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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41 | 1 我们一家的变故发生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父亲接手当家时，家里有三四十亩地。土改
工作队进村之后，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很快摸清我们家的底细：当地首屈一指的土墙
瓦屋，仓里有粮，罐里有油，圈里有猪，不仅土地多，而且雇长工、请短工。雇工就有
剥削，剥削就是地主。工作队发动群众诉苦，将我父亲批斗一阵，理所当然划为地主。
更要命的是父亲还有二房，便被认定为霸占民女。于是这个只会读诗文、从不与人红脸
的文弱书生被定性为地主恶霸。
民兵一绳子把父亲捆到官渡区公所关了起来。在关押的几天里，由家住官渡的一个姑姑
每天给父亲送饭。老家干沟自然村的村民，念及我父亲乐于助人、兴办学堂，便经过商
议，利用送公粮到官渡镇的机会，联名具保我父柯大本。区公所派员核查后，居然接受
民意，把我父亲放了。
可是不久，乡政府又派民兵到我家，命我们一家人到堂屋集中，将父亲单独另关一个单
间，由民兵持戒专人看守。土改工作队在堂屋向我们一家八口人郑重宣布：瓦屋房没收
，上山住岩洞去。并要我们只能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然后民兵从我家拿出一口原
来煮猪食的破锅，一个背篓，一钵没吃完的“合渣”，还有一口袋苞谷皮磨成的粉子（
我家原来喂猪的），命令我们立即走人。
在民兵的监督之下，我们一家来到离家十几里的一个无名山头。我们离家后，父亲在村
里被群众大会斗争过几次，最终由我母亲陪斗之后，被押送到官渡区公所。不久被判刑
，解押到沙洋劳改农场劳改。后来的事实证明，坏事变成了好事，他因没留在本乡，却
因而留下一条活命。刑满后父亲不想回老家，一则有愧于自己的过去，无颜面对一家7
条冤魂；二则从心底感激劳改农场依法办事，让他保住一条性命并获得新生，便决意留
在“新人队”。
我妈被撵上山之前设法带了火种，那口破锅能把野菜和少量苞谷皮煮熟，一家人就在山
上暂活下来。可是没两天，又一批民兵上山通知：马上开群众大会斗争柯大本，柯艾氏
（我小妈）下山陪斗。小妈以自己女儿尚幼，不能久离为由，宁死不下山。民兵们也还
通情达理，就要柯曾氏（我妈）下山陪斗。不幸的是，他们发现我们居然还能生火煮菜
、搭棚避风，日子过得还蛮“滋润”，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我们那口破锅砸了，留
下两个民兵把我们一家撵到一个叫“磨棹地”的更高、更荒凉的山头上，那里周围十几
里没有一人。我妈知道那个地方荒凉，已经预知我们家只有死路一条了。被带走陪斗前
妈妈悄悄对我说：“玉泉，你机灵，懂事，不要一家都饿死在那个山上，悄悄投奔你外
婆去吧。他们是贫农，兴许会给你一条生路。”说完，我妈按照民兵吩咐，到山下去陪
斗。
那时我虽然只有11岁，却有一个坚定信念：活命。在两天都没进食熟野菜的情况下，我
沿着一条“毛狗路”去寻找下山陪斗的母亲。在一块庄稼地的小路上，我瞧周围没人，
用最快的速度揪了几把菜豌豆角塞到嘴里，三下五除二把肚子填饱了。至今回想起来，
那些生豌豆角真好吃。吃饱之后，恢复了些气力，再往前走。
突然，发现我母亲躺在路上。赶紧过去一看，母亲的白眼珠翻出来了，睁得大大的，怎
么叫她都不答应，推她，硬邦邦的。原来妈已经死了。我连眼泪都没有了，害怕周围有
人发现地主崽子同情地主婆。我深深望了一眼妈妈，为了逃命，朝外婆家的方向一步一
回头地走去。下坎之前，我屏住呼吸，回头看了妈妈最后一眼，算是与慈母永别。傍晚
我终于到了外婆家。外婆为我妈的惨死，且不得收尸，搂着我哭了又哭。其实，那时“
磨棹地”还有外婆的骨肉，是生是死，外婆竟没有过问，也不敢过问。她把家里仅有的
三个鸡蛋煮给我吃，似乎不仅是对我的补偿，更是对女儿亡灵的祭奠。我当时几乎只有
生理需要，狼吞虎咽地吃下鸡蛋之后，胃里一会儿就像满锅开水在翻腾，难受极了，很
快就全部吐了出来。上山之后吃的都是野菜，料想胃里接受不了这样多的蛋白。
在外婆家躲了几天，漫漫调养过来，有了些精神。可是好景不长，一天，互助组轮到在
我外婆家干活，他们发现外婆家藏了她的外孙，一个地主崽子，立即报告村领导。领导
不敢马虎，严肃警告外婆：“你是贫农，怎么能丧失立场，弄一个地主崽子在家里？赶
快走人，否则，后果自负！”外婆一家老实巴交，不敢不听村长的话，只好要我去投奔
家住官渡附近的一个远房二伯。此后，我成天东躲西藏，或给别人做“抱儿子”（养子
），或当零工，或当放牛娃、小猪倌，凡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事情，我一个十几岁
的少年都干过。目的就是混口饭吃，我知道我必须活下来。
几经人生周折，我终于长大成人了。我虽然只读了两年书，却见字习字，不断温习，一
般常用文书、写个书信之类的，难不倒我。我勤奋老实，一米七五的个子，经人撮合，
二十岁便与同为反革命劳改犯的女儿，一个十分可人的姑娘结了婚。
岳父蔡明宝的刑期早满，已经是“新人队”的队长。他得知农场需要新增劳动力，就为
远在家乡的女儿女婿报了名。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和妻子、岳母
便从竹山来到千里之外的沙洋农场，并且成为场里的正式农工，与“新人队”的父亲、
岳父同在一场，时有见面。如今一晃将近五十年了。十多年前，我的二儿子从警校毕业
后，也分到沙洋农场，当了干警，现在已是三级警督，副科级干部。我早已从沙洋农场
退休，每月千元退休金，妻子因病已随父母先我而去。
对于六十年前的那些事，我常常提醒自己不去想它，也想不清楚。也许是年纪大了，我
总是魂牵梦绕千里之外的那块“磨棹地”，因为那里有我一家饿死的七个亲人。他们是
三十七八岁的母亲、三十挂零的小妈、十四五岁的金花和银花、幼小的奶女儿、六七岁
的如意和随意。
不知道我悄悄离开他们之后，他们在“磨棹地”究竟又撑了几天。小妈既缺乏山上生活
的经验，又缺乏足够的勇气，说不定她在孩子们之前便已离开了人间。如果小妈真的先
幼儿而去，在荒无人迹的“磨棹地”，剩下的五个孩子将在怎样的恐惧和煎熬中度过自
己短短的余生？还在官渡的时候，我曾想知道，他们的尸骨是不是当时就被野兽吃掉，
或者有幸被人掩埋？终于我没敢问。
几十年之后的上个世纪末，我回到阔别将近五十年的干沟自然村。依然健在的一位知情
人告诉我，包括我母亲在内的“磨棹地”七口，很快就在原地饿死，尸臭顺风而来，当
地政府不几天就指派地主分子就地掩埋了。我现在甚至想知道，那些利用公权，驱赶妇
女和儿童上山，置人于死地的不法行为，可曾受到过追究？当事人后来对此可有几分愧
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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