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f****o
发帖数: 8105 | 1 悉尼举办文革50周年反思研讨会，潘晴（右）在会上作了题为“文革中的‘黑五类’”
的演讲。（骆亚/大纪元）
悉尼人权活动家潘晴在文革研讨会上，首度公开自己也曾批判牛棚中的父亲和向批斗会
上的杨伯伯扔石头，并为此道歉。他深刻反思，不管你在那场运动中是黑五类还是红五
类，你都是党文化的受毒害者和牺牲品。
一生为中共卖命 因家庭成分被划为“贱民”遭迫害
6月4日，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平台举办了纪念文革50周年研讨会，潘晴在会上作了题为
“文革中的‘黑五类’”的演讲。他通过家庭的变故和自身成长经历，为反思文革的必
要性提供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实例。
潘晴介绍说，大家知道的地富反坏右，这是老的“黑五类”，文革的时候又出来新的大
帽子，叫作叛徒、内奸、公贼、特务、走资派，其实它远远不止这些“黑五类”，“公
安六条”它明确规定是23种人，包括什么阶级异己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反动技
术权威等等。他把符合“公安六条”标准的人，都归为一种叫“政治贱民”。
在中共统治的红色恐怖时期，潘晴这个名门望族的后人，被划定为“政治贱民”，饱受
摧残。
文革那一年潘晴才11岁，他的父亲潘文澜当时在北京煤炭部工作，是煤矿工人报的总编
。文革开始后，1967年煤炭部瘫痪，部长张霖之在办公室自杀，潘文澜因此被发配到江
苏徐州，潘晴与家人跟随前往。
在历史上，徐州出了两个很有名的人物：刘邦和项羽。“楚汉之争”和“四面楚歌”都
发生在徐州，作为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当地的民风非常强悍。徐州被卷入文革之中
，武斗非常严重。
悉尼文革50周年研讨会.(骆亚/大纪元）
潘晴全家到了徐州后，接踵而来的是被抄家、批斗、关进牛棚。潘晴说：“我父亲被关
进牛棚的理由很简单，被称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就是因为他是华侨资本家子女
，我祖父是旅日华侨。第二条罪名叫反革命修正主义文人，就因为他是报社总编，另一
条罪名是批倒批臭的当权派，最后还有一条叫里通外国的特务，因为他是海外华侨子弟
，所以就是特务”。
潘晴的外祖父是范熙壬，字任卿，号耘勤（1878-1938），是北宋范仲淹的第32代裔孙
，曾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参加了过“公车上书”，辛亥革命之后，在民初元
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参与制宪，出任过非常国会主席。
中共夺取政权后，根据经济状况，对全国人口进行划分阶级成分。
潘晴的母亲因为被划定为“大官僚、大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家庭”的出身成
分，在文革当中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政治帽子，一直关在那里。潘晴说：“她之所
以没有死，是因为她被彻底逼疯了。她的几个同事跳楼的跳楼、被打死的打死，全都被
迫害死了。”
四十年代后期，潘晴的父亲在上海主编一份报纸，受当时的政治思潮影响，参与了中共
的“白区”工作。潘晴说：“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他一生为党卖命
。甚至当祖父在日本去世后，父亲左得都拒绝去日本领遗产，要跟资本家的家庭划清界
线。但就这样，父亲因母亲的身份，还是在文革中被斗、被迫害非常严重，关了六年才
出来。放出来时还年轻却已经是满头白发，并且肋骨被打断二根，两手臂也是粉碎性骨
折，随后不久就去世了。”
年幼时遭毒打 中共暴政将恐惧植入心灵深处
潘晴的父母被关押后，他们弟兄三人开始了流浪生活，经常遭到泼粪，挨打是家常便饭
。当时的徐州武斗非常厉害，各种武斗打人、抄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说：“67年的
时候我12岁遭受过一次毒打。参与毒打就是那些以靠近党组织积极入党、入团的，在文
革当中以非常极左面目出现的人。这些人拿着柳条棍专门武斗用打，并用高帮皮鞋一脚
将我踹出去，当场就昏死过去了。到黎明天亮时，我朋友的弟弟来找我，就趴在我身上
哭。”
经过这次迫害，潘晴的内心对这个暴政充满恐惧，他说：“这是无所不在的恐惧。通过
杀人，通过镇反，通过不断历次政治运动，通过文革当中的各种斗争，就说它要把恐惧
深植在每个人身上。那是切肤之痛。”
文革全民洗脑 每个人的心灵都被扭曲
自从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杀人，中国有头脑的、有智慧的或
者有脊梁骨的几乎消灭殆尽。
潘晴说：“尽管我父亲是华侨资本家出身，母亲是全中华民国国会主席的女儿，没有用
，他们的脑子也同样被共产党洗脑给同化了，更不要说年轻的一代人。”
他在这次研讨会上提到：“如果说施暴者只有红五类还不全面，我非常痛心向大家报告
一件事实，就是在文革中心灵被扭曲、全面洗脑的是everyone（每一个人），一个都没
逃掉，包括黑五类。”
“我是黑五类我被迫害的时候，我会仇视共产党吗？第一个你不会，第二个你不敢。我
那个时候恨我父亲、恨我母亲，为什么恨？我为什么出生这样一个家庭，我为什么沦为
政治贱民？”
潘晴说：“我自己在被批斗被迫害，但是我仇恨我的父母。文革当中那时候我父亲被关
了六年，出来就死了。我无数次的发言批斗我父亲，为什么？每次批斗的时候我都要反
省自己家庭出身，要批判自己阶级根源。”
他回忆说：“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遭受毒打的时候，在打人的身影当中
，我看到了一个人我终生不会忘记，他是我同学的哥哥，我跟他很熟，他父亲当时是华
东煤矿设计院的，当时也被打死了，他当时为了向党组织表忠表现的非常积极，下手比
谁都狠。在文革当中，不要以为只有红五类才打人，那些黑五类为了表现他们要生存、
他们要活下来，他们要表现出比其他人更革命。这是我想说明一点，我本人是深受这种
党文化的影响。”
终生自责 向被批斗的杨伯伯扔了一块小石头
潘晴介绍，这些年自己内心藏着一个秘密，欠一个道歉，同时这也是他人生觉醒的开始
。他母亲调到徐州后在华东煤矿设计院档案室工作，档案室的主任是留美回来的杨教授
，他在文革当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潘晴的母亲的顶头上司，老爷子人很好。
文革最后一年，杨教授挂着大牌子站在桌子挨批斗，那时潘晴也在那围观，他不由自主
的到路边捡了一块小石头，向杨教授扔过去了。潘晴说：“我居然拿小石头去砸他，偏
偏就砸到了他脚，他突然间看我一眼，那一眼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我突然整个人傻掉了
，我怎么也会拿……杨伯伯后来看我的那一眼我记到今天，从那以后我就陷入非常深刻
的内疚自责。”
他说，不管黑五类、红五类，对我来讲，我对自己只有一个定义，我能够活过那个年代
，就是幸运。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被打死的打死、被枪毙的，什么都有。我想说明，
文革对中国人的人性摧残是全面的。
潘晴坦率的承认，自己启蒙很晚，“启蒙我的是牢狱犯，老反革命份子给我启蒙，也就
是人类的良知、人类对社会的正确认知是需要传承的。当时那个时候，中共集权文化深
入一切，深入每一个人的思想灵魂之下，对中国人全面的洗脑、全面的奴役，令全国处
于癫狂的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说：“如果文革不得到非常深刻的、全面的反思和反省的话，这样的悲剧它会一再重
演，因为中国人在思想上从来没有检视到在那样的罪恶制度下，我们每一个过来人，都
多多少少负有对那一场社会灾难的责任，连我一个狗崽子饱受迫害的人我也砸过小石头
，我也做过恶。”
他进一步剖析，“就那一个小石头代表什么呢？代表我在那个极权文化下，我被他们彻
底的裹挟。尽管我的小石头的扔过去之后，反过来我被打的遍体鳞伤，我自己也不同情
自己。今天我非常的难过，我想杨伯伯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上，今天我第一次讲这件事情
，我作一个忏悔。”
最后潘晴表示：“我们经历了那场残酷运动，不管在那场运动中你扮演什么角色，你从
思想上、你从灵魂上，都是那场极权主义专制文化的牺牲品，我向杨伯伯表示忏悔，谢
谢大家。”#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