就
开始判断,要么则是情绪过于激动,无法理性看待问题。这篇文章数据很详细,有助于
很多人看看当时具体情况。竟然很多人认为当时60年是眼看着灾情无人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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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东北人在饿死3000万时他们饿死多少? (转载)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大责任人还是老毛
言必自然灾害的都是矮轮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到底是多少
海日: 关于自然灾害死了3千万的历史不要吵了,三年自然灾害就没有发生过
60年代自然灾害 我太奶奶没坚持下来 (转载)给安徽的同学看张图
什么在谁领导下中国没有三年连续自然灾害,什么死亡人数空前的人都歇了吧。三年自然灾害最大的恶果其实是人口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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