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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094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talk 讨论区 】
发信人: NewNote (新天地), 信区: talk
标 题: 高天韵：傅雷之死──文化名人的文革厄运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Jan 25 09:55:44 2017, 美东)
傅雷、朱梅馥夫妇于上海江苏路寓所花园 （网路图片）
岁月的风，从远方吹来，拂过译者的生花妙笔，倾听家书的娓娓述说，卷起彼时的创伤
悲鸣。曾经，花香琴朗情长在。今日，人去楼空怨难平。
上海江苏路284弄，现名“安定坊”，位于江苏路和愚园路的路口。这里有五组18幢欧
式花园住宅，建于1936年，是沪上白领及中上层知识份子居住的社区，其中5号洋房是
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故居。那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米黄色的墙身，淡雅古朴，细碎的鹅
卵石嵌在外墙的墙面，透著温润和别致。红顶斜披，门窗都带拱券。底楼南面，有一个
100多平方米的大花园，是一家人拍照的好地点。就在那个“世外桃源”，傅雷种植了
50多种月季。他喜欢徜徉于花丛，静享花趣。
1966年8月30日的夜晚，一群红卫兵闯进了他的领地，四处搜寻“变天罪证”，把他精
心培育的月季一株株连根拔掉，也拔掉了他最后的希望。9月2日早晨，傅雷和夫人朱梅
馥被拖到家门前，被迫站到凳子上，头戴高帽，任人指点羞辱。连续四天三夜的批斗，
似无尽头。于是，他必须走了。因为士可杀，不可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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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5年8月）（网路图片）
一介奇才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兼通文史哲音乐。傅雷一
生翻译了34部文学著作，15卷的《傅雷译文集》共计约500万字，其中多为法国文豪巴
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有人赞誉：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傅雷于1908年出生于上海南汇县傅家宅。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
论。1931年，傅雷回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和法
文。傅雷在24岁时翻译了《罗丹艺术论》，26岁撰写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显示
出多艺兼通的过人才学。
傅雷论翻译，强调“神似”，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主张两种
文字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他潜心钻研、严谨译校，形成了独特的
翻译风格，被译界誉为“傅雷体华文语言”。
1937年，傅雷所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第一卷发表。傅雷在《译
者献词》中写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
。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反右狂涛
1949年后，傅雷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成为体制外的一名自由职业者。他潜心翻译，
重译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译了巴
尔扎克的《贝姨》等多部作品。在书房之外，中共的政治运动令傅雷感到难以适应。傅
雷在1950年6月27日给画家黄宾虹的信中写：“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
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
此后的一段时间，傅雷开始向“党”靠拢。他积极参政议政，慢慢学着去适应“新”社
会的政治气候。1955年至1957年，傅雷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担
任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傅雷深入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报告和文章。
1957年，傅雷连续公开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以配合“反右”运动的暴
风骤雨。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确表态，“反右”斗争“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
事业”。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他批判了葛佩琦的“右派”言论。
在政治大潮中，傅雷写出紧跟形势的文章，天真地以为，这样跟“党”走就能摆脱自己
被整肃的命运。不料，事与愿违。1957年下半年，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
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批判傅雷。傅雷
坚持“没有廉价的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当年12月，朱梅馥在给长子傅聪的信中提到，作家协会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会，傅雷
做了三次检讨都不能通过，一切工作停止，精神极度痛苦。
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当天，傅雷深夜未归，朱
梅馥忧心如焚，生怕傅雷想不开。当傅雷终于进门后，他和妻子相对无言。不知过了多
久，他长叹一声：“如果不是因为阿敏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傅雷被划为“右派”后，留学波兰的傅聪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傅聪迫不得己，选择在
学业完成时出走英国，成了“叛逃”之人。这对傅雷是一个重击。傅雷从此深居简出，
不问世事。但是，由于顶着“右派”的帽子，傅雷的译著被延迟或拒绝出版，而他又坚
决不同意更名出版，最后只得依靠“预支稿费”来维持一家的生计。面对生活的窘迫，
一向耿直不阿的傅雷，竟然放下身段，以卑微的措辞致信上级领导求助。1961年9月底
，傅雷摘去了“右派”帽子，他未有感恩之言，而是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
误的。”
在《重看傅雷之死：体制外生存艰难 被批斗对生存绝望》中，作者（未署名）分析了
此时傅雷的绝望心态与日后走向悲剧结局的必然。
“在政治运动中，他彻底迷失了方向。反对政治运动，他将被政治运动碾碎；支持政治
运动，他同样难以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站在时代洪流的
风口浪尖，傅雷彷徨无奈，向左走是死路，向右走仿佛早晚要死，原地不动好像也无活
路。不能说话也不能沉默，那么剩下的只能是‘自决于人民’了，这也是傅雷夫妇的最
终抉择。”
“身体状况不好或许可以忍受，但译著难以出版就触及了人生的核心问题。他最无法忍
受的是生命白白流逝，无法投身自己的事业。他曾经在给傅聪的信中写到，工作是他生
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就无处安放，就感到是不务正业，就对不起自己。身体每
况愈下，翻译事业无法继续，经济收入逐渐切断，傅雷的人生陷入了绝望之中。这只不
过是下一个政治洪流的序曲，更为癫狂的文化运动正在酝酿之中。这场运动刚一拉开帷
幕，傅雷便做出了人生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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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梅馥与儿子傅聪（左）、傅敏（右）（1939年）。（网路图片）
文革风暴
傅雷的寓所，名为“疾风迅雨楼”。在洒脱不羁的名号背后，翻译巨匠却自比“墙洞里
的小老鼠”，难觅安全的洞穴，可见他内心的痛苦迷茫之深。杨绛曾评价他说：“满头
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
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然而，这个书斋，真的能安身立命
吗？
1965年11月，文汇报刊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反右时，傅雷曾经被
姚攻击过，因此，这篇文章是一个不祥之兆。1966年上半年，政治运动的风声加紧了。
有一天，傅雷对前来探望的好友周熙良说：“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
是不准备再活的。”
1966年8月12日，傅雷的孙子凌霄就要过两岁生日了，可是傅聪远在伦敦，父子相见无
期。傅雷写道，“想像着我们的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
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
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100多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自此，“破四
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涛从北京席卷全国。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
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份子和教师1,231户。
1966年8月30日，一群代表当地居委会的人搜查了傅雷的家。在随后的几天里，红卫兵
继续抄家，掠走了傅雷收藏的画作、书籍和大量私人物品，一律充公。因为那些被认为
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是“反动”之物。最后，他们进入阁楼，在傅雷小姨子寄
存的一个箱子里，发现了两件“反党罪证”。
对这一事件，吴过在《红卫兵档案》里有如下记述：“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布下了岗
哨，限制傅雷夫妇出门，随时接受抄家和批判。几天后，红卫兵真的有了收获。这天夜
间，这天夜间，爱花的傅雷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
细节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报告给了红卫兵。红卫兵认为他们是在埋变
天帐，于是挖地三尺，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后来他们搜查到了傅雷写给傅聪的信的草
稿，红卫兵们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傅雷倾诉的是爱国之情。但他们马上
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障眼法。他们继续抄家，地板也被撬起来了。终于从阁楼上传来了
好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原来，红卫兵们在阁楼上找到了一只有一
把锈迹斑斑的锁锁著的箱子，敲开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著
蒋介石的画像，箱子里还有一本旧画报，上面有一幅宋美龄的照片。这只箱子是傅雷姑
母‘解放前’寄存在傅家的，傅雷从未打开过。‘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红卫兵
们群情激昂，又为自己取得的战果而欢呼雀跃。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
地，并被勒令跪着。”
9月2日，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在“打倒傅雷”的
大字报的“烘托”下，人们围观、嘲弄，甚至参与批判。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一床
用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于铁窗横框。他们事先把棉胎铺在地上，以免踢
倒方凳时发出太大的声响……。
两人留下一份遗书，将一些财物事项委托给朱梅馥的兄长朱人秀，其中包括9月份的房
租55．29元、火葬费现钞53．30元，以及留给保姆周菊娣的600元过渡期生活费等。娟
秀的小楷，记录了他们最后的话。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
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
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
*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
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
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
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在那一个黑夜，傅雷冷静、细致的安排了身后之事，不愿连累他人。伉俪情深，共同赴
死；才情万千，凄凉落幕。笔耕一生，傅雷有所不知，吞噬了他的，正是他所尽忠的“
党”，是他倾注了万般热情的“新”社会。
一道美丽的光
傅雷夫妇去世后，他们的遗体被送到上海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那时，“反动”人
物自杀被称为“自绝于人民”，不能收留骨灰，保姆周菊娣欲领骨灰遭到拒绝。忽然，
有一天，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无论
如何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她的诚恳打动了工作人员。她设法找到了朱人秀，在他的
帮助下买了一个骨灰盒，再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傅怒安”。
这位女子名叫江小燕，与傅雷并不相识。她喜欢阅读傅雷的译作，也喜欢弹钢琴，还看
过傅聪的演出。1966年9月初，江小燕从钢琴老师那里得知傅雷夫妇自杀的消息，悲伤
不已，又听说傅家属于黑五类，自杀死后不准留骨灰。正义感促使她挺身而出，冒着生
命危险，把傅雷夫妇的骨灰保存下来。
之后，江小燕还致信周恩来，反映骨灰无人认领问题，她提到傅雷是爱国的。未料，这
封并未署名的信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里，江小燕被抓走、被审讯了一整天。
公安局经过反复调查，确定她背后没有人“指使”，才把她放回。此后12年，江小燕一
直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中，直到傅雷平反。
多年后，江小燕说：“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
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父与子
1981年，《傅雷家书》出版，轰动一时，感动了百万读者。此书收录了傅雷夫妇在1954
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编辑而成。纸笔互动，传
递长辈的谆谆教诲、款款深情。在书简背后，傅雷的人生际遇更令读者慨叹惋惜。而又
有谁知，傅聪和傅敏兄弟二人，在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冲击、所承受的痛苦？
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选择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
中讲述了当时的心境：“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
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
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
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
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
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傅聪不会忘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
才是钢琴家。”
傅敏的记忆里，埋藏了更多的折磨。每年9月3日，傅敏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他说：
“我时常在梦里回忆小时候与父母的快乐时光。”傅敏谈到，“1966年6月初，《人民
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就直觉，父亲要出事。”形势所迫，傅敏冒
死保留了三封父亲来信，把其他信件全部投进马思聪家的大铁炉。当傅敏接到父母亡故
的噩耗时，心如刀割，欲哭无泪。
那时，傅敏在给一位同学的信里，表达了对“文革”的不满，因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
命分子”。他被关在北京一中的“土监狱”，全身浮肿，饿得眼冒金星。他几次自杀未
成，罪上加罪，因为“反革命”是没有自杀的权利的。他被红卫后拖回学校，接着批斗
。一次，傅敏以头撞墙，被送到医院，因其“反革命”的身份，医生缝针时竟然不给他
打麻醉药。就这样，缝了十几针，他的头上落下碗口大的伤疤。
1979年4月，傅雷、朱梅馥追悼会举行，主办者为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
协会上海分会。会上宣布，1958年将傅雷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革中所
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013年10月27日，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举行了傅雷夫妇骨灰安葬及纪念碑揭幕仪式
。洁白的墓碑上刻着《傅雷家书》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傅敏向父母说：“爸爸妈妈今天你们终于回来了，47年前你们无可奈何地、悲壮地、痛
苦地、无限悲愤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你们无限热爱的这块土地以及
这块土地增长起来的文化事业。但是，你们的心一直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你们
，你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永远在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努力把产
生这么个悲剧的根源铲除掉。爸爸妈妈你们在这安息吧。”
傅雷遗书（网路图片）
结语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的扫落了中国的文化精英。才华横溢的他们，一个个
走向生命的终点，悄无声息，好似一粒小小的石子，投入苦难的海洋，瞬间不见踪影。
在政治风暴里，他们保不住一张安静的书桌，摸不到正确的方向。他们不解、迷失、悲
愤，累了，厌了。死亡，是告别屈辱和惨烈的解脱。中共红祸，颠倒是非，迫害良善，
扭曲人性，摧毁文化和道德。祸端不除，天下焉得太平。
傅雷一家的命运沉浮，映衬著时代的悲凉与荒唐。心灵的伤口，泣血不止，永难平复。
与这个家庭一同悲哀并痛著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还有饱经沧桑的大地。回顾，为了让
悲剧不再重演，让生命不再迷航。
参考资料：
江小燕：《我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原题《致余开传先生》），爱思想网，2004年
12月20日。（作者写于1998年1月23日）
叶克飞：《那些失去的优雅与温厚——寻访上海傅雷故居》，作者博客，2012年12月31
日。
《重看傅雷之死：体制外生存艰难 被批斗对生存绝望》，《文化观察》，2013年11月1
日，第178期。
彭苏：《傅雷父子 赤子的世界》，《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1月。
杨司奇：《傅雷之死：疾风迅雨无安处》，新京报书评周刊(ibookreview)，2016年9月
3日。
吴过：《红卫兵档案》。
李辉：《横扫“牛鬼蛇神”的红卫兵们到底什么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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