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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创新在中国特别需要平衡以下三种关系：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关系，聚焦重大问题
和追求技术严谨的关系，以及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关系。经济学创
新往往发生在这些关系的平衡中
钱颖一 | 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经济研究》创刊60周年来，见证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并
由此带来的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伴随改革开放，《经济研究》积极推动了在中国的经
济学学术研究水平。在《经济研究》创刊60周年之际，思考新常态下的经济学创新，对
于下一个60年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学术研究新常态与经济学创新
近30多年来，《经济研究》伴随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迅速成长。《经济研究
》作为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学术期刊，鼓励经济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方法
，研究中国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反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的学术规范性和严谨
性。《经济研究》在国际引用率居所有中国经济学学术期刊之首，对提高中国经济学界
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这些年来学习和借鉴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方法、工具和学术规范，目前中国的
经济学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下，经济学创新变得更加重要
。我在这里提出，经济学创新在中国特别需要平衡以下三种关系：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关
系，聚焦重大问题和追求技术严谨的关系，以及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
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可以表现为一种“得失交换”（trade-off）关系，或一种“矛盾
”关系，也就是说容易顾此失彼。但是，经济学创新往往发生在这些关系的平衡中。
第一是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关系。思想是对问题的深刻洞见，而学术则强调研究的规
范。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初期，中国的经济研究更多的是学习和研究市场经济的基本
思想以及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根本思路。那个时候的经济研究很具有思想性，但是学术
性不够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学术规范大大提高，但是同时似乎思想性显得不够了。
没有学术性和学术规范就不可能有科学性，学问就没有坚实的基础。但是如果思想性不
强，尽管研究符合学术规范，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就不会太大。我们渴望的经济研究是“
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并不容易做到。
第二是聚焦重大问题与追求技术严谨的关系。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经
济学者，他们能够提出并研究大问题，那些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大局的根本
性问题，尽管他们当时掌握的研究工具并不精致，方法也不很严谨。新一代经济学者的
经济学技术功底要比上一代强很多。但是目前的倾向是多从文献出发和从工具出发，再
去寻找问题；而不是从问题出发，特别是从大问题出发，去寻找工具以回答问题。基于
文献和工具的研究方法并不错，科学研究也都需要运用已有的文献和工具，特别是前沿
工具。但是如果从技术工具出发，从手头有的数据出发，去研究不是很有意思的小问题
，那就有问题了。我们希望的是研究重大问题，同时能够使用最先进的方法和技术，并
得到有创建的结果。
第三是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中国相关的经济问题不
仅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因为它直接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是我们最具比较优势
的——因为我们熟悉中国经济运行的细节，掌握较多的案例和数据。但是，研究中国相
关问题容易过度强调中国特色而使研究结果失去一般性，这无疑会减弱其研究结果的力
量。如果能把在研究中国相关问题中发现的道理上升到一般规律，这不仅能对经济学的
一般理论有所贡献，反过来还能加深对中国相关问题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研究中国相
关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发现和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分析工具。诺贝尔经济
学奖更多的是授予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一般性经济问题取得的突破，包括在研究工具和
方法论方面的突破。这种一般性的突破反过来对研究中国相关问题也会极有帮助。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学创新
认真思考和平衡以上三个关系是取得经济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经济和世
界经济进入“新常态”之时，中国和世界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提供
了新的研究课题，这是经济学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经济进入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进而向高收入迈进
的一个长时期的状态。伴随这种新常态的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目标多元化，经济增长
更多地依赖创新驱动。不过，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并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本身并不
是新问题，之前的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早就做到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带
来的两个不同于以往这些例子的新元素是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中国经济新常态中
的这两个新元素会引发新的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并且有可能产生具有思想性和一般性
的研究结果。
第一是中国的规模导致的中国作为崛起的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中国进
入人均中等收入与之前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比如韩国）都不一样的原因是中国的总量
：近14亿人口使得中国在只有接近美国人均GDP的1/4（PPP）之时就已经同美国的经济
总量相当（PPP），占到全球GDP总量的16%。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但是由于发达经
济以及受其影响的全球经济都有可能出现“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状况
，中国相对较高的增速使得中国经济增量部分占全球经济增量部分1/3左右或以上的时
间有可能并不短。
中国的规模会引发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商品市场和贸易的
影响、中国改革和市场变化对全球货币、资本和人才市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崛起引发
全球游戏规则的改变，都是新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大问题。中国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也
有可能改变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中国14亿人
口的巨大规模和中等收入水平不仅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也提供了巨大的创新供给，
这类情况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回顾历史，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初超越英国经济的时候全国
人口只有7000多万。
第二是中国的制度引发的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制度中的最大特点或
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就反映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与商的关系
中。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高速增长的国家和
地区）像中国这样，政府如此热衷于经济发展，政府如此紧密地与经济发展相融合，政
府有如此强烈的激励去实现经济增长。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成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三十多年，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帮助之手”。另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也造成了
一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如果经济“新常态”意味者这种政商关系的终结，那么
未来政商关系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政府官员的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家，如何影响政
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经济新常态中的新的重要问题。
政商关系对经济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另一方面则是反过
来的关系，即经济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而中国的制
度演变，特别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发展的互动，提供了验证已有理论假说和发展新理论的
机会。从实证的角度，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对政治和政府
的影响会引发经济学的创新。因此，很有可能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将会由此出
现新的生机。
对于以上这两类由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引发的新常态下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
学者有一定的优势。不过，要使得研究兼得思想性和学术性，既抓住大问题又符合技术
严谨性，同时又达到一般性，非有创新不可。
世界经济学家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兴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随着中国经济更加开
放，经济研究也应该更加开放。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和方式，让世界经济学家与中国
经济学家一起研究那些由新常态引发的新问题，共同驱动经济学的创新。我们期待中国
经济学家在这个历史的机会中，对重大问题做出既有思想性又有一般性的经济学创新。 |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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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创新在中国特别需要平衡以下三种关系：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关系，聚焦重大问题
和追求技术严谨的关系，以及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关系。经济学创
新往往发生在这些关系的平衡中
钱颖一 | 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经济研究》创刊60周年来，见证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并
由此带来的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伴随改革开放，《经济研究》积极推动了在中国的经
济学学术研究水平。在《经济研究》创刊60周年之际，思考新常态下的经济学创新，对
于下一个60年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学术研究新常态与经济学创新
近30多年来，《经济研究》伴随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迅速成长。《经济研究
》作为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学术期刊，鼓励经济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方法
，研究中国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反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的学术规范性和严谨
性。《经济研究》在国际引用率居所有中国经济学学术期刊之首，对提高中国经济学界
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这些年来学习和借鉴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方法、工具和学术规范，目前中国的
经济学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下，经济学创新变得更加重要
。我在这里提出，经济学创新在中国特别需要平衡以下三种关系：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关
系，聚焦重大问题和追求技术严谨的关系，以及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
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可以表现为一种“得失交换”（trade-off）关系，或一种“矛盾
”关系，也就是说容易顾此失彼。但是，经济学创新往往发生在这些关系的平衡中。
第一是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关系。思想是对问题的深刻洞见，而学术则强调研究的规
范。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初期，中国的经济研究更多的是学习和研究市场经济的基本
思想以及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根本思路。那个时候的经济研究很具有思想性，但是学术
性不够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学术规范大大提高，但是同时似乎思想性显得不够了。
没有学术性和学术规范就不可能有科学性，学问就没有坚实的基础。但是如果思想性不
强，尽管研究符合学术规范，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就不会太大。我们渴望的经济研究是“
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并不容易做到。
第二是聚焦重大问题与追求技术严谨的关系。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经
济学者，他们能够提出并研究大问题，那些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大局的根本
性问题，尽管他们当时掌握的研究工具并不精致，方法也不很严谨。新一代经济学者的
经济学技术功底要比上一代强很多。但是目前的倾向是多从文献出发和从工具出发，再
去寻找问题；而不是从问题出发，特别是从大问题出发，去寻找工具以回答问题。基于
文献和工具的研究方法并不错，科学研究也都需要运用已有的文献和工具，特别是前沿
工具。但是如果从技术工具出发，从手头有的数据出发，去研究不是很有意思的小问题
，那就有问题了。我们希望的是研究重大问题，同时能够使用最先进的方法和技术，并
得到有创建的结果。
第三是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中国相关的经济问题不
仅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因为它直接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是我们最具比较优势
的——因为我们熟悉中国经济运行的细节，掌握较多的案例和数据。但是，研究中国相
关问题容易过度强调中国特色而使研究结果失去一般性，这无疑会减弱其研究结果的力
量。如果能把在研究中国相关问题中发现的道理上升到一般规律，这不仅能对经济学的
一般理论有所贡献，反过来还能加深对中国相关问题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研究中国相
关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发现和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分析工具。诺贝尔经济
学奖更多的是授予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一般性经济问题取得的突破，包括在研究工具和
方法论方面的突破。这种一般性的突破反过来对研究中国相关问题也会极有帮助。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学创新
认真思考和平衡以上三个关系是取得经济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经济和世
界经济进入“新常态”之时，中国和世界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提供
了新的研究课题，这是经济学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经济进入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进而向高收入迈进
的一个长时期的状态。伴随这种新常态的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目标多元化，经济增长
更多地依赖创新驱动。不过，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并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本身并不
是新问题，之前的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早就做到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带
来的两个不同于以往这些例子的新元素是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中国经济新常态中
的这两个新元素会引发新的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并且有可能产生具有思想性和一般性
的研究结果。
第一是中国的规模导致的中国作为崛起的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中国进
入人均中等收入与之前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比如韩国）都不一样的原因是中国的总量
：近14亿人口使得中国在只有接近美国人均GDP的1/4（PPP）之时就已经同美国的经济
总量相当（PPP），占到全球GDP总量的16%。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但是由于发达经
济以及受其影响的全球经济都有可能出现“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状况
，中国相对较高的增速使得中国经济增量部分占全球经济增量部分1/3左右或以上的时
间有可能并不短。
中国的规模会引发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商品市场和贸易的
影响、中国改革和市场变化对全球货币、资本和人才市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崛起引发
全球游戏规则的改变，都是新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大问题。中国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也
有可能改变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中国14亿人
口的巨大规模和中等收入水平不仅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也提供了巨大的创新供给，
这类情况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回顾历史，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初超越英国经济的时候全国
人口只有7000多万。
第二是中国的制度引发的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制度中的最大特点或
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就反映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与商的关系
中。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高速增长的国家和
地区）像中国这样，政府如此热衷于经济发展，政府如此紧密地与经济发展相融合，政
府有如此强烈的激励去实现经济增长。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成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三十多年，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帮助之手”。另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也造成了
一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如果经济“新常态”意味者这种政商关系的终结，那么
未来政商关系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政府官员的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家，如何影响政
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经济新常态中的新的重要问题。
政商关系对经济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另一方面则是反过
来的关系，即经济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而中国的制
度演变，特别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发展的互动，提供了验证已有理论假说和发展新理论的
机会。从实证的角度，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对政治和政府
的影响会引发经济学的创新。因此，很有可能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将会由此出
现新的生机。
对于以上这两类由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引发的新常态下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
学者有一定的优势。不过，要使得研究兼得思想性和学术性，既抓住大问题又符合技术
严谨性，同时又达到一般性，非有创新不可。
世界经济学家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兴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随着中国经济更加开
放，经济研究也应该更加开放。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和方式，让世界经济学家与中国
经济学家一起研究那些由新常态引发的新问题，共同驱动经济学的创新。我们期待中国
经济学家在这个历史的机会中，对重大问题做出既有思想性又有一般性的经济学创新。 | m***e
发帖数: 428 | 3 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向世界
《光明日报》（ 2016年03月02日 15版）
●对话人：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周 文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张 雁
缘起：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
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
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
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改革
开放30多年来，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和不断创造的历史辉煌，中国
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绩斐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闪烁着中
国智慧、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但毋庸讳言，对西方学术的盲目“迷信”和
“崇拜”，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经济学界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主流经济
学历来是大国经济学，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应如何走向世界？如何构建一个立足中国国情
与当代中国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
系？中国的经济学者该如何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这是值得学界深入思考的话题。为此
，经济学专刊特邀请林毅夫、蔡昉、周文三位学者就此展开对话。
主持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创造了举
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实践创造和鲜活的宝贵经验。有一种说法，
谁解释清楚了中国经济现象，谁就能够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经济
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
现象。能否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林：理论的创新总是来自于一些新的不能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我国经济改革和
发展过程中恰恰充满难以用现有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国际上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对我国改
革开放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屡屡做出不正确的判断，其原因应该出在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
论上。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在分析转型和发展问题方面存在根本缺陷，比如，对我国双轨
制改革的前景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充满悲观，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出的药方，中国改革就应该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
休克疗法，其理由是：一个经济体要有效运行，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包括价格由市
场决定、产权私有、自由化、政府平衡预算。但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遵从华盛顿
共识，而是推行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开放，对没有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立即私有
化，而是继续给予转型期的必要保护。由此，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的国家维
持了30多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蔡：最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理论解释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不在于数学模型，而在于解释力和经世济民的实效。过去30多年，中国实现了世界经济
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减贫奇迹，经济学在其中无疑发挥了积极而显著的作用。
理论成果看上去是滞后于鲜活的实践的，但许多学术成果和对实践的总结，有助于
在顶层设计中帮助决策，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这是为什么经济学能够成为“显学”的原
因。西方经济学也讲发展理论，也讲制度变迁，但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遵循新自由主
义归纳的那些教条——如“华盛顿共识”，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着眼于“三个有利于
”，选择了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和地方政府与群众实践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方
式。中国经济学者如果能够对此进行很好的总结和理论提炼，就是打破了西方经济学“
神话”和“圭臬”的经济学理论创新。
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但在实践上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理论上也有
很多丰硕成果。比如，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过程，就体现了中国经济学者的理论创
新。在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政府与市场是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零和关系”，而
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增长实践则证明了两者可以是互补的“正和关系”，林毅夫教授把它
精炼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再比如所有制结构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收
入分配理论，这些都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贡献。
从科学性和成熟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或许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难以理解和
认同的，但经济学作为一种入世的学科，经世致用才是其目的和本质。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一直以中国人能理解的语言履行着自己的使命，立足中国实践，解
决中国问题。以西方经济学界对科学完美性的标准，是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水平
和成就的。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巨大变迁，本身就证
明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成功。
主持人：三位都认为应该总结中国经济实践当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并将其上升到
理论的高度，做出系统性的经济学理论总结。能否这样理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
国家，从中国发展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经济理论，可能更侧重于发展与转型，因而也更能
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作用？
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各个发展中经济体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追求国
家现代化。当时国内知识界普遍有一种认识，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定有他的
道理，因此积极到西方国家学习，希望把西方理论拿回来运用，帮助我国实现现代化。
但仔细研究过去70年的历史，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理论去制
定政策并让国家成功的。极少数的几个成功的国家或经济体，他们主要的政策在推行之
时，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适性。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总结
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形成的，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一样，因此这个理论拿到
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其实，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也不一
定适用，所以才会有旧的理论不断被新的理论替代的情形。
现在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跟
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条件是比较相似的。中国经济学家根据中国的成败经验总结
出来的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会比发达国家的理论要高很多。
蔡：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从特有的国情出发的，避免了生搬硬套，这本身就是
一个重要的经验，值得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一般性规律，并以此丰富经济学知识宝
库。
与此同时，中国的实践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有诸多共同之处，有大量成功
经验和走弯路的教训，值得用科学的方法提炼、概括和抽象，创建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实
际的发展经济学。例如，中国减贫扶贫的成功经验为世界瞩目，也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
的羡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以其特有的方式而著称。虽然
“华盛顿共识”在国际经济学界广受诟病，但只有中国经验能够提供另一种成功的选择
，中国学者有责任把这些经验从工作层面上升到理论高度。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用经
济学的方法来理论化，否则传播的范围就不够。
周：中国奇迹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在这个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奇迹背后，一
定潜藏着当代主流经济学没有完全涵盖的经济逻辑。对“中国经济学”的呼唤，不仅是
对更具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诉求，更是对经济学整体普适性提升的一种渴望。未
来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顺应经济学发展趋势，既能对特定的中国问题做出现实性的解释，
又能推动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整体进步。
主持人：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为经济学理论的成长与创新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但中国经济在实践上的探索远快于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学术创
新还明显落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经济学者们依然任重而道远。展望未来，应如何发
展新的经济学理论，引领中国经济实践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林：20年前，我曾发表了《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这篇短文，倡言以规范化的
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断言若能如此，不仅可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做出贡献，
也可以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要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首先必须把要解释的现象理解透彻，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错综复杂
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
，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以此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因此，吃透所要
解释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第一步。
在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学习掌握现有西方经济研究已取得
的成果是必要的，但在运用外来的现成经济理论来分析、理解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
中所出现的问题时，切忌生搬硬套。只有经过“创造性重构”的思维过程，弄清这个理
论所舍象掉的社会变量在我国同样是无关紧要、这个理论所抽象出来的几个变量在我国
同样是重要的变量时，这个理论对我们的经济实践才会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国内每年发表的经济学论著可谓不少，但到现在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
国际上没有得到多少承认，少数做得较好的也被认为是在为外国学者整理资料。产生这
一现象的原因当然不只一端，其中之一是：改革开放前，经济学界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
束缚，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在现有理论上有多大的创新。改革开放后，思想上的禁锢一旦
消除，理论界便出现了一片空白，经济学工作者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学习、引进西方现有
的理论成果上，这些工作自然得不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虽然近年开始有经济学者对
我国的经验、现象进行总结，但还止于描述的阶段，因此只能得到国外一些中国问题专
家的重视。
蔡：中国经济实践与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实践经验乃至教训
是理论创新的土壤和养料，所以理论看上去有一定的滞后性；另一方面，理论讨论往往
是在实践决策过程中发生的，既是受实践检验和审视的过程，同时也是指导实践的过程
。固然，理论抽象有赖于方法论的规范化和创新进步，这需要学习借鉴当代经济学的一
些成果，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技术和方法，但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需要中国特色的理论出
发点和方法论。
对于中国经济学者来说，应该克服两种倾向：一是避免过度数学化和计量化。经济
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人文科学，既要见森林（统计数据），更要见树木（现实生活
中的人）。因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创新经济理论。二是避免把工作中的观察
等同于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终究是一门科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经验科学的学科，因
此要按照学科规范来分析问题、抽象出理论，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检验，最终用于解释和
指导实践。
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进
行阐释和论证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丰硕成果，更重要的来源是中国经
济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国的发展奇迹使中国学者具有运用自己的经验检验已有理
论、创造新理论的底气和发言权，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已进入了全面自主创新
的新时代。可以预见，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经验基础上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规律的新
发现，必将汇聚成经济学理论范畴和体系的新革命，为世界经济学宝库增添中国财富。
应当承认，与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相比，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尚显滞后。一
方面，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比如，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缺乏基本规范，存在不
少片面、模糊甚至混乱的观点；再比如，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缺乏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
法和工具运用。另一方面，在引领经济学发展方向上缺乏厚重的理论支撑，引进来的多
，走出去的少，常常对外国理论生搬硬抄、拔高甚至神化，并以此标榜甚至“自以为”
站在了世界学术前沿。一些学者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将中国丰富
的实践和创新变成解释西方理论正确性的注解，习惯于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
主持人：中央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经济学如何在理论上全面系
统解读新常态？进一步地，新常态的提法是否可以看成是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蔡：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角度看有两层重要含义
。第一，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系列重要论述中，体现全新认识论的一个范例
。新常态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现阶段中国国情，还是
更积极、奋发向上的集结号，通过强调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帮助我们科学理性地
认识过去、把握今天、决定未来。第二，新常态这个概念内涵十分丰富，从科学判断经
济形势出发，提出了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要依靠改革、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型，转向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由于这
个理念既具有经济学的抽象力，有助于我们预测未来，又具有经济政策的实践力，所以
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同时也是一个将会通过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丰富、完善
从而与时俱进的理论。
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当年年底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正式宣布了对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并明确提出，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是中央对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正式界定
，对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发展理念、增长动力、增长结构和未来态势进行了初步论述，
基本形成了“新常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并总结了进入新常态三年来的经济实践，奠
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可以说，这是经济学理论的又一次创新。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说明对一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不应只关注短期的热点问题，
应该更加注重研究长期发展的问题。新常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在各种要素禀
赋、发展趋势、外部条件和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诸多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体内在机
制发生自组织变化而进入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我国提出经济新常态的研判，就是强调
经济发展要关注经济体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过程、相互作用的机制与变化的
方向。因此，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法可以看成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创新。
主持人：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
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
济学说”？
蔡：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推动了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实践，也形成了大量新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理论来源于实
践，正确的理论又反过来指导新的实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经济学理论工作者
面临的任务、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应该努力做好的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真正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把从国情出发作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出发点。越是中国的才越是世界的，从国情出发上升的理论
，不仅对我们自己的实践具有切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更有借鉴意
义。
第二，实践经验有时来自于个别事例，或者分别表现为个别事例，只有揭示每一个
事例和每一项经验背后的一般规律，才能升华为理论，否则也只是经验的堆砌，指导意
义就被降低了。
第三，理论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我们所要创立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是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理论，它必然与以往理论的发展一脉相承，更要
求达到指导我们今天和明天新实践的时代高度。
林：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国际化，不应舍近求远，而应以本土问题为入手点。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除了有利于我国经济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外，还将使我国的经济学
家更有可能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经常是在现有理论解释不
了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发生的，因此，即使是对国际思潮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理
论，在本质上也是某一特定社会的本土化理论。对我国目前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许许多多现象的解释和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我国的经济学家
从本土现象的深入研究中提出新的理论来，这样才能较好地说明产生这些问题的背后原
因，并找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周：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改革开放30多年的艰辛探索，为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目前至少已经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公有经济主体论、按劳分配与要素
分配结合论、经济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不同于西方
的、原创性的中国“术语”，是构成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
主持人：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向世界？能否构建一个全新的中国经济学学派，
进而能够在世界学术界起到引领作用？
林：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
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其
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
论的经济学家，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
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
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
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是英国，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我判断，最慢到2025年，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是美国
的1.5倍或者更高。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会
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现象，解释这个经济现象的理论会是最重要的理论。世界经济学的
研究中心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并迎来中国籍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并且
，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也会对其他面临和我国相似的条件和挑战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发展提供参考借鉴，帮助他们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蔡：最富有史诗意义的经济发展实践，是经济学发展的动力，把经济学研究推向了
一个又一个高峰。我们从未如此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的实践呼唤伟
大的理论，对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经济学的需求必将越来越强烈，不仅将用来指导中国
长期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且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成为我国的一种
软实力。
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我国各级干部深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保证中国经济
持续健康增长，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其次要求我国经济学家站在世界经济学
科发展的前沿，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否则中国奇迹就只能停留在经验层面而达不到理论
的高度；最后要求中国的经济学家及其成果要有更高的标准，胸怀更大的使命感，引领
国际经济学前沿。
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简单归纳和总结发生在中国的、与西方
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而是必须发现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这种前提性
的差异深藏于文化的差异之中。我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正是因为这种
文化差异，中国经济学才可能得以建立。文化是中国经济学的根和土壤，中国经济学研
究应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作为哲理性的范畴引入研究框架和范式，这样才有助于推动中国
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更有活力、更能引领发展的高度。
此外，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要尽快扭转只在“西方笼子里跳舞”的倾向，立足中
国现实，提炼中国问题，借鉴国外，融入国际，正确总结“中国理念”，科学概括“中
国经验”。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使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引领国际。 | m***e
发帖数: 428 | 4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应该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要从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属于我
们自己的理论。
文∣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座谈会上，希望学界能从中国的
实践总结出自己的理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
比较小，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所以要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
受的新概念、新理论，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我认为这个要求是非常正确的。
从以上考虑出发，我在新政治经济学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本文重点会就新政治经济学在
中国的意义、研究方向及对若干问题进行一些反思。
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国土面积超过欧洲，人口是欧洲的2.6倍。中国有自己的文化、
历史和政治传统。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实行的不是西式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体制的优
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这都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总结。
我们要以一个积极的态度对待这个体制。现在的知识分子和这个体制之间有一定的张力
。这个张力既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也许有知识分子不太认同
这个体制，觉得它顶多是过渡性的，几乎没有人认真研究它。在没有认真研究的情况下
否定现有体制，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的问题。
目前学界偏向于找些中国的数据，然后验证一下国外已有的理论，这样很容易在国外期
刊上发表。但是，一个十分不好的倾向就是，关于中国负面问题的研究更受到国外期刊
青睐，有损中国的声誉。这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我们问题一大堆。但关键是研究中国
问题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还是总结中国成功经验对经济学的贡献大？中国经济毕竟是成
功的方面更多。如果我们不去总结中国成功的地方，而是天天给中国挑错，实在辜负了
这个时代，辜负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
挑错很容易，哪个体制都不能避免错误，比如美国的枪支问题就没法解决。但是光挑错
是不可能构造出伟大理论的。相比之下，西方留下来的伟大理论都是为当时的体制辩护
，至少为他们认为先进的体制辩护。总结中国成功经验在国外发表文章可能会有难度，
但这不应该成为障碍，毕竟还可以在国内发表。
中国经济学界最可能对经济学做出贡献的是政治经济学。在目前的情况下把中国的政治
经济学搞清楚是十分重要的。经济学的优势在于有一整套的理论，以及经验研究的方法
。这是别的社会科学很难超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首先，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家与经济、社会的互动，研究什么样的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结论很简单，并把中国划入
反面阵营。我的一个硕士生学生在MIT（麻省理工）读的政治学博士，在课上和这本书
的作者阿西莫格鲁争论起来，说他对中国的看法是有问题的。阿西莫格鲁的回答是中国
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会撞上南墙。这种论断毫无意义。一个理论如果解释不
了过去30多年里世界上最成功经济体的成功原因，那他这个理论肯定是失败的。
目前已有一些理论研究，但是经验事实不多，研究者对现实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在美国
，大家都愿意做理论研究，因为一旦提出新理论后就可能有人跟着你做，但好多理论和
现实不符。我们中国经济学家要多做一些经验研究，先理解这个社会，然后才能上升到
理论。比如，平等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不平等如何阻碍经济增长，或者不平等如何在某
一个阶段阻碍经济增长、在某一个阶段促进经济增长？这些都需要研究。
其次，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这是个老问题，但没有研究透
。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经济是没意义的，政府当然要干预经济，美国政府也干预经济。
关键是以什么形式干预，在什么阶段干预，做什么事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起的
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方面还没研究清楚。
再次，新政治经济学偏重于研究国家层面的制度和制度变迁，不会去研究企业层面、经
济层面的。这是新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制度经济学或者新
制度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组织方式，特别是产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比较微观。
最后，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官员的激励问题。就中国而言，我认为应该研究的是主动
激励的作用，因为在其他国家都是被动激励。被动激励就是限定约束条件，让官员不能
做什么。“主动激励”是想让官员能做什么。
对比来看，老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组织方式、分配方式，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作为
老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资本论》是100多年前写的，是马克思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的
研究成果，注重阶级斗争。我们现在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是代表全体人民
的。新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更加广泛，注重研究当下的现实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对于若干问题的反思
对于建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评价。这方面的争论非常多。我认为要一分为二来看前30年
我们哪些地方成功了、哪些地方失败了，不能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基于意识形态进行
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偷懒的做法，不是学者应该有的态度。比如在工业化这个问题
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恐怕重工业化是唯一的选择。当时建立的重工业企业培养了很多
技术人员，很多企业现在能和国际一流企业竞争。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当年的重工业化
，很难想象有中国后30年的经济起飞。
社会改造的得与失。中国共产党是个现代化的政党，一直延续了革命的理念，深信社会
改造的作用，在社会平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其中妇女解放是个突出的例子，在1949
年之前，妇女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男人可以纳妾，女人要待在家里不能出来。我现在
的一个博士生研究1950年～1990年女性党员数量对性别失衡的影响，通过对1200个县的
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非常鼓舞人心：女性党员占全部党员的比例越高，这个县的性别
比例越平衡。为什么强调妇女解放？因为今天我们是在退步，女性地位在下降。现在女
性就业率只有62%，跟日本一样。这些都需要研究。当然，社会改造的破坏性也很大，
特别是“文革”，这也必须要承认。
对外开放。大家都说对外开放很重要。然而非洲国家比中国还开放，结果失败得一塌糊
涂。在这方面的教训还有拉美。对外开放没有错，但在开放的同时，还要做下面三件事。
第一，保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纪律。拉美为什么最后出现问题？就是财政部发债券
，然后由央行买进，实际上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最后导致通货膨胀。这跟国民党在内
战时候的做法一模一样。这样的政府不崩溃才怪。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政府在发
债方面比较谨慎，比如财政赤字长时间不能超过GDP的2%。最近到了3%，已经是一个非
常大的突破。
第二，促进经济发展，保护产权。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都在促进经济发展，不过在保
护产权方面做得不是很好，但是也在改进。
第三，有管理的对外开放。中国是在开放，但不是盲目的开放。在加入WTO之后，我们
知道哪些地方可能要受到冲击，并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拉美的开放就是无条件的，开放
之后政府啥也不做，很快就开始去工业化的过程。
中国对于开放的管理有不少例子。比如对于汽车产业，中国有股权比例、技术转移的要
求。以前对汽车产业保护太厉害了，几个合资企业躺着就可以赚钱。开放之后他们面临
竞争，就开始转移技术。现在合资公司生产的车越来越好，国产车占到30%～40%的份额。
另一个例子是关键行业的国内采购比例。我不是盲目的赞同要保护国内的产业，但是在
有些地方我觉得政府出手是对的。比如西电公司做的主要就是输电线设备，上世纪90年
代初期的时候经营困难。如果当时放手不管，西电公司就不存在了。刚好赶上了三峡大
坝建设，当时有国内采购比例的要求，一下子把西电公司救了。以后西电公司就有了钱
，不断发展，到今天可以跟西门子竞争。
最后一个例子是汇率制度。经济学家几乎一边倒的说固定汇率有问题，实际情况不见得
。不仅仅是中国采用固定汇率，西德采用了，日本也采用了，他们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
放弃。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直到1997年之后才放弃固定汇率。全面的否定固定汇率是不
对的，不能盲目地接受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观点。类似的还有出口补贴。
第四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有效的制度和制度变迁。非洲的利比里亚是从美国回去的奴隶
建立的，然后照搬了美国全套的制度，结果这个国家今天还是世界第二穷的国家。中国
的实践就是造就一大批适应型的制度。它们不是标准的制度，而是和现有制度相契合的
制度。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创造这种制度，这种制度看起来不符合理想主义，但是管用。
中国崇尚务实主义。务实主义，可以提到哲学的高度。
最后一个是对官员的正确激励。很多人认为，中国对官员的激励靠腐败，也就是政府放
手让官员去贪，只要官员可以把事情给做好就可以。这就是所谓的润滑剂理论。这是错
误的。如果说经济发展这么简单，那全世界早就发展起来了。西非腐败遍地，但就发展
不起来。
中国对官员的激励来自下面几个方面。一是升迁。经济学家对县、市和省级层面官员的
研究表明，那些在任期内保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官员更容易得到升迁。一个人进入体
制，最大的愿望是获得升迁；党内的提拔制度保证在平均意义上更有能力的官员获得升
迁，因而给官员提供了强烈的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二是地方财政。中国是世界上财政
最分权的国家，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更可能完成自
己的发展理念和抱负。这也是对官员的激励。三是文化和党纪。中国的儒家传统对统治
者和士大夫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直到今天这个传统仍然起作用，并被党纪所强化。
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要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
所谓“更大的贡献”，应该是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我们不妄自尊大，但也决不可妄自菲
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伟大实践是人类由古代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且走了
一条独特的道路。研究和总结这条道路不仅对中国有意义，而且对世界有意义。
与此同时，研究中国不是对现存制度的简单辩护，而是要推动它的革新和改进。在这方
面，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辜负这个伟
大的时代，要从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
文章来源：《南风窗》第2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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